我国经济改革时期中的腐败成因分析

我国经济改革时期中的腐败成因分析

李鼎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000

摘要: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由政府引领开展了以经济体制为首要目标的改革运动。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时期中，因存在着大量制度“间隙”，以及受转型时期同时存在的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造成我国经济改革时期中腐败现象丛生。腐败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痼疾。本文立足于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探讨了我国腐败产生的原因与腐败和经济改革时期中所产生的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关联性。

关键词:腐败;经济改革;腐败成因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李鼎(1993－)，男，广东广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14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腐败，是政府的通病。①

我国历史中涉及腐败的现象屡见不鲜。翦伯赞提到，“自殷商以降，跟着私有制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②。追溯至黄帝时期，蚩尤被描述成“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③。宋朝有官僚“黩货暴敛，十有六七”，元朝时有“贪污害民者十盖七八”，在明清时期则是形成“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弥漫天下”的危机，华夏土地可以说是“无官不贪”。④

一、概念的界定

(一)腐败

我们可先追溯腐败的本义来探讨“腐败”的内在含义。《中华辞典》释意为:“腐烂。《汉书·食货志》:‘太仓之粟，陈陈相音。充实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也泛指堕落。”《辞源》解释为:腐烂发臭，陈旧迂陋，腐朽败坏。以上虽然是指自然现象的物质变质，但客观描述的字眼下也能体会出腐败也意味着一种堕落、变坏的趋势。英国《牛津英语辞典》中陈列了腐败的九种解释，其中一种可用于政治生活的是:“因为贿赂或恩惠致使放弃公共义务，正直变质或被破坏，腐败活动的采用和存在主要和公共机构有关。”

现代社会，“腐败”这一概念被引用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可政治学术界关于“什么是腐败行为”这一问题的理解却各有千秋。桑图里亚(Josef J．Senturia)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第六卷(1993年版)规定了腐败的传统定义，即“滥用公共权力以谋私”⑤坦茨(Vito Tanzi)在桑图里亚之后给出了一个范围更广的定义，“腐败是通过关系而有意地违反规则从而在该行为中为私人或相关个体谋取利益”⑥。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对腐败所下的定义是“腐败是一种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⑦

(二)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是指经济的体制由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经济改革标志着经济活动从集权管制到分权自由，从全盘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封闭到开放。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从一个“全能”的角色，逐渐从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退出，这种转变使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减少，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经济，有了价格的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商品消费者评价高，资源就自然被引导到该生产什么样的商品。”⑧;这种财政分权化和行政分权化使政府和企业负责人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变大;伴随着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逐渐发展并在中国经济成分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许多公有制部门也走向了非公有化的进程;此外，在改革开放政策里确立的中国经济与此同时也加入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分工格局中。

二、经济改革机制中的腐败成因分析

(一)腐败成因的一般理论

产生腐败的原因，早期的研究者比较注重从伦理的角度挖掘腐败产生的深层根源，例如人性道德，资源的稀缺等角度解释腐败的产生。例如，“腐败总被看做是道德问题。腐败的原因是由于一些邪恶和不诚实的人获得了权力地位和公众的信任。”⑨而乔·S·T·奎(Jon S．T．Quah)则认为“如有足够多的资源能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就不会有腐败的产生，腐败根源于世界资源的稀缺。”⑩

苏珊·罗斯一阿克曼(SusanRose一Ackerman)认为腐败相当于贿赂，并使用委托一一代理理论解释腐败为什么发生。她认为腐败是“第三方以额外支付的行为来影响，改变代理人决策而且这笔支付代理人及第三方的费用均未上报给委托人”。在这种支付行为的过程里，由于第三方能够获取到同行业和其他竞争者无法掌握的资源，所以会存在着相对这笔支付而大得多的利益反馈。作为人民权力的被委托者，在本人的判断下(有学者认为是完全理性判断，公共选择流派则认为是有限理性判断)，在支付行为中收受贿赂，暂时获取了个人收益，因此腐败行为会产生。与此同时，她认为因现实信息必然存在着非对称性，所以作为人民权力的被委托人的官员自然就有了腐败，收受贿赂的机会。坦茨认为，如许可证、执照等某些特定的文件凭证，在不透明的管制体制下，存在着导致人民与政府沟通时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增加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往往会发生腐败行为。我们要注意到，拥有政治权力的主体，其身份都有双重性:作为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和作为自身利益的拥有者。

行为主义的盛行致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实证分析，许多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经济问题、法条例、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具体因素与腐败的关系。英国学者刘易斯(Arthur Lewis)认为“在某些国家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公务员的薪金太低”⑪。

在政治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对腐败的研究也随之深入，更多的人不再局限于用一种原因来解释腐败的问题，而是从政治制度、社会体系的大框架着眼，认为腐败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亨廷顿在这一阶段是关于腐败理论的权威学者。他指出，腐败的含义、程度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区分，这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所以，他提出了三方面原因:首先，现代化涉及人的价值观转变。其次，现代化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转变来加剧腐化。⑫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顿进而说明，“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⑬，认为现代化时期腐败的适度存在有其合理的一方面。

(二)经济改革产生腐败的机制

当前以“钱权交易”为特点的腐败，通常在以下二种经济环境下不会产生: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该体系下企业无法作为商品生产的竞争主体，货币和商品的规律无法起到主导作用，在这种条件下，权钱交易的难度非常大，基本可以杜绝类腐败现象的发生。另外一种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并非个人，各类资源要依靠市场以“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规律进行配置，而国家则仅仅依靠法律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资源配置进行宏观上的调控。配置资源的权力所有者的变化，使“权钱交易”依附的条件不复存在。在该环境下，唯一可以滋生腐败的或许是国家调控这一环节，但该环节也会因监督制度的健全和调控方式的规范化而使腐败行为的产生减到最少。综上所述，能够存在“权钱交易”的土壤和媒介，通常处于市场和计划之间，也可以说，是存在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阶段而形成的过渡体制中。

1．经济自由化与腐败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紧张对立，计划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在很长历史阶段内被认为是“水火不两立”，再有政府对企业的各种限制，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压制。自中国进入经济改革的进程来，中国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刻的探索，不断地对政府的定位进行调整，使得政府逐步从市场应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中退出，在市场的准入、定价、行政审批等诸多领域放松管制，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显著提高，但也要注意的是这，经济的自由化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作用。

首先，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资源都被掌握在政府手中。可随着市场价格机制作为新的因素被引入进经济改革的政策里，原有的体制并未完全废除，这直接产生了经济资源的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并存的局面。在这种价格“双轨制”过程里，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从事寻租活动，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转移到市场。同时，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也使部分掌控社会资源的商人在获得了一部分财富后利用便利跻身官场，将市场中的牟利思维带入到公共权力的运作之中。另外的部分从商者则利用价格差来谋取暴利。其次，随着市场的逐渐开放，国家开始在一些领域允许市场进入，可是由于原有体制僵化，审批非常繁琐与严格，使得行政审批成为腐败多发地带。一些私人企业往往通过私人关系或贿赂行为谋求经营许可的批准。

2．分权化与腐败

裴敏欣⑭一研究指出，财政的分权化改革使国家财政收入的水平大幅降低。财政的分权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资源的再分配能力，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基层公务员与环节干部的收入与福利得不到持续保障，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黑洞，这种状况为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提供了隐性的空间。

“一说到政府内部腐败，多数人会马上想到围绕供货和服务合同而产生的行贿受贿行为”⑮。政府的采购通常是产生腐败的重灾区。从行政分权化之后，经济和行政的决策权从中央逐步向地方过渡、转移，其中涵盖了投资的决策权、项目的立项权等。所以，许多重大项目的审批权转移到地方，这使地方政府在采购活动中的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政府采购规模愈发庞大，则为腐败提供了大片的土壤。

3．非公有化与腐败

非公有化意为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非公有化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⑯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二是私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的提高。

非公有化，作为产权制度的改革，其中大片的公私利益转换领域无疑是腐败分子的乐土。首先，国有资产的非公有化为少数投机分子利用改革窃取公有资产创造了时机，不法商人通过行贿和私人关系使得原先的国有资产被压低购价从而得谋取暴利;其次，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腐败的需求量。其中大片涌现的新经济主体作为政治上的弱势方，往往用行贿的手段谋求资源和保护。

4．经济全球化与腐败

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整个过程就蕴含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里。经济全球化改革在我国主要包含外资投资、国际贸易及人员国际交流三种形式。

首先，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的行政体制转变滞后，相对僵化。与此同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诸多意识使政府对经济干预依旧很多。许多外国投资商人为提高办事效率，获取有利自己企业的政策法规，经常会通过行贿的方式来换取一个良好的未来企业发展空间;第二，在国际贸易行为中，大量企业存在着通过行贿获得进口指标、出口配额，退税优惠和补贴的可能;最后，全球化也使得腐败分子以对外交流的名义秘密转移赃款、外逃更加容易和隐蔽。

三、结论

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如何滋生腐败的机制原因。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里，经济体制转变作为改革的关键一环发生了重大转变，旧的制度体系被打破，过去的秩序受到了冲击，相比改革前涌现了大量新的经济主体和经济现

象，这助长了投机行为的发生。而新的应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这就产生成了制度的“真空”，给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这种经济上的转轨呼唤着新的法律体系。⑰所以，我们要努力地找到腐败产生的制度根源，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依靠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注释］

①Carl．J．Friedrich，，Man and his government: 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New York: McGraw－Hill，1963，p．167．

②翦伯赞．贪污列传序［N］．新华日报，1945－9－2．

③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第17页。

④盛瑞裕，周腊生主编．肃贪通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3．

⑤［新西兰］杰瑞米·波普．制约腐败——制约国家廉政体系［M］．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5．

⑥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11．

⑦［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45．

⑧张维迎．理解中国经济改革［J］．读书，2008(7)．

⑨Gerald E．Caiden and Naomi J．Caiden，“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37，No．3，May－Jun．，1977，p301．

⑩Jon S．T．Quah，，Curbing corruption in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x Countries，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3，pxii．

⑪［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03．

⑫［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45－47．

⑬［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53．

⑭裴敏欣．分权化是否会导致腐败?［J］．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2002 (47)．

⑮［新西兰］杰瑞米·波普．制约腐败——制约国家廉政体系［M］．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293．

⑯裴敏欣．分权化是否会导致腐败?［J］．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2002 (47)．

⑰［波兰］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M］．刘小勇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