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思和民间立场下的历史书写

谭本龙

（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

【文学研究】

论陈思和民间立场下的历史书写

谭本龙

（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

陈思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学术主张与实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民间”是他建构文学史的一个立场，通过不断对“民间”理论的挖掘、探讨和实践，使其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史视角，观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的起伏命运，同时还为知识分子精神文化传统的建立指出了一个文化空间。这一系列的研究、实践使文学史极大地丰富起来，不少被遮蔽的现象也浮出水面。

陈思和； 民间立场； 文学史； 人文精神

陈思和教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论是其“民间”的提出，还是其“整体观”和“人文精神”的倡导，他的学术理论和实践都影响了许多文学研究者，具有开拓的学术意义。

陈思和的学术观点与他的学术实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民间”是他建构文学史的一个立场，在《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中，陈思和教授将民间文化形态定义为：“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之形态。”［1］138-139此后，潜在写作、隐形结构、战争文化心理、共名与无名等的发掘和整理，极大地丰富了民间的相关理论。而对作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史的相关研究则是其“民间”理论的具体实践，如《〈骆驼祥子〉：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民间和现代都市化——兼论张爱玲现象》、《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等，显示出了“民间”对他的重大影响力。他以“民间”为独特的文学史视角，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同时还为知识分子精神文化传统的建立指出了一个文化空间。这一系列的研究、实践使文学史极大地丰富起来，不少被遮蔽的现象也浮出水面。

一、文学史的“重写”

1987年，陈思和依靠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念，提出了“新文学的整体观”：“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整体……这一整体将随着现代社会诸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2］，旨在以宏观、整体的视角来沟通、联系整个中国文学史。随后在“整体观”的指导下，陈思和于 1988年和王晓明倡导“重写文学史”，他们在《上海文论》上开辟专栏，希望能通过“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3］。

这一主张的提出是有原因的，中国历史的写作历来就有正史和野史之分，显示了历史写作的不同方法，同时也显示出写作者历史意识及立场的不同。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写作更是体现了一种权力化的写作方式，“庙堂的历史意识”成为贯穿文学史写作的主流，这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一种话语模式，即以主流意识形态来评价、展示历史。这种写作方式集中体现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消融了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学史写作。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尤为引人注目。而他们提倡的“重写”，并不是要抹去原有的历史，也并非是不赞同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历史，而是力图摆脱“革命史传统教育状态”，打破一元化的写作模式，以审美性、多元性构建一种个人化的文学史叙述方式。

为此，陈思和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实践活动，包括对战争文化心理、无名与共名、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现象等的研究，建立了“一种宏大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自主的文学史史学体系”［4］，在这个体系中，看起来各个理论相互独立，实则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即受到“民间”立场的支配。

陈思和重点研究抗战以来的文学史。他以“民间”为思想立场，认为抗战以来的文学史应是“三分天下”的格局，即——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文化形态以及民间文化形态。这一独特的文学史观念打破了单一的、权力化的文学史划分，促成了文学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民间”这一概念在陈思和认为，仅仅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并且就其本身的方式得以生存、发展，并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现实性文化空间”［1］175。

民间文化形态的发展是有其轨迹的。从辛亥革命到抗战，中国文化的三大领域基本处于隔裂的状态，此时的文化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庙堂”和“广场”之间，因为社会在中西文化的夹击下而内乱外祸，统治阶级没能建立持久的文化体系；而知识分子受新思想的影响，与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了严重分歧，于是在“庙堂”之外建立了一所“广场”，这是“在被驱逐出庙堂之后构筑起继续参议政事的价值空间”［5］；此时的民间文化处于政治权力控制的边缘区域，被排斥在精英文化传统外。

从抗战爆发到文革时期，战争给了民间文化发展的机会，此时才形成三种文化形态鼎足而立的局面。这一段文学史主要体现的是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的改造。在这个阶段，中国文学建构起了当代文化规范，这是国家权力意识形态主导和支配的，是战争文化心理造就的。在这一时期，战争作为一种影响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已深入到了人们的深层意识中，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及文化心理。在这个阶段中，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是明显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张团结大众，因而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知识分子就需要深入大众中，改造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文化规约，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由“先锋和桥梁”的身份转变成现时被改造对象的身份。而民间文化在这一时期是国家意识形态依靠的对象，是文学创作倡导的对象，国家意识形态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渗透和改造，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延安时代对旧秧歌剧和旧戏曲的改造”；第二阶段表现为赵树理道路的悲剧①延安时期的赵树理被称为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人物”，其文学话语一直被定义为新话语秩序的典型，但这些荣誉却没能“使他躲开各种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由于赵树理的创作与当时的文学规范存在一些错位，致使赵树理深受政治话语的批判，这也就造成了当代文学不同时期对赵树理的不同评价。；第三阶段是“‘文革’时代的样板戏和民间文化回归大地”。

然而，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性使它处处显示出反改造、反渗透的特点，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即是“民间隐形结构”。这种结构是指民间的文化形态潜在地、碎片化地呈现在文本中，成为文本中的另一种话语，从而构成一种隐形的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一批在当代文学一体化创作时期获得了主流文化认同，并且在如今看来也有一定的魅力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如，《沙家浜》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有些人物形象和情节成为政治符号，但传统的民间文化中“一女三男斗智”的模式是作品中的隐形结构，为其增添了艺术活力。又如，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深层艺术力、被人们称赞更多的反而是那些来自民间的，并真实地具有民间特性的落后人物（小腿疼、三仙姑、吃不饱等）形象。可见“隐形结构”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民间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生存和发展。

正如陈思和在《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中所指出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间才作为一种自觉状态被加入文学史，在此之前只能以隐形结构出现在知识分子和公开的主流话语里。

陈思和重点从“庙堂”（国家意识形态）、“广场”（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民间”（民间文化形态）三个方面梳理了抗战爆发后到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史，而“民间”一直是陈思和关注的重点。陈思和以“民间”的立场建构文学史，不仅改变了单一化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丰富了文学史的写作，而且展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形态以及民间文化形态之间在各个时期互渗、互通的复杂关系。

二、人文精神的“重建”

“民间”相关理论的引入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建构，使我们看到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知识分子话语受到阻碍时，民间话语就开始活跃，而一旦知识分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民间文化形态则再次呈现为隐匿的状态。但换个角度看，会发现，整个文学史也反映出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为重返“庙堂”而建立的“广场”；抗战爆发，使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抑或是自我改造）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努力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如寻根文学；20世纪90年代精英文化传统瓦解。可以说，陈思和在关注民间文化形态的同时，也相当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认为“文学史所呈现出来的曲线，正折射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被扭曲的现实”［6］19。

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现有的文化体系，使得文学也逐渐悖逆本身，文学的精神价值、审判价值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文学的商品化和边缘化。由此带来的，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危机，他们淡化了文学为社会、国家、历史的重任，走向了利益化的道路。他们为了博取大众的关注，不顾文学的艺术标准，执意创作出市场化的文学作品。在他们看来，人文精神的价值标准已然缺失，文学优劣也已然是以经济利益和大众接受度为标准来判断的。

面对这种情况，1993～1994年间，包括陈思和在内的上海学术界发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旨在重新建立中国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以达到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陈思和认为，“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民族精神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6］18。

陈思和积极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提出了“民间岗位意识”，它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知识分子的谋生职业”；第二种则是“知识分子如何维系文化传统的精血”。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中，经历了三种意识形态：依附于“庙堂”的意识形态、为重返“庙堂”而建立的“广场”意识形态、依靠“民间”的意识形态。这三种意识形态尽管不同，但知识分子为文化传统所做的努力和争取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知识分子所应担负的责任。陈思和认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是属于第一种意识形态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为重返“庙堂”，而在“广场”上的一次努力。她们在“广场”上尽情地倾洒着自己的激情、表达着自己的诉求，力求揭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形成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文化形态。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关注的一种表达方式，是通过在“广场”上的努力，来促进社会的改革，是与“庙堂”进行对话的文化空间。这个文化空间具有相对自由和相当影响力的特性，知识分子能够以饱满的民主精神来参与到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去，进而展现自己传统的岗位意识。但此后的知识分子却一直在徘徊、彷徨，各个时期的“广场”文化价值也逐渐凸显出了不适应性和虚妄性，知识分子一直没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而民间文化的兴盛反而使其得以安身立命，有了新的“岗位意识”，形成了依靠“民间”的文化形态。这种转变看似与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精神相背离，是对现实的妥协，但更深层的则是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社会的一种有效方式，反而凸显了其自身的价值和传统的诗教观念。如，莫言的《红高粱》被称为是新历史主义的作品，在小说中，莫言的历史意识就是立足于民间立场的，他有意淡化、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元历史叙述，而是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资源，书写了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又如，山西新锐作家葛水平在新时期创作出了许多立足于民间文化的文学作品，展现了民众对苦难人生的坚韧和执着，表现了作者对民间文化的赞扬和坚持。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依靠民间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知识分子才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岗位意识，实现了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民间文化形态一直都存在于历史中，只不过知识分子的话语长期处于显性的状态，致使民间话语一直被遮蔽着，这两种话语在历史中是此消彼长的。而陈思和“民间”以及“民间岗位意识”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迷茫、徘徊状态的一个思索。陈思和也曾提到，民间文化是“一个新的可以作为知识分子价值依托的因素”［7］，显然这是他为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的一种努力，是提供给知识分子以建立自身文化价值的一种方式，显示出对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与反思。

三、民间理论的探究

陈思和以“民间”为立场写作文学史，不仅突破了单一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为建构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提供了可能性；他还立足知识分子的命运，为建立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和传统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但仔细研究其“民间”的相关理论，会发现有些问题是需要继续探究和深入的。

（一）抗战前的民间文化形态不一定就是民间文化的“沉”，抗战后的民间文化不一定就是民间文化的“浮”

在《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中，陈思和认为20世纪以来“三分天下”的文化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对于民间文化就体现出了“沉”与“浮”的变化。民间文化在抗战前是被忽视的、静默的，而抗战的爆发才“给了民间文化蓬勃发展的机会”［1］134。其实两种历史时期的民间文化一直都存在于文学史中，但存在的方式是不同的。对此，王光东也曾作出解释：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要有三种民间理论，即“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民间观，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的民间观”［8］，抗战前的民间文化形态主要是属于第一种。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比如鲁迅对民间文化的态度就是具有二元性的，既对民间文化持批判态度，揭露其中根深蒂固的陋习，又充分吸收了民间文化的成分。其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是具有民间文化特质的，都是依靠民间文化得以塑造的，但与此同时鲁迅还批判、揭示了民间传统文化中愚昧、保守、封建的文化心理等。可以发现，抗战以前的民间文化形态很大程度上被知识分子所利用，并以文本的形式显示出来，这就说明抗战前的民间文化并不是低沉的，它是一直被知识分子改造和利用，一直存在于文学领域中的。随着抗战的爆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的颁布，使民间文学与政治相联系，这才使民间文化呈现出显性的状态。从这方面讲，抗战前的民间文化形态并不是民间文化的“沉”，抗战时期的民间文化形态也不一定是民间文化的“浮”，只是抗战前的民间文化形态不同于后期的形态，是一种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文化观。但这并不是说陈思和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是说抗战前的民间文化缺失是相对隐形的，抗战爆发后，民间文化才逐渐显性出来。

（二）文本的隐形结构、民间文化内蕴与文学艺术性的价值问题

陈思和对“民间”、“民间隐形结构”是非常赞扬和推崇的。当然其独特的魅力也确实存在，用民间隐形结构来发掘文学所具有的美学意味、审美价值是一种独特的观点，但如果单纯把文本的隐形结构以及民间文化内蕴作为判断文学艺术性的价值标准，就有些简单化了。因为决定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层面很多，有文字、层次、节奏、情节、人物、结构、主题等等，结构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判断作品的艺术力应取决于作品总体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程度。

（三）“民间”理论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陈思和在《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导言》一文中，认为老舍、张爱玲等的文学创作中蕴含着浓厚的民间文化特质。在《民间和现代都市化——兼论张爱玲现象》、《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中，也集中研究了张爱玲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形态，这里的民间文化形态明显是指向都市文化的。陈思和在《民间和现代都市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中就明确指出，都市也是存在民间文学传统的，这不同于乡村民间文学，而且现有的民间相关理论是不适应都市民间文学的研究的。这是为民间理论的深入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也是为都市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解读的方向，更丰富了民间理论以及都市文学的研究。这一系列关于都市民间文学的研究目前已得到了一定的展开，但还需要继续深入地挖掘。

总之，陈思和从“民间”的立场进行历史书写，是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的，尽管有些理论的阐释有待考究和完善，但他为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丰富了文化史的发展，对学术界贡献巨大。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转引自王光东.陈思和学术思想的意义［J］.文艺争鸣，1997，（3）.

［3］ 转引自周立民.重写文学史［J］.南方文坛，2000，（5）.

［4］ 林建法，程光炜，王尧.致力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的探索——“陈思和文学思想学术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1，（2）.

［5］ 裴毅然.陈思和批评思想之概述［J］.文艺评论，1998，（3）.

［6］ 转引自陈薇.陈思和的文学史观念及实践初探［D］.牡丹江师范学院，2010.

［7］ 转引自房芳.世纪末文坛的“民间”与“知识分子”论争［D］.吉林大学，2004.

［8］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Chen Sihe's from the Folk Stance

TAN Benlo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Gui Zhou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BiJie， GuiZhou 551700， China ）

Professor Chen Sihe is an influential literary historian and literary critic in China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e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s of Professor Chen Sihe's academic road， it will find the inherent unity and coherence in his academic practices. "Folk" has become a position of Chen Sihe's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He formed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as he constantly excavated， investigated and practiced on the "folk" theory. He took ca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ups and downs of intellectuals' fate. And he pointed a cultural space to the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establishment. This series of studies amd practices so greatly enriched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t also made a lot of shadowed phenomena being surfaced.

folk stanc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umanistic spirit， Chen Sihe

I206

A

1673-9639 （2015） 03-0109-05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宋志勤）

2015-02-13

谭本龙（1973-），男，贵州大方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