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戏谑诗风成因探析

周春艳

（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黄庭坚戏谑诗风成因探析

周春艳

（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除了常见的奥峭奇崛，黄庭坚的诗歌中也不乏带着戏谑、调笑口吻的诗篇。这些诗歌的题目或小序中常带“戏”字，如“戏题”、“戏嘲”、“戏作”等等。还有一些虽题目不带“戏”字，但字里行间充满了戏谑，形成幽默、诙谐的风格。黄庭坚这种戏谑诗风的形成，和其求新求变的诗歌创作倾向，儒、佛、道合一的世界观及其坎坷的仕途所导致的避祸心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黄庭坚； 戏谑诗； 戏谑诗风； 成因

对于文学作品风格的成因，古今中外多有讨论。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强调创作主体个性对作品风格的影响；刘勰的“体性论”继承曹丕的理论传统，继续以“文才”和“个性”二者去探讨作家创作及其个性的关系；法国作家布封（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则强调“风格即人”。然而，正如《礼记·乐记》所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薛永武、牛月明在《<乐记>与中国文论精神》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探讨，认为“《乐记》以治世、乱世和亡国为社会背景，进而揭示了社会状况对艺术创造的深刻影响”［1］62。同理，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也会受到当时社会状况和政治背景的影响，所以孟子才提出著名的“知人论世”说。

黄庭坚被尊为江西诗派的祖师，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推崇“以才学为诗”，作诗喜用典，形成了奥峭奇崛的风格。然而，奥峭奇崛并不能代表黄庭坚全部诗歌的特点。事实上，黄庭坚的诗歌中还有一部分戏谑诗。这些诗歌，常出现“戏题”、“戏嘲”、“戏和”、“戏赠”、“戏答”、“戏咏”等字眼。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是题目或小序中出现“戏”字的诗歌便有一百多首，还不包括那些题目中虽无“戏”字，字里行间却洋溢着戏谑之意的诗作。这部分戏谑诗虽不占黄庭坚诗歌的大头，但也不容小觑，它至少给我们呈现出黄庭坚诗歌创作中的另一面。通观黄庭坚的一生，其戏谑诗风的形成显然与其求新求变的诗歌创作倾向，儒、佛、道合一的世界观，乃至坎坷仕途所导致的避祸心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求新求变的诗歌创作倾向

诗歌发展到唐代，达到了顶峰。对于宋人而言，要超越唐诗这座顶峰，并非易事。正如缪钺先生在他的《论宋诗》中所说，“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2］31。也就是说，宋诗要在诗歌创作上取得成就，欲立于世，不得不另谋出路。对于唐人所能做到的，宋人要思考如何进行变通，从而去挖掘唐人尚未开发的领域。如此，宋代诗歌才可能开辟出另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又，“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不出苏黄二家。而黄之畦径，尤为显异，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2］30。从缪钺先生对黄庭坚的高度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江西诗派之祖师，黄庭坚在诗歌的创作上践行“自出机杼”这一创作理念，其诗歌呈现出求新求变的倾向，颇具个人特色。并且，黄庭坚诗歌的这种个人特色还如缪钺先生所说，代表了宋诗的特色，甚至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宋诗变化之情状。

那么，黄庭坚这种求新求变的诗歌创作倾向是如何体现在他的戏谑诗中的呢？其主要表现在对寻常之俗物的着意描摹上，亦即“以俗为雅”。唐诗追求“清水出芙蓉”般的清新自然，其意象大多优美雅致。然而，在唐人诗歌里甚少出现的“俗物”，却频繁地出现在黄庭坚的戏谑诗中，并且在他的笔下充满了温馨的情趣。例如，他的《戏咏暖足瓶二首》：“小姬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天明。”［3］553“脚婆原不食，缠裹一衲足。天明更倾泻，颒面有余燠。”［3］553脚婆，又名汤婆子、锡夫人、汤媪，是古代一种家庭取暖用具，装满热水后放到被窝里提高温度，或用来暖手暖脚。脚婆有铜质、锡质、陶瓷等多种材质，一般为南瓜形状，小口，盖子内有厣子，防止渗漏，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暖水袋。像脚婆这样的生活用品，似乎和高雅实在沾不上边。可是，黄庭坚却用来入诗且写得津津有味，甚至把暖足这样的小事和使用它的人联系起来，联想到“美人起心兵”这样的“红颜祸水”之大事，一下有了令人玩味忘俗的空间。又，他的《戏赠世弼用前韵》：“盗跖人肝常自饱，首阳薇蕨向来饥。谁能着意知许事，且为元长食蛤蜊。”［3］884和《世弼病方家不善论蛤蜊之功戏答》：“伯乐无传骥空老，重华不见士长饥。从来万事乖名实，岂但药翁论蛤蜊。”［3］884这两首诗中的吃蛤蜊以及蛤蜊的功用本是小事，然而，诗人却联想到了“盗跖常自饱”和“薇蕨向来饥”。这里引用了盗跖和伯夷、叔齐兄弟这两个典故。盗跖是春秋时期出了名的大盗，脍人肝而食，却活得很好。而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却因“义不食周粟”而亡。从吃蛤蜊谈论到大盗常饱、义士长饥，黄庭坚这两首诗显然不只是为了调侃而调侃，实质有其更深层的含义。

此外，黄庭坚还有一些题目虽无戏字，实则充盈戏谑意味之作，溢满了呻吟调笑之声。如他的《演雅》：“桑蚕作茧自缠裹，蛛蝥结网工遮逻。燕无居舍经始忙，蝶为风光勾引破。老鸧衔石宿水饮，稺蜂趋衙供蜜课。鹊传吉语安得闲，鸡催晨兴不敢卧。气陵千里蝇附骥，枉过一生蚁旋磨。虱闻汤沸尚血食，雀喜宫成自相贺。晴天振羽乐蜉蝣，空穴祝儿成蜾蠃。蛣蜣转丸贱苏合，飞蛾赴烛甘死祸。井边蠹李螬苦肥，枝头饮露蝉常饿。天蝼伏隙录人语，射工含沙须影过。训狐啄屋真行怪，蟏蛸报喜太多可。鸬鹚密伺鱼虾便，白鹭不禁尘土涴。络纬何尝省机织，布谷未应勤种播。五技鼯鼠笑鸠拙，百足马蚿怜鳖跛。老蚌胎中珠是贼，醯鸡瓮里天几大。螳螂当辙恃长臂，熠燿宵行矜照火。提壶犹能劝沽酒，黄口只知贪饭颗。伯劳饶舌世不问，鹦鹉才言便关锁。春蛙夏蜩更嘈杂，土蚓壁蟫何碎琐。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欧闲似我。”［3］65-68全诗使用拟人的手法，表面写了41种昆虫禽鸟的行为、遭遇以及心态，实际上写的并非昆虫而是人，是官场上的人生百态、社会众生相。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以诗为戏的方式进行情感的宣泄从而获得愉悦。像以上以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之物入诗的还有《又借答送蟹韵并戏小何》、《戏咏猩猩毛笔二首》、《戏题小雀捕飞虫画扇》等诗篇。

二、儒、佛、道合一的世界观

作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之一，黄庭坚坚持的是苏氏蜀学中儒、佛、道合一的宗旨，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时有体现。在《与王雍提举》中黄庭坚提出了儒、佛同一的看法，认为佛法与《论语》、《周易》旨意不远，在《黄几复墓志铭》中他又指出儒、道相通。此外，在《跋亡弟嗣功<列子>》一文中，他还认为佛、道本来也是一家。然而，黄宝华认为，尽管黄庭坚对佛、道多有涉猎、参悟，却始终以儒学为核心，“他力图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圆融道、佛两家，构成其独特的思想”［4］89-95。这种独特的思想明显地影响着黄庭坚的创作观，成为他戏谑诗风形成的一大因素。

在他的《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黄庭坚明确提出：“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垢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违，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为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5］838他认为，诗歌是吟咏人的性情的，但是应该温柔敦厚，不能以怒骂争执的方式表达出来，当心中充满苦闷时，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好了。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黄庭坚在面对怀才不遇、官场的黑暗以及人生中的许多苦闷时，往往采取戏谑的方式来表达，通过一种较为平和的方式来抒发内心的压抑，并通过顿悟之法来求得内心的宁静、通融、达观。

首先，以儒学为本的黄庭坚，平等仁爱在其戏谑诗中时有流露。例如，他的《题竹石牧牛并引》：“野次小峥嵘，幽篁相倚绿。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残斗我竹。”［3］352该诗的小序中有“戏题”字样，诗中以嘱咐的口吻叫牧童不要让牛在石头上砺角，又以退一步的无奈语气说牛砺角就砺角吧，但是它会伤了无辜的竹子。从表面看，这是叫牧童不要让牛在石头上砺角并且不要让它们相斗，因为砺角会损伤石头，相斗则伤了竹子。实际上，这是诗人对新旧党争的规劝，他认为两党之争必有损伤，不仅损伤自己，甚至会把无辜的人也牵扯进来。这首诗表达了黄庭坚对党派之争的厌恶和无奈，也体现出诗人一贯主张的平等仁爱思想。再如他的《戏和答禽语》：“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妇饷姑翁哺儿。田中啼鸟自四时，催人脱袴著新衣。著新替旧亦不恶，去年租重无袴著。”［3］68诗人描写了农民听到布谷鸟催他们脱却布裤时的感受，替劳苦人民宣泄了他们在沉重剥削之下的苦痛。但是，黄庭坚并没有采取“金刚怒目式”的批判和揭露，而是仅用戏谑的口吻表达了对统治者的讽喻，与儒家提倡的温柔敦厚思想相一致。

其次，黄庭坚的戏谑诗中还流露出对佛家隐居避世生活的向往。例如，他的《戏呈孔毅父》一诗：“管城子无肉食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校书著作频诏除，犹能上车问何如。忽忆僧床同野饭，梦随秋雁到东湖。”［3］225

作此诗时，黄庭坚和孔毅父同在京城为官，在诗中他却以自嘲的口吻言说写文章不能致富不能济世，和缀满露珠的蜘蛛网没有什么不同，发牢骚的同时还回忆当年和朋友僧床野饭的旧事，表达了自己的归隐之愿。又如他的《再答元舆》：“君不能入身帝城结子公，又不能击强有如诸葛丰。法当憔悴百僚底，五十天涯一秃翁。问君何自今为郎，便殿作赋声摩空。偶然樽酒相劳苦，牛铎调与黄钟同。安得朱轓各凭熊，江南楼阁白苹风，劝归啼鸟晓窗笼。男儿邂逅功补衮，鸟倦归巢叶归本。”［3］299-300此诗题中虽无“戏”字，全篇却于风趣之中调侃陈元舆怀才不遇，与自己同病相怜的现状，表达了既然做不到媚上也不能傲睨权贵，便只好归乡的感叹。并且，黄庭坚还自我安慰，认为富贵功名不过是偶然所得，追寻自我才是根本，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归隐之意。可以说，黄庭坚出仕并非他所愿，而主要是由于生活所迫，家庭的困窘让他不得不挑起抚养众多弟弟妹妹的重担。因此，虽居庙堂之高，他却向往着“中有白鸥闲似我”式的闲适生活。如此，以上两首诗中诗人所流露出来的隐居避世之意便不难理解了。

再次，受道家文化的影响，黄庭坚的戏谑中还流露出对道的思考和对无为境界的向往。例如，他的《戏咏子舟画两竹两鸜鹆》：“风晴日暖摇双竹，竹间相语两鸜鹆。鸜鹆之肉不可肴，人生不材果为福。子舟之笔利如锥，千变万化皆天机。未知笔下鸜鹆语，何似梦中胡蝶飞。”［3］457-458此诗认为“不材”才是人生的福气。然而，他的另一首《吴执中有两鹅为余烹之戏赠》：“学书池上一双鹅，宛颈相追笔意多。皆为涪翁赴汤鼎，主人言汝不能歌。”［3］656-657却以戏谑的口吻调笑鹅因为“不能歌”而成了自己的盘中餐，亦即因“不材”而惹来杀身之祸。那么，到底是“材”还是“不材”好呢？黄庭坚这两种观点看似自相矛盾，其实正是他求道悟道的结果。《庄子·山木》篇便有类似的记载，讲述了山中木因“不材”而免于砍伐得终其千年，而故人家之鹅却因不能鸣而被烹的故事。于是弟子请教庄子该如何自处。庄子先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后又说这样仍然不妥。最后，庄子告诫弟子，想要免于拖累，只有进入清静无为的大道境界。黄庭坚这两首诗很显然是他对“材”与“不材”之间的思考，表明他对庄子所说的那样一种清静无为的大道境界的向往。

三、坎坷仕途所导致的避祸心态

黄庭坚一生仕途坎坷［6］9-109，从出仕的那一刻起便如此。治平四年（1067）黄庭坚考中进士，却只被授得汝州叶县尉一职。县尉，在当时是一个负责地方治安的低级官吏。熙宁元年（1068）春，诗人清明扫墓时拜谒了徐稺祠堂并有感而作《徐孺子祠堂》：“乔木幽人三亩宅，生刍一束向谁论。藤萝得意干云日，箫鼓何心进酒樽。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堂不是欠陈蕃。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

［3］761诗中黄庭坚引用了东汉时期著名高士贤人徐穉、名臣陈蕃的典故，以“乔木”、“生刍”比喻高尚纯洁之人，“藤萝”、“箫鼓”比喻当时之浇薄世风。然而，这时的诗人对世风并未失望，而是感叹在民间和官场仍然有像徐稺、陈蕃这样情操高尚之人。同年秋，黄庭坚往汝州赴任。

如果说赴任前黄庭坚对世风对官场仍抱有期盼，那么，当他到达汝州却因为已经过了报到期限而受到责罚时，他是失望的。在汝州任上的黄庭坚并不快乐，他深深地思念着自己的母亲，同时，公务的繁杂和官场的倾轧又让他深感不满。这种情绪让黄庭坚在任上写下了《思亲汝州作》一诗：“岁时寒侵游子衣，拘留幕府报官移。五更归梦三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车上吐茵元不逐，市中有虎竟成疑。秋毫得失关何事，总为平安书到迟。”［3］762这首诗既表达了黄庭坚对母亲的思念，同时，又道出了他害怕母亲听信谣言担忧自己的不安。无奈地任职三年多后，黄庭坚通过学官考试，出任国子监教授。其时，王安石正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并且对黄庭坚的才华十分赏识。然而，这并未给黄庭坚的仕途带来什么益处，因为他与王安石正在施行的新法格格不入，反而和比自己大 8岁的苏轼惺惺相惜，愿以师事之。从此，苏轼和黄庭坚处于亦师亦友的关系。然而，苏轼一入仕途便卷入了新旧党争，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可想而知，黄庭坚的仕途也顺当不到哪里去。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的一生可以说是和苏轼同命运共沉浮，坎坷不已，并先后经历了元祐党争、贬谪蜀中至流寓江汉、暮年再次流放等事件。而元祐时期党争的牵连，早已让原本便无心仕途的黄庭坚对官场的争斗充满厌恶，更加向往隐居生活。黄庭坚曾于元祐二年（1108）作《双井茶送子瞻》：“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3］219此诗中的“为君唤起黄州梦”特别提醒苏轼别忘记“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一事。此外，更借范蠡泛舟之典故劝诫苏轼不如早些归去，明显流露出退隐之意。“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苏轼本人差点被害，且此事牵连甚众。黄庭坚认为，苏轼受此迫害，这既和苏轼心有不满便付诸诗文有关，也与他嬉笑怒骂、率真孤傲、直言敢说的性格密切相关。黄庭坚重提此事劝诫苏轼，可见他自身的避祸心态。

对于苏轼的“口无禁忌”，黄庭坚是不甚赞同的，这在前文提到的《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早已见得。相较于苏轼的越斗越勇，黄庭坚是稍显消极的，这和上文提到的他儒、佛、道合一的世界观有关。和苏轼的“敢死”精神相比，黄庭坚更趋向于避祸。由于黄庭坚的这种避祸心态，他积极寻找到了“呻吟调笑”这样一条自抒胸臆的发泄途径。不同于苏轼的直接抨击官场时弊，黄庭坚常常选择以一种温和、戏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官场污浊的厌恶，以求得内心的平静。正如杨秋所说，“宋人的心理都是向内辐射的，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消解来与外在环境达到平衡。黄庭坚就是在悟道的过程中领会到了幽默的作用，并在诗歌创作中加以实现”［7］115-119。

通过以上对黄庭坚戏谑诗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戏谑决非一时兴起，亦非无聊的消遣之作，实质是其心灵的折射。黄庭坚求新求变的诗歌创作倾向，儒、佛、道合一的世界观以及仕途坎坷所导致的避祸心态，共同形成了他诗歌中的戏谑特色。要全面了解黄庭坚，对这一部分作品的解读就必不可少。黄庭坚强调情要“发之于呻吟调笑之声”，实际上是他对传统诗歌兴寄功能别出心裁的做法，通过吟咏一些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物品，以达到寄寓自己想法的目的。同时，由于儒、佛、道合一世界观的影响，他又发展了佛禅中的“游戏三昧”手法，采取“游戏”般的手法作诗，在“调笑”中发出“呻吟”。因此，钱志熙先生认为，“在山谷这里，调笑常常只是一种表现方式，其内在的思想是严肃的，甚至是悲剧性的”［8］128。

［1］ 薛永武，牛月明.《乐记》与中国文论精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缪钺.诗词散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宋）黄庭坚，撰.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 黄宝华.论黄庭坚儒、佛、道合一的思想特色［J］.复旦学报，1986，（6）.

［5］ 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6］ 黄宝华.黄庭坚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 杨秋.试论禅对黄庭坚诗幽默风格的影响［J］.暨南学报，2001，（3）.

［8］ 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Huang Tingjian's Banter Style

ZHOU Chunyan
（ College of Humanitie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China ）

Huang Tingjian's poems share a playful and teasing tone， in addion to his unusual style. These poems，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often entitled with “playful” word or not， are all full of humor.The formation of his banter styl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mixture of his innovative ideas of poetry creation， his worldview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ups and downs of his career， and his tendency to evade from the.secular world.

Huang Tingjian， banter poetry， playful style， formation cause

I207.22

A

1673-9639 （2015） 03-0129-05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宋志勤）

2015-01-19

周春艳（1985-），女，广东茂名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