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期文本中的女性文化叙事（一）——独特的阿金

张志梅，刘 丹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甘肃 定西 743000）

《阿金》于1934年12月写就，在鲁迅先生众多情感充沛、笔触深邃的女性叙述的作品当中，这篇杂文不甚引人注目。作品更着意于旧上海里弄的家长里短、市井俗事。居于其中的阿金这个人物，相比鲁迅先生以往笔下的类型化女性形象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可以说是鲁迅笔下女性形象的非典型性代表。但是由于在《阿金》一文中，鲁迅先生在开首就用“最讨厌”[1]来表述对阿金的态度，以至于历来研究者多持鲁迅憎恨阿金的论调。甚而至于，郑朝宗在文章《读阿金》中以“女妖精”[2]为阿金冠名，并用“无论哪一阶层都有，只是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其所造成的灾难可大可小……古往今来一切等级的女流氓的本性——放荡、无耻、狡诈、狠毒、卑怯”[2]为阿金做了画像。其后，陈鸣树在《鲁迅杂文札记》里专门就《阿金》做了分析，基本附和了郑朝宗的观点：“她的依仗洋主子，自恃有靠山的放肆，她的毫不自爱的放荡，……使人可厌……”[3]再之后，夏明钊的《论阿金的形象系统》一文中，阿金更被列为“别一类妇女形象系统”[4]里的代表人物，他把阿金归为杨二嫂、衍太太一类，是“是势利小人，是谣言世家，是无耻娼妓”。[4]这些观点无不把阿金置于政治的道德的审判台。然而，仔细参照原文中阿金的一切行迹，笔者认为以上言之凿凿的论述还是有失偏颇的。在198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黄楣撰文《谈阿金》驳斥了郑朝宗的观点，黄楣说：“阿金……自然她是有很多缺点的，但是否已达到放荡、无耻、狡诈、狠毒、卑怯五毒俱全的地步了？是否称得上‘女流氓’甚或‘女妖精’了呢？我们读了《阿金》后，无论如何得不到这样一个印象，阿金毕竟还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里弄女工’。”[5]这才还原了阿金的真实身份和社会处境。

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思想的开放进步和社会政治心理的变迁，我们仍然将阿金进行政治化的解析和批判或者始终对其进行道德拷问，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跟诸多爱憎分明、情感强烈的篇目相对比，鲁迅先生在《阿金》一文中，似乎是用一种颇有兴味的笔触在进行描述。作为社会身份低微的仆人阿金，其性格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她敢于和老女人“奋斗”；[1]“大声会议，嘻嘻哈哈”，[1]不顾及邻里的感受；敢于公开宣称“弗轧姘头，到上海做啥呢”；[1]甚而至于连男人在走投无路时也需寻求她的庇护。这是同为女仆的祥林嫂所无法企及的一种生存态度，也有子君这样追求自由爱情的新女性身上所罕有的勇敢、果断。可以看出阿金的泼辣张狂，但也远不至于张牙舞爪、穷凶极恶。她虽然粗俗狡黠，明哲保身，但也不失坦荡——作者深夜开窗撞见阿金与男人的约会也并没有使其惊慌、躲避或者恼羞成怒。纵观一切行迹，阿金本身是不失本真乐观的一个生命体，是一个颇具生命张力的女性形象。概言之，鲁迅先生对阿金的情感并不是一味批判的，反而是异常复杂深沉的。

一、跳脱道德桎梏的“市民新女性”

脱胎于上海里弄娘姨的人物阿金，有着与鲁迅熟稔的农村妇女譬如祥林嫂之类，和新女性譬如子君之类迥异的特点。阿金虽受雇于洋人，寓居于城市，但其个性奔放，不受传统道德约束，充满原始的生命力。[6]首先，阿金的自食其力令其不对任何人产生依附，才使得她在老女人、寻求庇护的男人乃至于深夜推窗观看的作者面前毫不怯懦，相当坦荡。这种独立颇具现代性。是中国农耕文化背景下男权主导社会中传统女性特别缺乏的，就连高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1]的子君也不能摆脱依附于涓生的命运，一点可悯的自觉意识也只是得益于涓生的启蒙甚或是“蛊惑”，终于在恪守妻子义务的传统思想里枯萎黯淡。相较作者给予很多同情和赞许的子君，令作者心生“讨厌”的阿金在嘈杂的都市里弄里不知不觉地“自由独立”了。当然，这“自由独立”的前提是都市化的生活背景，这“都市化”[7]是有别于作者其他作品里的旧中国农村的。曾有学者认为鲁迅先生不了解城市，甚至没有成熟的反映城市的作品。但《阿金》一文中举重若轻的表述手法和别具一格的人物描摹无不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这既反映出鲁迅先生对城市市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也反映出在创作晚期，他所认识到的城市进程在女性解放道路上的重要作用。当然，在此基础上，鲁迅先生清晰地意识到，经济独立在女性问题上是具有根本性作用的。其次，虽然阿金在“轧姘头”和与老女人“巷战”的态度上，颇有一些动物性原始冲动的表现和嫌疑。但阿金张扬的个性和不受封建道德约束、毫无传统道德负罪感的存在状态，则是旧中国绝大多数祥林嫂式的传统女性所缺失的鲜活的生命色彩。因此，阿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她以一种不动声色的，不带任何启蒙色彩的原始的存在状态，完成了女性话语权的主导，虽然她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阿金的魅力。也正是这没有被解放、没有被革命、没有被启蒙甚至没有受过任何教化引导的社会底层草根市民女性，深深地震撼了鲁迅先生，从而“摇动了”作者“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1]鲁迅先生说的“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1]主张本身暗含了作者深受男强女弱的男权社会特征的影响。所以，阿金首先动摇的是鲁迅先生对女性的一贯态度：跟五四时期的绝大部分文人一样，鲁迅先生也认为女性在旧时代是弱势群体，是需要被同情和亟需解救的。因此，在他的女性叙述文本中，他对各种各样的不幸施予了最深的同情，对或大或小的反抗（革命）施予了最高的赞美。这种认识本身并没有摆脱男权背景的束缚，体现在他以往的女性人物描摹中，则不乏俯视宏观的视角。而阿金的存在，也改变了作者的角度：其貌不扬的市井女仆，用日常琐碎的方式，令鲁迅先生不得不正视对方，或者从心理上重视乃至平等对待对方。可以说，在阿金这里，鲁迅先生强化了女人也应该平等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女性观。只不过这种女性观最初拘于理论和男权社会大背景的限制，而在后期，在阿金身上，作者找到了现实依据。

二、折射善恶人性的“俗世恶之花”

历来有学者将阿金与阿Q进行比较，并把阿金纳入到国民性批判的行列里，但其实不然。前文笔者已经对鲁迅先生写作《阿金》一文的视角进行过分析：作者被动地正视了一位生活的闯入者——阿金。而作为早期创作的《阿Q正传》，作者则是以一个叛逆者的身份跳离他所熟悉的旧时代乡村中国，然后再以审视的角度去对典型人物进行描摹。《阿金》是生活在其中的体验，而《阿Q正传》是跳脱出情境的反观。相对而言，阿金是身边活灵活现的俗世凡人；而阿Q是更具有旧中国国民普遍性的符号式人物。这就决定了鲁迅先生创作《阿金》的目的并不在于典型性的批判，不能放在国民性审视的高度。[8]但是作为作者创作晚期的作品，《阿金》思想的纵深度以及复杂性又是《阿Q正传》等早期作品难以达到的。应该说，当鲁迅先生从早期的五四文人的“为人生”[9]的启蒙式创作顺利过渡后，他的思想便沉静下去，开始不断反思乃至于自省。这就使得他能复归到生活的本真模样去创作，《阿金》就是这样的从符合时代特征的都市场景发掘素材的作品。

事实上，文中上海都市里弄的环境不是鲁迅先生熟烂于心的旧中国场景，是能够触到五四以后新思想冲击的时代脉搏的所在。但是，由于作者文人的身份和创作的需要以及性格等各种复杂因素，导致了他一贯以“躲进小楼”的模式，始终“横眉冷对”地冷眼旁观所处的世界，然后阿金以一种出其不意又匪夷所思的力量打破了这种模式，掀开了鲁迅先生和外界市井俗世的隔膜。于是，鲁迅先生对阿金的描写呈现出一种“热眼”的手法：热眼是饶有兴味的“鉴赏”，但心里则更加冷静，流露出的情绪不再是嬉笑怒骂，爱憎分明。因此，我们看到的阿金既可爱又可厌，既生动鲜活又粗鄙野蛮，既独立自由又庸俗市侩，她更像一个真实可信的人。这也分明就是复杂人性的表述，是难以参透的人性母题。从这个层面出发，鲁迅先生对阿金依然是有所批评的：文中开首即以“近几时最讨厌”[1]来表述，虽不至于憎恨和棒喝，但犹如邻里之间闲聊嗔怪嫌弃某人一样，总是觉得阿金身上多有缺点。终究阿金所处的市井依然是新旧交替时代需要改造的环境，而作为身份低微的阿金本人也仍然不免有需要改造的野蛮、粗鄙乃至于市侩。她的喜怒哀乐和少得可怜（也许或者没有）的思想无不建立在一个尚不够健全的社会环境下，可以说阿金是一朵险恶俗世奋力绽放的奇葩，人性的复杂在她身上展露无遗。这使得鲁迅先生在对其进行创作时，自然而然地给与更为丰富的表述。其背后也反映出作者对女性的新认知和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思索。

三、结 语

在鲁迅先生笔下，阿金的独特性是非常明显的。作为一个在传统意识冲淡的城市做佣工的社会底层妇女，阿金有别于作者笔下其他的类型化人物，呈现出一种更为立体生动的存在形式。她几乎抛尽了传统社会施以女性压迫的大部分痕迹，是一个能主动适应城市里弄市民生存方式的“新”人，她身上所反映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的顽强，令人吃惊。几乎让人觉得她像一个颇有一些革命反抗气息的“新女性”。然而，纵观阿金的诸多行迹，我们却又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她的对于享乐的盲目追求，对于情人的无情，对于老女人的苛刻打压和她的不能免除被解雇命运的无力（无能）等种种，折射出的却是都市人群享乐至上的、虚无的、利己的、蒙昧的生存状态，虽然符合了或者说是迎合了市井俗世的生存法则和阶级社会的存在秩序，但却坚决不是“理想的人生”，阿金也不是“理想的女性”。文章结尾的“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再次印证了鲁迅先生虽惊诧于阿金特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仍深知阿金不是理想的女性也不具备理想的人性。可以看出，鲁迅先生透过阿金，对都市和都市人群，有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的认识和批判，尤其是反思了他早期的以“女性为弱者”所形成的女性观。在《阿金》原文中，“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这塞住的路便是鲁迅先生长久以来坚持的女性观。至此，他自觉其认知方向是要重新确立了。自阿金始，鲁迅先生对女性形象的观察角度也是改变了的。所以，《阿金》是“鲁迅对女人的情感最接近他平凡人的一面，有感激、有憎恶，有期待、有破灭，有冲动、有淡漠……这是他作为人间的鲁迅，而非天界的鲁迅的重要一面。”[10]

总的来说，鲁迅先生在阿金身上表达了异常复杂的情感态度。既反映出作者晚期日趋沉静的女性叙事风格和更为平易理性的情感旨归。更难得的是，他借这个人物反观了自己早年形成的女性观，并意识到城市化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单独看待女性问题时，本身就隐含着不对等，女性是应该被正视的。在对阿金独特的、兴味盎然的描述中，似乎也表达了先生自己未来的探索和批判的方向。

[1]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29.

[2]郑朝宗.读阿金[J].福建文艺,1979,(10):23.

[3]陈鸣树.鲁迅杂文札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309-312.

[4]夏明钊.论阿金的形象系统——鲁迅笔下的别一类妇女形象[J].绥化师专学报,1986,(3):11-12.

[5]黄楣.谈阿金[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3):115-121.

[6]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十年携手共艰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28-233.

[7]张娟.空间女性知识分子——论鲁迅都市文本阐释体验的[J].山东社会科学,2015,(4):25-27.

[8]王吉鹏,王淑娇:论鲁迅发展着的妇女观——以《祝福》《阿金》为例[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30-35.

[9]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3-227.

[10]略论鲁迅小说里的女神形象_刘宇隆的二心集_新浪博客[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 5e39e67e0102e1rg.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