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翻译伦理审视葛浩文的“改写”《狼图腾》

张 燕

（1.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天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姜戎先生创作的《狼图腾》于2004年俟一出版就吸引了大批的中国读者，带动了中国文学的一股“狼”热潮。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先生翻译的英文版（Worf Totem）也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甚至美国最畅销的《国家地理》杂志也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最佳图书。[1]80然而，很多细心的读者发现，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存在大幅度改写现象。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译文肯定未能做到对原文的忠实。正因如此，许多翻译评论者对葛浩文的译本颇有微辞。但从文学或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正是葛浩文大刀阔斧的改写或者翻译，使得一部汉语译著在美国或者说西方语境中被读者广泛接受，客观上再造了这一文本的新生。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绝不是对原文的一种简单再现，而是一种改写形式。[2]1这种改写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充分重视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格林（Jeffrey M.Green）看来：“一旦涉及翻译，你不得不考虑作者、读者以及他们的意图，哪里涉及意图的地方，哪里就涉及道德，因此，你不得不考虑翻译的伦理。”[3]32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无疑需要伦理的指导，因此翻译伦理就是对整个翻译过程进行指导和规范的伦理。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芬兰学者切斯特曼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以此来约束译者的行为，它们分别是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基于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以及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4]139-154在翻译实践中，这五种模式互为补充，相互关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的指导和约束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就必须要正确处理原作者、原作、译文、目的语读者、出版社、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译者只有同时遵守所有的翻译伦理模式，才有可能忠实再现原文本及原作者的意图，才能有效促进跨文化交流，满足目的语读者及社会的期望。本文主要借鉴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重新审视葛浩文对《狼图腾》的改写，以期对他的翻译现象做出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

一、再现伦理模式下译者与原文本及译文的关系

切斯特曼认为，译文必须完全忠实于原文，要确切表达原文或原作者的意图，不添加，不删减，不改变任何信息。[4]139这是他的再现伦理模式对译者提出的要求，这种模式很明显是要求译者忠实原文和原作者的伦理。在翻译《狼图腾》时，葛浩文先生尽管做了大量改写，但还是充分尊重原文本，译文保留了原文本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忠实生动地再现了蒙古草原狼的精彩故事，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成功地处理了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的伦理关系。比如原文本中尽管有“赤脚医生”、“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等具有非常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但西方读者不难理解它们的意思，因此译者用直译的方法将其分别译为“barefootdoctor”，“black-gang capitalist roaders”，“reaction⁃ary academic authorities”及“A dragon sires a dragon,a phoenix breads a phoenix,but a rat’s baby knows how to dig a hole.”这样的翻译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语的异域风格，同时也向西方读者传播了中国文化。

然而，由于时空的限制，由于译者与原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教育水平的差异及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理解和翻译原文本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要完全忠实再现原文本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译《狼图腾》时，葛浩文先生做了一定的变动与调整。在原文本中，姜戎使用了很多的“四字格”，比如在原文第三章，姜戎用“雪中有冰、冰中掺雪，比雪更硬、比冰更脆，平整光滑、厚薄不一”等来描述山地上的血壳，这样的“四字格”是汉语中一种独具特色的语言结构形式，它格式整齐、节奏鲜明、语义独立，堪称汉语言的精华，在汉语中是很常见的，但在英语中却没有相对应的句法形式。因此，葛浩文在充分理解原文意思的基础上，重组了句子结构，将其译为“a mixture of ice and snow that is harder than snow alone but more brittle than ice,remains;smooth and slippery,it is uneven in its depth”，同样，他将“风和日暖，水清草密”翻译为“The breezes were light,the spring air warm,the water clear,the glass lush”，文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此处理既忠实再现了原文内涵，又使译文符合英语的语法习惯，易于读者的理解，备受国外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当然，在做一些改写之前，他都征得了原作者姜戎先生的同意，充分尊重了原作者的意见，这也体现了再现伦理所要求的译文不仅要再现原作的内容，也要再现原作者的思想。在译后序中，葛浩文表示，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的是姜戎先生和他的妻子，在遇到用词及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时，他得到了他们热情的帮助。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时刻与原作者保持联系，探讨解决关于文本及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体现了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伦理关系。2007年11月11日《狼图腾》获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在获奖感言中，姜戎表达了自己对葛浩文教授的感谢，说他的英文译本很出色。由此可见，原作者姜戎非常认可和肯定葛浩文先生的翻译。

二、服务伦理模式下译者与企鹅出版社的关系

《狼图腾》在国内市场上的成功发行和销售，使得长江文艺出版社有了将它推广到国际市场的想法，并以此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在激烈的角逐之后，企鹅出版社终于购得了《狼图腾》在海外发售的英文版权。《狼图腾》中充满了强烈的蒙古文化色彩，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读者，更能够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文中表现的生态及环境问题也是全球所关注的问题。企鹅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寻找一部既具有高度欣赏性，又能够反映中国历史及文化特色的小说，而《狼图腾》正是一部既有鲜明中国文化色彩，又有美妙故事的作品。但要将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西方世界，就需要一位既精通汉语，又精通英语的译者。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先生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和研究汉语，对汉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翻译了很多中国优秀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了很强的汉语功底和对中国文学的热情，目前可以说是英语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享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之美誉，同时还被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喻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接生婆”。[5]12正是基于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的崇高声誉，企鹅出版社最终确定由他来完成这次的翻译工作。

根据切斯特曼的服务伦理模式，译者必须服务于他的客户，为他的客户负责。[4]140因此，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企鹅出版社的要求，删去了每章开头引用的一些文献典故，这些典故来自于中外各类史集，介绍了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与狼的传说，以及游牧民族的一些特性，共有出自20多部书籍的42条引言。比如第一章引用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以及《汉书·匈奴传》中有关“犬戎族”和“狼、白鹿”的一些典故。这些典故的引用对文章内容做了铺垫，具有强烈的修辞效果，然而这种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在西方小说中是没有的，如果对此一一进行翻译，不仅会使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目的语读者感到困惑，也会影响故事情节的连贯，使西方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因为企鹅出版社既想保持小说故事情节的连贯和紧凑，带给西方读者更多的娱乐性，又想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来满足自己的商业利益。从这一方面来讲，葛浩文的大量删减或改译是符合服务伦理模式的要求的，充分体现了译者与客户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译者的删减或改译也不是盲目的。他同时也考虑到了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合作关系，比如在服务于企鹅出版社时，征求了原作者的意见，取得了原作者的许可，同时也考虑到了目的语读者的需求。

三、规范伦理模式下译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关系

在切斯特曼看来，基于规范的伦理关乎译本的接受和传播问题，重点在译本所传达的价值观是否与译语读者所持的价值观相符。[4]141-142翻译是一项社会活动，由社会、文化、时间等诸多因素决定。《狼图腾》的翻译正处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经济的腾飞使它的国际地位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文学巨著的翻译也是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富于中国蒙古文化、与环境保护及伦理关系等国际问题有关的《狼图腾》之所以能吸引西方读者，就在于它完全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基于规范的伦理模式认为，翻译是一项规范性的活动，译者的翻译活动必须要符合一定社会的伦理规范，符合目的语读者的价值取向及兴趣爱好。因此，在翻译《狼图腾》时，葛浩文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改动，运用各种翻译策略为目标语读者清除了阅读障碍。

葛浩文认为，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正是“国外出版社和编辑最关心的问题”，“编辑最关心的是怎么让作品变得更好，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删和改”。[6]59首先，他有选择性地删除了原文中西方读者难以理解的文化意象，比如原文提到的“鹬蚌相争”、“诸葛孔明”、“花木兰”，及“岳飞”、“祥林嫂”等。这些典故或文化意象都有各自的背景故事，也丰富了小说内容，尽管中国读者非常熟悉，但目的语读者不了解这些谚语或典故，不了解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深刻含义，若逐一加以解释会使小说显得累赘，影响目的语读者的阅读节奏，并给他们带来阅读及理解上的负担。其次，葛浩文为了使目的语读者理解完整连贯的小说内容和故事情节，在翻译一些对理解小说至关重要并且不能被删除的词和句子时，增加了一些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解释。如在翻译“两年前陈阵……额仑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皑皑。”这个句子的时候，因为“额仑草原”在文中是第一次出现，因此他增加了对“额仑草原”的背景知识介绍：“The Olonbulag is lo⁃cated…by nomads and farmers was ever present.”另外，在翻译有关“天葬”这段时，他也对此进行了补充和解释说明：“Since all herdsman of the Olonbu⁃lag…been at peace with the idea of death.”这些增译使得译文易于理解，增强了它的可读性及读者的接受力，因为译本只有被目的语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它才是一部成功的译著。与此同时，译者必须受到规范伦理的指导和制约才能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望，受到目的语读者的喜爱，实现它的价值。

在原文中，原作者还用大量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来描写蒙古草原的美丽，语言生动形象，富有诗情画意，但篇幅较长，如果完全按照原文来翻译，则很难达到原文所表达的那种修辞效果，而且译文会显得冗长，不符合英语小说的表达习惯及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而且会影响小说故事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翻译时，葛浩文精简了原文，并调整了原文结构，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时与原语读者有一样的审美感受。

四、交际伦理模式下译者与原语文化及目的语文化的关系

切斯特曼认为，交际伦理是“跨文化”伦理，它的重点不在于表达异语文本，而在于与别人进行交流，在于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交流。[4]140-141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和思维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无疑会受到伦理的制约，译者既要对原作负责，还要对译语的读者群负责。[7]10因此，译者不仅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桥梁，而且也是原作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联系的桥梁，承担着解决两种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责任。葛浩文认为，译者首先应该考虑两件事情，一是如何将原语文化融入目的语文化，二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处理好复杂的跨文化交流。

为了成功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展示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伦理关系，葛浩文对一些文化负载词进行了恰当的处理与翻译。原文中有“工分”、“三年困难时期”、“红卫兵”、“破四旧”、“上山下乡”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充满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化负载词，这些词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状况，是那段特定时期独有的语言和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是没有的。对“文化大革命”不完全了解的西方读者看到类似的词汇可能会感到一头雾水。因此，译者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或者附以破折号进行补充说明，或者在最后的词语表中进行了解释。这就使目的语读者直观有效地了解了那段不熟悉的历史，使他们在欣赏小说生动流畅的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异域特征，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再例如，“里”“斤”“元”等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些计量词，如果在翻译中对此进行换算的话，就无法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因此，译者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将其分别译为“li,jin和yuan”，并作为文化专有项放在了译本最后的词语表中，对它们进行了解释，说明了它们与英文中一些计量单位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使译文既传播了中国文化，使西方读者不会对这些中国文化中的计量词感到困惑，又达到了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五、承诺伦理模式下译者责任的体现

切斯特曼认为，不管是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还是基于规范的伦理，都只涉及到翻译伦理的某一方面，这四种翻译伦理模式有时相互冲突、相互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切斯特曼又提出了一种伦理模式，即承诺伦理。承诺伦理主要强调译者的责任，包括忠实于译者的职业、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同语言之间的误解、公正的再现原文、尊重读者、正视自己的能力、诚实地对待客户等。[4]153当被问及自己是在为谁翻译时，葛浩文说首先是为了读者。他认为，一名优秀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尽力发挥自己的翻译才能，包括对母语的熟练应用能力，对外语的熟练掌握能力，以及深厚的文学修养。葛浩文有非常深厚的英语和汉语功底，也非常熟悉中国文学，他翻译过中国现当代二十多位名家的五十多部作品，数量之多海外汉学家中无人可比。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有特点，又有一些英美文学的色彩。

葛浩文根据承诺伦理模式的要求，在译文中对相关的语言或文化方面的信息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最大限度地减少或解决了原文本、译文、原作者、目的语读者、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原文中“知青”一词第一次出现时，葛浩文将其译为“the Beijing students”，接着用同位语的方式将其做解释为“the so-called educated youth”。同样地，他将“二郎神”译为“Demon Er⁃lang”，后面又接着解释为“after a fictional charac⁃ter in classical literature”。这些解释消除了文化上的障碍，易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也消除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误解。此外，在翻译《狼图腾》的过程中，他经常通过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与原作者姜戎联系，请教和探讨有关用词、文化背景及一些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词方面的问题。为了准确翻译书中众多的蒙语词汇，他专门找到内蒙古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帮忙。这都体现了作为一名译者，葛浩文严格遵守承诺伦理所要求的译者对原作者、对原作品、对读者及对译者自己负责的伦理。

六、结 语

翻译伦理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切斯特曼总结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相互作用，共同指导着人们的翻译实践活动。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出版之后，翻译批评家们从不同角度做出了不同评价，有学者甚至对他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提出了质疑。但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来看，葛浩文通过一定程度的删减等改写活动，成功地协调了翻译活动所涉及到的原文文本、译文文本、原文作者、译文读者及出版商等各个主体间的关系，既尊重了原文本，又尊重了原作者，既满足了出版社的要求，又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体现了译者与原文本、原作者、出版商及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葛浩文所采用的直译、意译、汉语拼音加注释的翻译方法不仅保留了原语文化的独有特征，而且将原语文化成功地传递给了目的语读者，达到了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较好地处理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伦理关系。《狼图腾》英译本的成功再次表明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及文学地位，表明葛浩文的翻译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和认可，他对译本及翻译策略的选择无疑是积极和有效的。这再一次说明，翻译不仅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一种改写活动。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来看，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所做的改写，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值得广大译者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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