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义的内在冲突及其调和

张国军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1120)

一、普遍平等与文化差异的政治

封建社会是一种身份社会，但随着祛魅和理性化的实现，传统的身份约束开始松动并最终崩溃，实现了梅因所称“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变迁，形成了现代的契约社会［1］。这一社会进步的结果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普遍平等的政治，普遍平等是伴随着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和完善而出现的价值原则，其根本诉求是将普遍平等的地位和尊严赋予每一个人，使其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自由主义在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变迁中影响巨大，是这一社会变迁的价值先导和思想基础，甚至可以将普遍平等的政治视为自由主义兴起的结果。就如在古雅典民主政治发展中，雅典人通过梭伦改革实现了人身自由，从而为政治平等提供了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人们只有首先从各种强制和奴役中解脱出来，平等的社会关系才会成为可能。其实自由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平等化的因素，“它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2］。在自由主义观念中，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理性平等地为每个人所赋有，表征着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特征。在此意义上，这种平等政治被泰勒称为“普遍主义政治”“平等尊严的政治”或“普遍尊严的政治”［3］300-302。

导源于自由主义的普遍平等政治逐渐实现并扩展的同时，其内部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普遍平等政治，不过它追求的是平等的文化归属和族群认同，而非平等的自由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