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山曾国墓地日名铜器研究

2015-02-22 09:19王琢袁俊杰
关键词:天干叶家墓主

王琢 袁俊杰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叶家山曾国墓地日名铜器研究

王琢 袁俊杰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出土铜器铭文所记史实,曾国为姬姓诸侯国,其始封者当为南公。如果将南公与聃季载联系起来,则有许多新的发现,颇能解释曾国墓地出土日名铜器这一罕见现象。根据叶家山日名铜器使用规律和文献记载,不仅可发现曾国的始封君南公即为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载,聃季载当为父癸,周武王姬发当为父乙;还能发现叶家山曾国墓地中两位已知私名曾侯,一位未知私名曾侯和一位疑似曾侯之间,应该是兄弟关系,早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有多父之称的习俗,在王位继承上实行的应是兄终弟及制,而且曾聃一国,聃、曾、随都是同一诸侯国的异称。

曾侯;聃国;日名;多父;兄终弟及

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发现,已引起史学界的热切关注,有关报刊已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专家学者在审慎考释铜器铭文的同时,也对早期曾国的族属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疑问,或认为叶家山西周墓地的考古资料说明曾国为姬姓封国,或认为从现有资料看,该墓地带有浓重的商人遗风,有可能不是姬姓曾国。受其启发,笔者不揣谫陋,拟从铜器铭文所记人名事迹脉络的梳理入手,并结合传世文献,试就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聃季载与聃曾一国、曾侯始封与曾侯家族、辈分世系与兄终弟及制、日名与多父之称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曾侯墓地族属

关于叶家山的族属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有的学者根据叶家山墓地使用日名铜器,墓葬呈东西向排列,有悖于西周姬姓国的南北排列方式,随葬器物带有较多的商文化因素,墓葬内有腰坑等方面所反映的丧葬习俗与文化背景,认为叶家山曾侯墓地的族属非姬姓的可能性,大于为姬姓的可能性。另有学者则从西周早期周王室实行大分封,而在叶家山所处的随枣走廊及其附近地区就有许多姬姓封国,叶家山所处地区与晚期姬姓曾国的地域吻合,文化面貌上也与周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等方面考虑,认为叶家山西周墓地应属于姬姓曾国。这一观点提出后,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更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叶家山墓地有毁兵之习俗,且青铜器中具有的周文化因素要远多于商文化因素,文化面貌也与宗周地区趋于一致,因此叶家山西周墓地的族属当为姬姓。[1]不久前,随着M111出土方座犺簋(M111:67)铭文“犺作剌(烈)考南公宝尊彝”的发表,又再次引起学界有关南公身份的讨论。黄凤春等先生首先发表文章,赞同唐兰先生对南公的考释,认为此南公当为《尚书》记载之南宫适,并论证M111方座簋铭文所记之南公,与大盂鼎铭文所记之南公为同一人,同时引述随州文峰塔墓地新出曾侯與钟铭文记述了早期曾国祖先辅佐文武王灭殷之事。黄凤春等先生认为,盂与M111墓主曾侯犺为叔侄关系,南公是周文王的第十个儿子聃季载,由于他被封到南国,所以称之为南公;叶家山曾侯族属应当是姬姓曾国,初代曾侯当是南公聃季载,曾国之封地实由聃季载之子继承,聃季载本人则留在西周王室任职官。[2]最近,黄凤春先生又著文重新审议曾侯與钟铭文,反思南公为聃季载的推断,认同杜正胜先生的观点,认为铭文中的“伯适上庸”之伯适当为南宫适,即为南公,南宫一族为姬姓,南宫适为曾侯的始封者。[3]鉴于黄凤春等先生对随州文峰塔曾侯與钟与M111方座簋铭南公与伯适人物关系的认定,以及“周王孙季怠戈”等铭文的相互佐证,可以说地处随州的曾国当属姬姓,曾、随当为一国已确信无疑,不过黄先生原持观点应当也是正确的,我们认为:聃季载、南公、伯适当为一人。

二、聃、曾一国

要认定聃季载为方座犺簋铭所记西周早期之南公,需要文献上的支持。有关聃季载及其封国的文献记载虽然较少,但很明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杨伯峻注曰:“聃音南,管蔡世家云:‘武王即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封季载于冉。’冉即聃,文十四年传有聃启或为其后”[4](P422)《左传·定公四年》:“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杜预注:“聃季,周公弟,司空。”聃季亦即冉季。《史记·管蔡世家》记载,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封季载于冉。冉季、康叔皆有驯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聃季载亦可作南季载,称南公。《白虎通德论》卷八:“文王十子,《诗传》曰:‘伯邑考,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蔡叔铎,成叔处,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载。’载所以或上其叔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故上置叔上。伯邑叔震也,以独无乎?盖以为大夫者,不是采地也。”唐兰先生认为,耽、冉都应作南,聃季当以南季为正,聃季载即南公,盂则是聃季之孙。现再结合叶家山M111出土的方座犺簋铭文,便首次把聃季载、南公与曾国联系起来了。

仔细研究聃国之地望,不难发现,曾国的地望与聃国的地望亦有重合。文献记载,聃季载封于聃。关于聃国的地望,学术界观点有四:一是湖北荆门,二是河南平舆的沈庭,三是开封的聃庭,四是陆浑东南的南水。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湖北荆门与河南开封聃庭上。其中,主张聃国当在开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二条:其一,聃季载封于湖北荆门与周初的封建制度不符,聃季载的封地应当与其兄弟一样封于经济发达的畿内地区,不应当封于偏远地区;其二,认为聃季载最少,不应远封荆楚。江永考证,据《国语·周语中》谓聃之亡由于郑姬,郑有聃伯,以为当在开封境。杨伯峻先生云:“或是也。”[4]胡天生对聃国之地望与兴灭做过考述,认为聃国在开封境内,为聃季载之封地,为伯爵,其传承世系不可考,至东周之后被郑国所灭。[5]何浩先生则认为:聃国之地望当在湖北荆门,聃国灭亡于楚国之手,灭亡时间为公元前799年至公元前774年的26年之间。[6](P36~41)

我们认为,聃国的封地有可能是湖北荆门。首先从封国的目的寻找原因。前引《史记·管蔡世家》之说,又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之记载,可见聃国的始封目的,《史记》与《左传》都交代得比较清楚:“周公吊二叔之不贤,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且聃季载之封国相比其兄弟的封国来说,目的不同,聃国封国的目的是以蕃屏周,而被封国者又是亲戚,即姬姓周人,因此,聃季载封于湖北荆门以把守周王室的南大门,是有其十分突出的政治目的的。随州文峰塔墓地出土的曾侯與钟,正面左鼓部有铭文如下:“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适上通,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毖淮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庳(卑)。’”可知曾国始封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统领淮夷,临有江夏。这恰恰是以蕃屏周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封地的政治目的上,曾国与聃国是一致的。其次看封国时间。《史记》与《左传》记载都比较明确,聃国始封时间当在周公旦专王室,平定三监之乱之后,聃季载的始封时间晚于其长辈兄弟,聃国并不与周公、管叔、蔡叔的封国一道分封,其封地有可能不在畿内地区。参看叶家山曾国墓地,其使用年代不出成、康、昭三氏,叶家山曾国墓地所处时间不出成、康、昭三氏,这种观点已为学术界所认同,因此,曾国的始封时间应当在成王时期,这与聃国的始封时间吻合。再次看封国地望。聃国之地望也与曾国的地望相吻合,聃国地望有湖北荆门说,而湖北荆门正是出土曾国青铜器的重要地点。早年发现的两处曾国墓地就在湖北荆门,一是湖北荆门京山檀梨树岗,另一处是荆门京山苏家垅。檀梨树岗隶属于坪坝镇罗新村,从1973年发现的曾太师鼎与曾子单鬲以及其他青铜器看,其年代都属于西周晚期。[7]苏家垅墓地位距坪坝镇镇西约200米处,南距漳河约300米,出土有一套9件铜鼎,另有9件鬲、1件甗、7件簋、2件豆等,其9鼎被视作西周、春秋列鼎制度最重要的例证,年代上处于东周早期。[8](P3~10)因此,文献记载的聃国之地望,与考古发现的曾国铜器出土之地点也重合,而在京山处从未发现聃国铜器,而历史上在其他地区也未见聃器出土。综上所论,从现有的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来看,聃国与曾国为一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两国的始封目的与始封时间相互吻合,聃国的地望湖北荆门说与曾国的地望相重合,再联系叶家山M111出土的方座犺簋铭文,不仅聃季载、南公、曾侯得以联系起来,而且聃、曾一国也逐渐清晰起来。

三、多父之称

聃、曾一国既有文献上的证据,也有考古资料的证据,通过对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日名铜器的整理与研究,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有多件日名铜器。这些铜器曾被有的学者作为曾国非姬姓的重要证据。其实,有些日名铜器的作器者的身份是可以明确的。为便于讨论,现列举如下:其一,师方鼎4件,其铭文为“师作父癸宝尊彝”(M1:12);其二,师圆鼎2件,其铭文为“师作父癸”(M1:06);其三,师镬鼎1件,其铭文为“师作父乙宝尊彝”(M1:09);其四,曾侯方鼎1件,其铭文为“曾侯作父乙宝尊彝”(M111:85)。[9](P114~117)发掘者认为,M1号墓的墓主当为师,M111号墓的墓主当为曾侯犺(师方鼎简报公布为一式四件,形制大体相同,简报只公布一件标本,编号M1:12;师圆鼎简报公布为一式两件,形制相同,但是只公布一件标本,编号M1:06)。M1号墓位于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最北端,墓中出土四件铜方鼎,其等级超过商末周初多数诸侯国君的墓葬,墓主师的身份相当高贵,应是曾国国君。又由于墓内青铜器不见“曾侯”铭文,且年代早于M65、M28等国君墓葬的年代,故此墓主当为未受封的曾国国君。M111号墓是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最南端的一座大型墓葬,墓内有两类青铜器,一类是没有私名的曾侯用器,另一类是有私名的曾侯用器,因此M111号墓的墓主可能是曾侯犺。由上列铜器铭文可知以下二点:其一,叶家山西周墓地的曾侯与师作器的缘由相同,都是为了祭祀父乙,而且都称乙为父,再结合M1号墓葬之等级,以及M1与另外三座曾侯墓(M111、M65 、M28 )之排序,可知师与曾侯应当是直系血缘关系,发掘者认为师是未被封侯的曾侯,当是可以确定的;其二,M1墓主亦即师方鼎的作器者师又称癸为父,再结合师镬鼎铭文,显然师既称癸为父,也称乙为父,而且父癸器与父乙器多出于叶家山西周墓地其他高等级贵族包括曾侯墓葬中,可见,叶家山西周墓地的曾侯确是同时称癸、乙为父的。那么,叶家山西周墓地的曾侯为何称两个人为父?而且该墓地还见有父丁、父辛之称呼,难道曾侯有多个父亲?父癸与父乙为何人?

先说多父之称问题。可以肯定,在商代就有多父之称的习惯。陈梦家先生对于商王称父的天干进行了整理,认为卜辞中的庙号,无关于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此次序是依照世次、长幼、即位先后、死亡先后顺着天干排下去的,凡未即王位的,与即位者无别。[10]其中商王世系中称父辈为父,祖辈为祖。刘启益先生亦承其说,认为商代甲骨卜辞中有旁直系之分,武丁明确知道生父为谁,而对诸父兄弟不加区别都称父。[11]武丁称父之辈的天干排序,应当是按照长幼行次以天干排序进行致祭的。这说明在商代就有了多父之称的习惯。叶家山曾国墓地属于西周早期,为姬姓族人。由M1、M111号墓出土的铜器铭文看,曾侯称“乙”与“癸”都为父的多父情况大大增加。其实,关于多父并且以天干为名者出现很早,陈梦家先生对此早有论断:“以天干为名,不始于商,夏世诸王已用此制,太康、中康、少康之康即为庚,孔甲、履癸等都以天干为名。殷灭以后此制仍然通行,如齐世家的丁公、乙公、癸公等,并殷周金文所见者亦不限于王室。王室以外以天干为名,殷与西周是相同的,而所名者不限于子,往往是祖妣父母。”[10]因此,叶家山西周墓地曾侯之天干父名父癸、父乙,当是曾侯对其父辈祭祀之称,癸、乙是按照长幼行次,依照天干排序的致祭名。

次说父癸与父乙为何人问题。根据陈梦家先生总结的规律,并参考黄凤春等先生新发表的关于方座犺簋铭文的看法,现对父癸与父乙进行考证。联系天干排序,癸即为第十位,于是惊人的吻合出现了:其一,陈梦家先生曾指出王室以外以天干为名,殷与西周是相同的,而所名者不限于子,往往是祖妣父母,叶家山西周墓地M1、M111号墓出土之日名铜器与此相符合;其二,商人即有称呼父辈诸兄弟为父,并按长幼依天干排序的习惯,而且此种习俗由来已久,它源始于夏代,沿用于殷周;其三,唐兰先生考证,文王第十子为南季载即聃季载,此与第十位天干对应为癸正相吻合。以上巧合绝非偶然,通过整理研究发现,父癸之称在致祭的排名是第十位,与聃季载之行辈排名重合。联系文献资料以及唐兰先生的论断,再结合M111号墓出土的方座犺簋铭文,并根据日名运用之规律,父癸、聃季载、南公便得以紧密的联系起来:三者实为一人。父癸既为聃季载,那么父乙为何人?依据上述规律,并把它带入天干表,可知父乙当是文王第二个儿子姬发,亦即周朝开国君王周武王。叶家山西周墓地M111号墓出土的曾侯方鼎是为祭祀父乙而作,方身,附耳,柱足,直口,口上承盖,盖内有1厘米长的方形凸起为扣合之用,顶面有四个兽面纹半浮雕立耳,器身遍布兽面纹与蝉纹,此种纹饰常见于西周早期高等级圆鼎及方鼎,器、盖铭文相同。此鼎做工考究,技艺精湛,展现出与曾国墓地其他方鼎不同的豪华与大气。M1号墓出土的师方鼎,是为祭祀父癸而作,一式四件,大小、形制与纹饰相同,均无盖,腹部及足上部饰兽面纹。两者相比,前者在制作工艺、体积重量上都全面高于后者。这显然意味着父乙的身份要远高于父癸,那么在文王十子中,高于南公身份的只有唯一任周王的周武王了。可见,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实际情况,也正相契合。

四、兄终弟及制

揭示了父癸为聃季载亦即南公,父乙为周武王之后,那么三代曾侯与未被封侯的M1墓主之间是何关系呢?黄凤春等先生在前后两篇文章中认为,M111墓主曾侯犺与叶家山M65墓主曾侯谏为兄弟关系,与大盂鼎中的盂是叔侄关系,但其未作具体论述。经过整理日名铜器使用规律,我们认为,叶家山西周曾侯包括未封侯之M1墓主,M65、M28、M111墓主,当为兄弟四人,曾国的始封者现在锁定在南公身上,且有晚期文峰塔出土曾侯與编钟铭文为证,通过M111号墓出土的方座犺簋铭文“犺作剌(烈)考南公宝尊彝”,可知M111墓主曾侯犺与南公的关系当是父子关系。明确M111墓主曾侯犺之生父为南公,那么M1墓主的生身父亲为何人呢?M1墓主所做四件师方鼎是用来祭祀父癸的,规格等级均高于同墓出土祭祀父乙的师镬鼎,由此可知M1墓主之生父当为父癸,因此M1墓主的父亲也是南公。不过此时的南公应该还未被封国,M1墓主师也未称侯,所以铜器不见南公之称,只见祭祀父癸之名。叶家山曾侯墓地除去M111以外,另有两座曾侯规格的墓葬即M65与M28,其中M65年代稍早,整理者认为,M65的墓主为曾侯谏,其夫人墓是M2;M28的墓主是未确定的曾侯,其夫人墓是M27,M65有父癸铜簋,其夫人墓有父乙铜鼎。M28不见父癸与父乙器,但出现父辛器,为一对铜爵,其夫人墓M27中有父癸器,且另有父乙器。这四座曾侯及其夫人墓中的父乙、父癸器铭文,均未著名做器者,依照M1与M111出土已知做器者身份的父癸、父乙器作为参考,M1墓葬的年代最早,M111的年代最晚,那么时间处于M1与M111之间的M65与M28出土铜器铭文中的父癸与父乙,应当与M1与M111的已知作器者的日名铜器铭文中的父癸、父乙为同一人,因此,父癸、父乙当为叶家山曾侯的共同敬称。联系M1与M111明确做器者身份的日名铜器,可见四座曾侯墓墓主人都称癸、乙为父,且未出现祖癸或祖乙之称名,那么从日名角度看,这四位曾侯也应当是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叶家山曾侯墓地并未发现明确的曾侯子孙墓葬,三位曾侯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能够证明三人为父子关系的关键性证据,那么结合上文总结的日名规律,我们认为,叶家山曾侯在继承制上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制。

总而言之,从日名铜器的角度看,叶家山西周曾侯一脉的始封者当是聃季载,聃国、曾国当为一国。联系新出曾侯與钟铭文,可知学者关于西周早期的南公与南宫为一人说是可信的,曾侯一脉在祭祀父母的时候使用天干祭祀,且称其父辈兄弟都为父,并有其自身的使用规律,而在晚期曾侯的称名中,曾侯乙、曾侯丙、曾侯與、曾侯(戊)等也使用有天干之称,不过此天干的使用,有别于早期叶家山西周曾侯一脉祭祀父母的天干使用方式,其规律似是按照世系排列的。我们虽然对传统的日名说作了反思,并初步探索了曾侯的始封者及叶家山西周曾侯的世系辈分,但是对曾国的灭亡时间又有了新的疑问,叶家山曾侯在之后的淮夷叛乱、噩侯叛乱、楚国征伐中何去何从?此外,曾侯一脉在王室中何去何从也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周人不用日名说也需要深入思考。

[1]欧阳怡婷.西周时期曾国青铜器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

[2]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江汉考古,2014(2).

[3]黄凤春,胡刚.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江汉考古,2014(5).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胡天生.聃国的地望与兴灭[J].文史知识,2010(1).

[6]何浩.楚灭国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

[7]杨权喜.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兼述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A].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9]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0]陈梦家.商王庙号考——甲骨断代乙学篇[J].考古学报,1954(2).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2014-12-17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14BKG012)

王琢(1989-),男,山东新泰人,硕士研究生。

K876.41

A

1673-1395 (2015)02-0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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