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翻译学视域看中式菜名英译

吴丹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从生态翻译学视域看中式菜名英译

吴丹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较大，中国人注重菜肴的色、香、味、形，并给许多菜肴取了美好且动听的名字；而西方人注重菜肴的营养，菜肴命名简单扼要。只有在充分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西方菜肴的命名方法，才能有效地英译中式菜肴名称。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野出发，其理论观点能为菜名翻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中式菜名英译；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民俗情趣或地方风味，因此中式菜单是外国朋友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之一。但与此同时，菜肴的各种译名也给消费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四喜丸子被翻译成“Four Glad Meat Balls”，童子鸡被译为“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夫妻肺片被译为“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如此译法，让不熟知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友人完全不知其然，这样不忠实的翻译不利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式菜名充满了文化内涵，所以许多翻译工作者投入到菜名翻译的行列，菜名翻译的研究领域也逐渐打开，但是目前其研究领域只局限于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等微观视角，几乎无人从宏观视角来研究菜名翻译。

生态翻译学[1]的概念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于21世纪初首次提出。许多翻译研究者从此角度出发，探讨了广告和文学的翻译策略，而鲜有人把此理论与中式菜名的翻译联系起来。本文尝试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中式菜名的翻译，以期为菜名翻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生态翻译学简介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是此理论的基础。翻译适应选择论是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华夏文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的智慧为依托而提出的“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理论[2]。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里所说的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3]。生态翻译学具体阐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本体的解释：翻译过程——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翻译原则——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方法——“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译评标准——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3]。 所以,译者在翻译时需要从“三维”着手，使译文达到多维转化的程度，从而形成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翻译。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式菜名翻译

中式菜名包含浓厚的文化色彩，好的译文能帮助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在进行菜名英译时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翻译生态环境，发挥主导作用，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使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达到最高。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2]。它要兼顾主体(译者)和客体(文本)之间的平衡[4]，既要对所译文本进行细读以发掘其可译性，在翻译过程中也要尽可能地保存原文本在目的语中的生态平衡。

西方人的思维非常直接，所以西式菜肴命名比较简单明了。大体上有以下四种方法：按材料直接命名，如Macaroni with Seafood(海鲜通心粉)、Tuna Fish Salad(金枪鱼沙拉)、Chicken Liver Terrine with Morels(鲜蘑鸡肝批)；按烹饪法命名，如烧、烩、烤、炸等命名，再将菜肴材料直译出来，如Roast Beef(烤牛肉)、Baked Chicken(烤鸡)、Grilled Chicken Rolls (烧鸡卷)、Deep-Fried Chicken(炸鸡)、Braised Chicken with Wine(红酒烩鸡)；按菜肴形状命名，如Fillet of Fish(鱼片)、Potato Chips(薯条)、Veal Loaf(小牛肉块)；按地点或是人名命名，如New York Steak(纽约牛排)、Hungarian Beef Goulash(匈牙利浓汤)、Caesar Salad(恺撒沙拉)。

那么,中式菜名的英译就得围绕着西方菜肴命名的这几种方式进行。

按材料直接命名的菜肴，只需把材料译出来，如：白灵菇扣鸭掌(Mushrooms with Duck Feet)、松仁香菇(Black Mushrooms with Pine Nuts)、竹笋青豆(Bamboo Shoots and Green Beans)、芥末鸭掌(Duck Feet with Mustard)。英译这些菜名时，可把菜肴的材料一一列举出来，如鸭掌(Duck Feet)、香菇(Mushrooms)、松仁(Pine Nuts)、竹笋(Bamboo Shoots)、青豆(Green Beans)等，并用英文的习惯性表达翻译出来，如用连接词and,with，等等。

按烹饪法命名的菜肴，英译时先把烹饪方法译出，然后译出其材料。如：桂花糯米藕(Steamed Lotus Root Stuffed with Sweet Sticky Rice)、生腌百合南瓜(Marinated Lily Bulbs and Pumpkin)、鲍鱼红烧肉(Braised Pork with Abalone)、焗肉排(Baked Spare Ribs)、熏鸡(Smoked Chicken)。这些菜名的翻译，语言上符合英语表达，并仿照西式菜肴命名，把烹饪法置于最前面，让消费者知道这是一道通过什么方式烹饪的菜式，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将烹饪材料置于后面，有的用and,with把主料和辅料连接起来，有的用动词的过去分词来表示。

西方菜肴按照形状命名，而中国菜肴的形状大多数是由厨师以高超的刀工做成，如：丝、片、碎、丁、块等。比如麻辣肚丝(Shredded Pig Tripe in Chili Sauce)、时菜鱼片(Stir-Fried Fish Filets with Vegetable)。这些菜名的翻译有的是将这些刀工用动词的过去分词再加名词来表达，有的则是直接用名词形式，如Filet(把鱼或者肉去骨切片)。

按地名命名的，如清蒸武昌鱼(Steamed Wuchang Fish)、蒙古牛肉(Mongolian beef)；也有按人名命名的，最著名的就是东坡肉(Dongpo Pork)，还有太白竹篓虾(Taibai Prawns in Bamboo Basket)。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2]。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原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应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4]。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大国，国人重视菜肴的色、香、味、形，视烹饪为艺术，讲究菜肴的艺术文化内涵，注重美好意义的表达。而西方人则持理性饮食观念，他们认为饮食是为了生存，只关注食材包含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没有在菜肴上融入艺术，不在意菜肴的外形。林语堂先生曾说，英美人仅以“吃”为对一个生物的机器注入燃料，只要他们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的结实，足以抵御病菌的感染，其他皆在不足道中[5](P59)。所以西餐名称注重材料，突显烹饪方式，菜肴名称简单，一目了然。而中国许多菜名以“龙”、“凤”、“翡翠”、“鸳鸯”、“芙蓉”等这些有着美好意愿的字眼命名，也有许多菜肴根据历史典故和人名命名。如果直译这些菜名，西方人会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他们认为龙是一种很凶恶的动物，也不知道凤是什么东西，一些历史典故则把西方人弄得晕头转向。西方人只想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所以，基于文化上的差异，译者应该考虑两种语言在文化维上的转换，适应西方人的饮食理念，选择恰当的文字进行翻译。

中国菜肴习惯把鸡比喻成凤，蔬菜比喻成翡翠，蛋清比喻成芙蓉，蛇和鱼比喻成龙，如泡椒凤爪(Chicken Feet with Pickled Peppers)、翡翠鲍脯麒麟鸡(Braised Chicken with Sliced Abalone)、龙凤羹 (Minced Chicken with Fish Soup)、冰花芙蓉官燕(Stewed Bird’s Nest with Egg White)。对于这样的菜肴，鉴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译者应直接把龙、凤、翡翠、芙蓉等所指的原材料翻译出来，这样才能使菜肴发挥其消费意义。还有一些菜肴表达了美好的意愿，西方人却认为没有必要，他们认为菜肴是什么就应该如实翻译出来，边吃边联想不是他们的作风。这样的菜肴有：富贵鸡(Steamed Chicken with Stuffing)、如意鳗卷(Deep-Fried Eel Rolls)、金银玉带(Sautéed Scallops and Mushrooms)等。还有一些以中国历史典故命名的菜肴，如佛跳墙，如果直接将这道菜的材料(Steamed Abalone with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in Broth)翻译出来，西方人确实能看懂，但这道菜所传达的典故(如此美味的一道菜，连正在潜心打坐的佛也跳出墙外品尝)却丢失了，所以，为了保留这道菜的文化含义，可以在材料之后加一个简短的解释，同时，为了让西方人很好地记住这道菜，可以用音译，并置于最前面，如：Fotiaoqiang——Steamed Abalone with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in Broth (Lured by its delicious aroma even the Buddha jumped over the wall to eat this dish)。这样译者不仅关注了西方文化，也很好地顾及了中国文化，考虑了整个生态翻译环境，选择了恰当的译文。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2]。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还要关注交际层面，注重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到体现[6](P138)。

译者在菜名翻译的过程中，要考虑整个翻译生态系统，适应整个生态文化，选择恰当的译文，使消费者知道自己吃的究竟是什么，以达到交际意图。所以，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就不能被动地“忠实”原文，而要译出菜肴的原材料。倘若外国人看到馋嘴蛙、干拌顺风、咕噜明虾球、怪味猪手这样的菜肴，心中必定疑惑万千：“馋嘴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青蛙？“怪味”的菜肴是不是已经馊了？中国人喜欢以奇特，甚至奇怪的名称吸引人，招揽生意，而外国人持理性消费观念，他们不仅不会被名称奇怪的菜肴所吸引，反而会避之唯恐不及。如果译者不考虑交际维的转换，这样的菜肴西方人很难有兴趣品尝，达不到文化传播的目的。所以，译者要用最直接、最直白的语言将这样的菜肴如实译出。如馋嘴蛙(Sautéed Bullfrog in Chili Sauce)、干拌顺风(Pig Ear in Chili Sauce)、咕噜明虾球(Sweet and Sour Shrimp Balls)、鸭粒响铃(Fried Diced Duck)、怪味猪手(Braised Spicy Pig Feet)、手抓琵琶骨(Braised Spare Ribs)、全家福(Stewed Assorted Delicacies)等。

很多中式菜名英译所体现的不单是一个维度，只是为阐释方便才将三维分开。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方法是涵盖整个翻译过程，而非独立存在的，所以在菜名翻译过程中，要全面综合考虑。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说过，对输入文本的操纵通常是多层次的，需要参照译语读者的各项环境特征，以最后形成目标语的文本输出[7](P123)。例如,叫化鸡，我们可以将其拼音Jiaohuaji置于最前面，体现语言维;将Roast Whole Chicken Wrapped in Mud置于中间,既体现语言维，又体现交际维和文化维;将解释it’s such named because it is a beggar who first quite accidentally cooked it in this way置于最后，体现文化维。中国人历来不厌恶乞丐这些底层人，金庸武侠小说中就将丐帮描述为天下第一大帮；而西方人则理性地认为乞丐的任何东西都是脏乱的，以至于会有歧视心理。所以对于这一道菜肴，译者就考虑了整个翻译生态环境，适应中式菜肴和西式菜肴的文化、语言差异，选择了恰当的译文。

三、结语

成功的菜名翻译有赖于译者充分考虑整个生态环境，包括目的语受众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语言风格，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恰当地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从而使译语文化背景下的受众与原文在原语文化背景中的受众产生同样积极的心理回应。生态翻译学对菜名翻译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其理论观点为菜名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值得学界重视。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3]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4]王宁.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J].中国翻译，2011(2).

[5]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7]叶苗.应用翻译语用观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2014-11-10

湖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14D007)

吴丹(1990-)，女，湖北黄石人，硕士研究生。

H315.9

A

1673-1395 (2015)02-009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