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伦理范式转型
——基于政府与社会新型关系建构视角

廖炼忠

（云南大学 教务处，云南 昆明 650091）

信息社会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伦理范式转型
——基于政府与社会新型关系建构视角

廖炼忠

（云南大学 教务处，云南 昆明 650091）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信息社会，开放、博弈制衡并存，伙伴合作、公共服务等不断成为新型社会与政府关系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行政伦理也随之逐步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行政理念上，服务伦理成为服务型社会建设的新型伦理；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契约型共治伦理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伦理监督上，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监督成为外生性新型伦理监督主体；在行政价值上，公民行政与政府行政逐渐融合，追求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共治价值。

信息社会；服务伦理；契约伦理；公民行政

当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在同步向信息社会转型。知识型经济、网络化社会、数字化生活和服务型政府等信息社会指数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现代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已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①《走近信息社会：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国家信息中心。可以说，信息社会是当代世界共同面临的最有代表性和共性的社会转型，它深刻影响着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府管理等各个方面。对于当代中国的公共行政来说，信息社会一方面使政府治理面临的社会转型更为复杂，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理念和方式，加速了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伦理范式的转型。万俊人和张泰来认为，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从美德伦理学向社会规范伦理学的转型，使行政伦理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伦理学和行政伦理学范围去思考公共行政领域的问题，把对公共行政的反思扩展到了社会学领域，促进了社会规范伦理或政治伦理的兴起。②万俊人认为：当欧洲自17、18世纪开始进入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中时，道德伦理便开始从传统的美德伦理类型向社会规范伦理甚或政治伦理的类型偏移，古典自由主义伦理学、特别是作为其成熟典范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从洛克到密尔）的生存与突显，即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反映。参见万俊人，《制度伦理与当代伦理学范式转移——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第16页。张泰来认为：当代瑞士神学-伦理学家孔汉思提出“世界伦理”构想，以及当代德国伦理学家博恩哈德·祖托尔的政治伦理学体系中所蕴涵的方法论，为当代西方伦理学提供了一条富于启发性的思路：伦理学不再仅仅局限于在狭义伦理学的范围内思考问题，而是把对道德生活的反思扩展到社会学领域——从伦理学的道德程序论证转向社会学的道德结构论证。参见张泰来，《伦理范式与现代公民道德建设》，《求索》，2009年第6期，第105页。信息社会进一步加速了现代政府的现代化和社会化进程，把公共行政置于“国家、政府和社会”日益变化的关系中去考察其管理活动中的多元主体共治基础上的共识价值，公共服务伦理、共治伦理成为现代公共行政伦理的价值中心，大众传媒成为公共行政伦理的外生性监督主体，传统职业精英和政府权力行政逐步走向以共治为基础的公民行政，传统以职业为基本特点的行政伦理逐步拓展到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相结合去思考和解决公共行政问题。

一、行政理念：由管理伦理向公共服务伦理转型

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冲出迷雾：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2013》显示，我国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2012年信息社会指数达到0.4391，比2010年提高了17%，仍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转型期。信息社会成为当前各种转型中最有活力和代表性的社会转型方向，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政府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信息获取的“柠檬效应”逐步缩小，公民与政府二者之间的信息拥有比以前有显著的对称性发展趋势，双向透明化程度越来越高，更加开放的社会与政府关系正在形成；更加开放的“社-政”关系，促进了合作博弈并存的“社-政”制衡机制不断成形；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不断转变，不仅促使政府逐步由管理走向了引导和服务，而且进一步推进和强化了其公共性特点和服务性职能，加速了传统以权力为主要手段的管理伦理向公共服务伦理的转型，并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新型伦理。

公共服务伦理指政府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以服务为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的伦理准则的总和，是公民作为需求主体、平等合作的新型伦理，服务公民和服务社会是其核心内涵。历经30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政府已经完成了由管制到管理的功能转型，并正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治理模式转型，为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伦理范式由管理伦理向服务伦理转型提供了社会外驱力和政府管理内动力。信息社会在其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信息社会使公共服务理念进一步大众化和深入化

公共服务理念是随着服务型政府的提出而逐步被普通民众所认知和熟悉的。在我国，1998年的政府改革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把公共服务纳入政府服务职能。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成为国家意志。2013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政府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开始，是政府职能、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全面转变，也是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公共价值体系的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社会所拥有的强大的信息技术手段，使公众通过各种网络技术平台迅速了解公共服务的内涵和政府模式的转变，公共服务理念逐步大众化；而且随着电子政务的出现和现代信息技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普及，信息消费日益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消费方式，公众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日趋紧密，对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社会治理方式、职能转变以及现代化水平需求的认识日益深刻，推动政府不断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一个负责任、具有强大公共服务能力和现代化的政府成为社会普遍需求。

（二）信息社会加速了当代中国政府的现代化进程，为公共服务伦理转型提供了内外行政环境

政府现代化这一概念源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改革，被称为“行政现代化”或“政府现代化”。其目的是要走出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韦伯式的政府组织模式，建立一种与信息革命相呼应的政府现代化，称为“后现代化”。［1］（P29）信息社会改变了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环境，网络化社会和数字化生活日益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环境，促进了公民需求多样化；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特定社会管理阶层垄断信息的局面，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实现了颠覆性的普及化发展，为公民自由表达政治诉求，发表政见提供了技术条件，极大地催生了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热情和民主要求；现代信息技术形成的民意表达平台的出现和信息共享局面，使原有基于信息垄断背景下的决策管理优势和阶层管理、科层管理、组织管理机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行政决策日益走向透明化和社会化。因此，当代中国政府行政面临着信息化和信息消费社会的外部大环境，促进了由传统政府对社会的管制型和管理型行政方式向以公共服务为核心价值的服务行政和公共服务伦理转型；同时，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电子政务、政府信息网站等现代管理手段，加速了现代政府体制的现代化、管理手段信息化、政府运作高效化、政务活动公开化和政府决策透明化，为公共服务伦理成为政府构建和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提供了技术手段和内在可能。

（三）信息社会使服务公民、服务社会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能，公共需求满足能力成为当代中国政府重要的伦理评价指标之一

信息社会所形成的更加开放的“社-政”关系的实质就是政府逐步放弃在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塔尖地位，社会和政府之间逐步形成协商和对等合作的关系，通过行政授权和分权，政府管理重心下移，使服务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能成为其首要的基本职能，公民成为需求的主体和政府服务的客体。服务型政府提倡公民参与，并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提供社会服务虽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但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怎样提供服务，却不取决于政府意志，而是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和要求，政府必须对公民的服务要求做出前瞻性的回应。［2］（P4-5）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在信息消费的浪潮中，一方面缩短了消费周期，便捷了消费方式，使信息消费逐渐成为公众消费的主要方式，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向各个领域的不断延伸，不断产生新的消费领域和消费需求，使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性发展，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对公民公共服务需求回应的及时性、满足程度，在信息社会背景下日益成为政府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重要评价标准。

二、治理模式：由管理伦理和人情伦理向契约型共治伦理转型

在信息社会背景下，传统政府不再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随意支配和万能的地位，传统政府管理者所具有的基于行政不透明背景下的人情权力风光不再，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互为契约主体、监督主体和制约主体，政府契约履行度成为政府诚信和管理能力的重要表现。从本质上说，契约型共治伦理的核心是现代政府与社会之间基于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多主体合作管理，是现代政府基于社会发展需要，与社会主体之间形成的动态治理契约。从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变化的角度去观察，当代中国行政伦理体现出由管理向共治，由人情向契约的双向转型。

（一）信息社会对传统的管制型和管理型“社会与政府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以合作博弈并存为主线的“社-政”制衡体制日趋成形

合作与博弈的“社-政”关系形成的关键在于社会对政府的制衡能力的大小。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加速了更加有素质的社会公民的成长速度，而且构建了以网络为代表的便捷、畅通表达平台，使社会公众的信息源日益多样化，增加了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了解度，使以前单一个体表达意愿的方式便于形成群体意愿，产生合力和更大的力量，提高社会对政府的制衡能力；另一方面，随着信息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和深入，使政府的决策和运作更加透明化地面向社会，也使政府能更加便捷地了解和掌握民意，迅捷反应。

（二）信息社会颠覆了传统中国的人情伦理价值体系，促进了契约伦理兴起

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情伦理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彻底颠覆了基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基础和人伦关系上的伦理价值根基。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研究传统中国乡村结构和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网时，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信息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打破了这种人伦差序格局，改变了传统人际交往的方式，扩大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使一对一和面对面为主的社会关系拓展方式，变为了一对多、多对多和跨地域、超时空的可重复虚拟交往，使传统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点的亲情伦理人际关系圈向范围更大、更具有发散性和随机性的自组群体发展；其次，信息社会使社会个体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中具有更多的利益攸关性，使信息和知识成为财富获取的新载体，各自成为相互的、基于市场契约的既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主体，打破了传统的自我主义、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和特殊主义伦理规范体系；再次，信息社会使知识传播速度更快，获取知识的渠道进一步便捷化和社会化，为每个人提高知识水平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技术平台，使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机会进一步均等化，使信息获取的柠檬效应显著减弱，极大地消除了由知识垄断带来的权威统治。

从实质上来说，服务伦理是政府和社会成为伙伴关系，基于契约基础上的博弈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服务型政府把服务社会作为其首要的公共职能，就意味着政府与社区、公共组织和公民之间新型伙伴关系的出现。这是一种新型的“社政”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人情血缘为纽带的人伦关系和社会组织架构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信息社会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彻底摧毁了这种人伦价值体系和组织观念，同时加速了社会与政府之间基于契约基础上的共治伦理的兴起。

（三）信息社会促进了平等合作的新型社会治理主体成长，使当代中国行政伦理由以管理主导快速向契约型共治行政伦理转型

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知识、文化、信息的海量传递，使学习不仅可以突破校园围墙，而且打破了时空界限，扫除了阶层、地域和身份的束缚，迅速提高了公民素质，培养了高素质的新型社会治理主体。武汉大学徐亚文、刘洪彬教授认为：“……就目前而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中的‘共治’（或者‘社会共治’）理念在实现动力上，共治培育‘参与型公民’，重视培育行业协会、企业工会和民间慈善组织，建立多元化的公众参与机制和渠道，将国家职能部分‘对接’到社会自治组织，把社会能办好的事尽量交给社会承担，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3］信息社会不仅培育了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公民，更加容易形成具有合意的公民组织，而且建立了多元化的公众参与机制和渠道，使公民及其社会组织既成为与政府组织平等的公共治理主体，也是公共治理的客体，使原有的单一政府向社会输出和供给的管理服务模式转变成为多向共同服务模式。由管理到治理，对于行政伦理意味着公民及其社会组织在政府引导下，以平等合作的主体身份参与社会管理的共治伦理转型。

上述一系列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在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上，信息化加速了乡土中国向法治中国和新型契约中国转型的进程；在行政伦理上，加速了由人情伦理向以契约为核心的共治伦理转型；在政府治理模式上，其实质是由人治到法治的巨大转变。在信息社会背景下，以契约为核心的共治伦理是政府存在和公共服务的基石，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建立一个讲诚信、重契约、负责任、有公信力的共治型政府。

三、伦理监督：由权力监督向与社会监督并存转型

信息社会迅速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使政府以更加透明的形式存在，信息社会特有的信息平台，极大便利了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不仅增加了多主体监督的可能性，而且在监督的形式、深度、广度等方面都有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因此，政府决策、执行过程、结果及公务员个人行为和道德素质成为民众广泛关注的焦点。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逐步来临，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以其开放、自由、自组织、分享等特点，影响现实生活，使得我们的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使公共行政的方式、内容和评价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使公众通过各种大众传媒成为公共行政的新兴外生性监督主体，促进了行政伦理监督由传统的权力监督为主向权力监督与社会监督并存的局面转型。

（一）信息社会使行政伦理监督的大规模社会化参与成为可能

行政伦理监督的大规模社会化参与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众传媒。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大众传媒不仅成为公共民意表达的载体，而且成为大规模民意实现和外生性监督的信息化典型代表。之所以说大众传媒是公共行政伦理新兴的外生性监督主体，一是由于它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现代技术高度发展、现代文明不断进步的最新成果；二是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以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交互性和技术依赖性，介入社会评价体系，把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体都纳入其监督评价范围，打破传统的伦理监督和评价方式，出现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平台，民众（网民）可以广泛参与的随机自组共识群体，①随机自组是指通过网络平台，公民参与是非指定区域、非明示身份的自愿参与；共识群体是指这些网络力量会给予社会中的某一现象、某一事物形成相似观点或类似目的。其基本特征是匿名、不固定和共识。这些群体存在于网络社会中，以现实中的人、物或事件为关注点，以共同行动为基本特征，在其内部以达成共同认识为目标，通过不断的互动行动影响组织和社会。［4］（P35～36）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具有的这些特点，不仅为行政伦理监督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化参与提供了技术平台支持，降低了监督成本；而且由于其参与主体的相对隐匿性和普遍性，使之在伦理评价中，尤其面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组织展开评价时，能够更自由地表达意见，扩大监督范围。当然，这种相对不受约束的力量也有其自身的弱点，需要引导和约束。

（二）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改变了传统的行政伦理监督方式

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媒体被西方称为“第四种权力”，并把它作为对政府监督的重要政治力量。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成为社会与政府互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为各级政府提供了了解社情民意、聚集民智的重要载体和平台；［5］（P5）网络民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制度的完善；②《走近信息社会：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国家信息中心。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改变了传统政治，电子空间正使权力从代理和政治代表手中转到那些直接参与价值增值的普通劳动者和公民手中；［6］（P17）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使虚拟的世界成为现实，并且使社会资源更容易集中，在行政伦理评价中淡化了社会阶层隔阂。上述一系列的变化，使信息社会背景下的行政伦理监督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实现了监督主体的多样性和社会化；二是在传统部门监督、权力监督和部分民意监督的基础上，产生了外在于传统官僚组织内部监督体系以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外生性监督主体；三是信息技术手段加速了现代行政伦理监督手段的现代化发展程度；四是信息社会的外生性伦理监督所具有的即时性、广泛性和影响的重大性，使社会伦理监督更加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

（三）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化监督促进了政府自身建设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监督，使社会更容易形成共识。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等信息化建设工程，不仅给公众提供了更多社会服务，而且有利于普通民众了解政府决策、执行的过程，提高普通公民的参政程度，把社会治理当成公民和政府共同的责任，更加容易形成正面共识；但是，由于基于信息技术的民意表达具有相对更大的自由度，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和政府管理中的问题，也就更容易扩大化，也容易形成负面共识。如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行政伦理失范之所以显得数量如此之多，情节如此恶劣，产生了很坏的影响，除了制度缺失、伦理失范、权力失控、利益失衡等诸多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社会使这种现象更容易曝光，大量的负面信息使公众更容易产生扩大化的负面效应。因此，现代信息传媒不仅充当了民意监督的代表，而且成为信息发布的大平台，为政府行政和公务员履行职责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推动了政府自我建设、自我完善的进程。

四、行政价值：由传统精英行政向公民行政转型

公共行政管理逐步步入公民行政时代。信息时代使公民更加便于了解政府管理，也给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管理提供了技术便利和实物平台，在使公民表达意愿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通过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平台，更加容易形成意见共识。公民行政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精英管理和典型的职业行政家管理格局，使行政权力出现向普通公民主体让渡的趋势，使行政管理价值由传统的政府为主塑造核心价值向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共塑转型，使公共行政价值回归到公民本原。

（一）公民行政是人本行政

公民是服务型政府行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公共行政归根结底是人政，政府行政的属人性，既指行政行为本身的人为性，更是强调政府行政行为的为民这一最终目的，政府行政最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满足普通公民的需要。政府必须重新回归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以“人为目的”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满足人的物质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关注人本身的价值及意义、关切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从而有可能将自身存在之意义与人的意义相同一，在为了人和属于人的原点上充分体现政府自身存在之意义。［7］（P70）按照“社会质量理论”的内涵，社会质量是指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8］（P16）其内涵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以及社会赋权等几个方面。尤其社会赋权是指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社会关系能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实际上，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超越了传统政治参与的赋权含义，关注社会为个人发挥自身能力而提供的生活机会是否公平，指向的是人的尊严。［8］（P17～18）所以公民主动参与的公民行政，在本质上是逐步实现了还权于民；对社会整体而言，逐步扩大了社会满足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享受社会福利的潜能和需要，提高了社会质量；在伦理价值目标上指向更高层次的人的尊严和自由发展。

（二）信息社会背景下的公民行政改变了公民民主参政模式

体现信息社会背景下公共行政价值的公民本原回归的最显著标志就是公民行政的出现。民意通过信息平台更容易完成行政参与和政意表达意图，更便捷地形成民意合力，使民众对公共管理的参与度与影响度更高，行政管理由原来所有公共事务管理通过契约式国家代理，逐步部分地还原到公民主体自治或自主参与管理，逐步推进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信息社会给政府行政提供政务公开、透明行政的平台和要求的同时，也意味着公民参与行政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具备了进一步加大的技术前提。信息社会背景下，公民通过更加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参与政府决策和管理，具有更加自由和通畅的意愿表达平台，对公民民主参政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从政府管理模式来看，改变了传统政府以往由上至下的权威命令和计划控制的单一管理方式，逐步发展成为上下交错、互动的参与式管理，使民主管理和服务管理更加贴近管理和服务的主体——公民，并逐步使公民作为真正的管理主体，通过现代信息手段介入到整个过程；从参与方式来看，除了体现信息化手段的特征以外，从被动走向更加主动的参与；从参与的模式来看，由原来的权力与利益分配模式向权力与利益博弈模式转变，进入社会参与模式。［9］①转引自《新华文摘》，2010年第19期，“论点摘编”，第156页。参与方式基于对民主政治实践的期望价值指向与现实需要考量，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模式伴随着民主政治“潮起潮落”式的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呈现出了“动员型”模式、“大众民主”模式、组织文化参与模式与社会参与模式等四种形态。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在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实现了不断创新与超越，并完成了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五个转变：即从外在强压模式向内在自愿合作模式转变；从理念性、实质性模式向实效性、程序性模式转变；从参与渠道的一元化模式向参与渠道的多元化模式转变；从权力与利益分配模式向权力与利益博弈模式转变。

（三）信息社会使传统精英管理向平民化和权力共享化趋向转移

网络信息缩短时空距离，改变交往平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重叠交往和重复交往的概率，使行政伦理主体的社会化程度日益加深，打破职业交流壁垒，职业特征的选择性强化和淡化特征日趋明显，使以前高度职业特征的行政伦理逐步走向公众，使职业政治家和管理者向公共社会管理的平民化和权力共享化趋向转移。据《走近信息社会：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称，自2008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首次超过0.3以来，信息化加速转型趋势明显，年均增长率为8.68%。随着信息技术普及的速度明显加快，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信息技术的运用和信息平台的构建，使政府行政透明度显著加强，使普通公民和公民组织有机会参与到决策、管理过程中去，打破了传统的职业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垄断的格局，逐步进入普通公民参与的公民行政时代。

［1］陈振华.试论我国政府现代化的构建［J］.福建行政学院 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

［2］施雪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J］.社会科学，2010，（2）.

［3］徐亚文，刘洪彬.共治理念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N］.湖北日报，2014-3-1.

［4］张康之.网络治理理论及其实践［J］.新视野，2010，（6）.

［5］叶皓.应把媒体民意调查引入政府决策机制之中［J］.新华文摘，2011，（2）.

［6］网络传播改变传统政治生活［J］.人民论坛·双周刊，2007，（7）.

［7］李晓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与人的需要［J］.理论学刊，2010，6（6）.

［8］张海东.从发展道路到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式转换［J］.新华文摘，2010，（14）.

［9］刘建明，史献芝.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四种形态与五个转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 Ethics Paradigm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Societ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LIAO Lian-zhong
（Teaching Affairs Department，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Along with China's gradually going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openness，game play and counterbalance，partnership and public service are becom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In this process，the transi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ics is happening as well，which ismainly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in administrative concept，service ethics has become the new type in building a service-oriented society；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governance，the status of contractethics is getting prominent；in ethical supervision，modern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based social inspection has become themain subject of the exogenous ethics；and in administrative value，civil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are integrating gradually in pursuit of equality between governmental and social work value.

information society；service ethics；contract ethics；civil administration

D61

：A

：1006-723X（2015）10-0023-06

〔责任编辑：左安嵩〕

廖炼忠，男，云南大学教务处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行政管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