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外交的跨界民族因素分析

陈 翔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9）

中国周边外交的跨界民族因素分析

陈 翔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9）

跨界民族是一个具有跨国性的特殊族群，对国家间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有34个跨界民族，其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有着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效应。就积极层面而言，跨界民族可以成为中国与邻国间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社会互动的重要媒介，可以推进中国与邻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就消极层面而言，跨界民族可能会演变为跨界民族问题，突出表现为泛民族主义的猖獗、跨国性社会问题的滋长、境外突发性事件的蔓延、国际反华势力的暗中破坏以及宗教的非法传播等，一定程度上会破坏中国与邻国正常关系的维系。因此，中国需要重视与正确对待跨界民族的作用，以边疆地区的和睦、安全与富裕带动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的施展，以跨界民族为纽带促进中国与邻国关系的进展，从而实现周边外交的突破。

周边外交；跨界民族；积极作用；不利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周边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地位愈加关键。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是我国当前对外关系的优先考虑。在开展周边外交的过程中，中国与邻近国家间的跨界民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跨界民族对于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开展周边外交有着一系列的积极作用与诸多的不利影响。为了更好地做好周边外交，中国需要积极地抓住跨界民族蕴含的有利条件，有效地规避与克服跨界民族带来的问题，保持稳定的边疆与安定的周边，从而为中国崛起提供有力的战略依托与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中国跨界民族概况

纵观世界历史发展历程，民族问题始终是国际关系变迁的重要因素，其中跨界民族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跨界民族，是指分布在两个或多个国家的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个民族。与这一概念相类似的还有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但是在内涵上有些不同。跨境民族是由于具有共同历史、文化和语言渊源的族群集团跨境分布在不同国家形成的群体，在外延上比跨界民族更为广泛。跨国民族是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不论是相邻的两侧，还是远离边境），基本保持原民族认同、相同渊源的人们群体的指称。［1］（P33）跨界民族不同于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的突出标志在于原生形态民族本身为政治边界所控制且该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割。［2］（P12）

跨界民族的形成与维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迁徙，即原始民族从一国迁至邻国并生存下来，如隔保克海峡跨居的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二是殖民瓜分，即民族遭到肢解导致的同一民族分布在两国或多国的相邻地带，如非洲之角的索马里族被西方殖民者分割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以及肯尼亚等国。三是领土丧失，即本国失去部分既有土地使得同一民族被分割在新国界两端，如北爱尔兰人被分在英国与爱尔兰两国。四是民族分化，如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巴斯克人以及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奥塞梯人。基于上述原因，当今世界上的跨界民族相当普遍。据统计，目前全球有2000多个民族，但独立国家总数不到200个，存在着大量的跨界民族，对当前的国际关系产生着深刻与复杂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有55个少数民族，与14个国家陆上接壤。目前中国有34个跨界民族，分布在2.2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两侧。按照地理方位，可以把跨界民族分为东北方向、正北方向、西北方向、西南方向与正南方向等不同的分布区域。

在东北方向的中朝俄边境地带有朝鲜族等4个跨界民族。朝鲜族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境外主要是朝鲜半岛的朝鲜与韩国，俄罗斯滨海州也有一定数量的朝鲜族居民。在中俄边境地区，沿着黑龙江两岸生活着赫哲族（俄罗斯称之为那乃族），拥有着共同的风俗文化与语言，可以进行自由交谈。此外，中俄边界还有鄂温克族（俄称埃文克族）与鄂伦春族等人数更少的跨界民族。

在正北方向的中蒙俄三国间存在着蒙古族这一人数众多的跨界民族。蒙古族在境内主要居住于内蒙古自治区，同时是蒙古国的主体民族，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地也有大量蒙古族居民。目前，世界上有900余万蒙古族人口，其中中国最多，达到580万，蒙古国有200多万。

在西北方向，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生活着哈萨克等9个跨界民族。哈萨克族分布于中国新疆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中国的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境外称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境外称吉尔吉斯族）、撒拉族（境外称土库曼族）等边疆少数民族均是中亚相关国家的主体民族。以新疆为主要生活区域的维吾尔族同样活跃于紧邻中国的中亚国家境内。另外还有着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境外称鞑靼族）以及回族（境外称东干人）等人数较少的跨界民族。

在西南方向，中国与近邻的南亚国家间分布着藏族等跨界民族。藏族主要生活在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全世界共有将近500万藏族居民，其中460万生活在中国，还有一些居住于印度、尼泊尔以及不丹等南亚邻国。此外，中国与不丹间的门巴族、中印间的珞巴族也是该区域的跨界民族。

在正南方向，中国与东南亚陆上邻国间共有壮族等17个跨界民族。壮族是人数较多的跨界民族，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余生活在越南，被称为岱依族与侬族。傣族是一个分布相对广泛的跨界民族，除了中国云南省外，还居住于缅甸（被称为掸族）、越南（被称为泰族）、泰国（被称为泰族）与老挝（被称为佬族）等国。生活在中国云南的景颇族在缅甸被称为克钦族，哈尼族在境外被称作阿卡族或高族，彝族在老挝与越南被称为倮倮族，苗族在境外被称为赫蒙族。此外，中国与中南半岛诸国间还有瑶族、布依族、独龙族、布朗族、拉祜族、德昂族、佤族、怒族、阿昌族、京族、傈僳族等跨界民族。

中国与周边邻国的跨界民族是由于长期的民族迁移以及政治原因等造成的结果，并对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邻国的关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通常，跨界民族作为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族群现实，其对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往往有着两面性或双重性。跨界民族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同样有着双重影响，即如果处理妥当的话，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会更加顺畅，中国的周边外交能更好地进行下去，否则就会导致国家间关系波动甚至导致外交纠纷。

二、跨界民族因素对于中国周边外交的积极作用

跨界民族是有着共同族源的特殊群体，通常与至少一个以上的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显著的跨国性特征。如果处理得当且管理有方，跨界民族可以成为中国有效发展与邻国关系、有序开展周边外交的有利因素，成为推进双边关系稳定与发展的正面环节。

首先，跨界民族可以成为中国与邻国经济合作的有效渠道。一般来说，跨界民族居民跨境而居，民族同源，语言相通，地缘相近，具有一定的民族认同感。民族成员认同的一致性能够使跨越国界的群体成员形成利益一致、行动一致的自觉性。［3］（P307）依托于跨界民族的认同纽带与地缘优势，中国边疆地区与相关的经济交往与联系相当普遍且不断发展。边民互市是跨界民族经济合作的一大相对古老的民间贸易方式，双方直接在边境指定的贸易点进行交易。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边境建立多个对外开放口岸，推进与相关国家的商品贸易。由于双方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这种方式流行甚久且范围广泛。双方跨界民族相互投资是经济合作的另一种方式。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与朝鲜族居民有着关联，韩国企业积极投资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的朝鲜族人员也大量去韩国打工、经商等，促进了两国的经济联系。借助地缘毗邻与人文相近的天然优势，建立经济合作区是经济合作的第三种形式。在东北，大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已经谋划多年，其中的跨界民族尤其是朝鲜族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西北，中国正在与中亚国家积极筹划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在华南，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中越“两廊一圈”建设，①“两廊一圈”是指“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这是2004年提出的一项中越经济合作计划。并主张建设包涵中国、缅甸、老挝、泰国与越南的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目前，中国已经设立凭祥、丹东等15个边境经济合作区。跨界民族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沿边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跨界民族的经济合作有利于加强中国与邻国的经济融合，促进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助推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

其次，跨界民族可以成为中国与邻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共感产生了对一切人的交往的道德感。［4］（P620）跨界民族由于在民族起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意识、价值规范等方面的相近性，在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中可以起到媒介与纽带作用。中国的朝鲜族在中朝间与中韩间的文化往来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双方的学术交流与文艺交往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中俄边境地区的赫哲人与那乃人经常往来，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是中俄友好关系在东北亚的缩影。［2］（P310）中国的蒙古族为中蒙两国强化文化友好关系以及促进双方整体关系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两国间的文化互访活动不断，提升了互信水平。在中国南部跨界民族地区，举办跨国文化节日成为沟通双方边民及国家情感的一大途径。从2000年起，中缅胞波狂欢节已经举办多届，对于增进中缅双方的胞波情谊，弘扬与交流两国的民族文化以及促进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大意义。2009年，云南的哈尼族举办丢包狂欢节，越南的哈尼族也派代表团参加这次盛会，加强了两国哈尼族的民族情谊与民族认同。这种文化上的密切性有利于民间层面的友华、亲华倾向的增加，有利于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和强化认同，为更好地开展中越关系奠定坚实的民间基础。［5］

再次，跨界民族可以成为中国与邻国社会互动的有力桥梁。国之交在民相亲，民之交在心相通。基于族源、血缘与亲缘的紧密联系，跨界民族能够比较顺畅地在边境地区与境外同族进行相应的社会交往，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及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长期以来，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些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保持着经常性的通婚传统，跨境的探亲访友成为常态，对推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的关系发展有着积极的效应。跨界民族通常利用地缘与人文的便利，到邻近的国家进行旅游观光、跨国民族传统体育交流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对于加强双方的相互了解与认识大有裨益。早在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与缅甸总理吴巴瑞一起在云南芒市参加了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增进了中缅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推动了中缅两国国家关系的发展。事实上，举行这样的边民联欢大会，让中缅两国边民之间建立更广泛和密切的直接接触，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与团结意义重大。［6］（P38）周总理就以此曾把跨界民族赞誉为中国与邻国关系友好桥梁的建设者。

最后，跨界民族可以成为中国与邻国政治关系发展的“先行官”。跨界民族身兼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双重性，可以发挥着一般族群所不具有的特殊功能。即使两个国家之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或者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基于历史传统、现实地缘与同根同族的联系，跨界民族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随着国家间关系而动。更为重要的是，跨界民族可以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在两国关系不正常情况下，积极发展与邻国同族的关系，以此从地方交往推进国家关系向前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越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甚至武装冲突状态，两国国家外交层面的往来基本中断，但是中越边境地带的跨界民族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与联系，为之后的中越关系正常化发挥着相应的作用。

三、跨界民族问题对于周边外交的不利影响

跨界民族作为一种跨国性民族，其存在本身就具有特定的国际关系含义。由于跨界民族的特性，一旦处理不当，很容易演变成牵扯多国的双边甚至国际问题，影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不利于周边外交的顺利进行。

首先，泛民族主义在我国周边地区的出现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第三波民族主义浪潮的到来与蔓延，我国周边地区的泛民族主义或者说“大民族主义”思潮猖獗一时，且在我国与邻国的跨界地区兴风作浪。泛民族主义以跨界民族身份的便利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散布各种言论，妄图实现“一国一族”或所谓故土归并的目的。通常一个国家的优势民族与另一国的劣势民族存在民族一致性，两国间冲突增大。［7］（P171～184）在东北，境外的朝鲜族团体大力宣扬“韩民族共同体”与大高丽主义，扬言中国吉林延边属于韩国领土，并提出“所有朝鲜族人是一个整体，不需要国家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在北面，“泛蒙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兴起。1990年成立的蒙古民主党妄论重建“大蒙古国”，鼓吹“三蒙统一”，即把中俄两国境内的蒙古族聚居区统一到蒙古国里面。蒙古的“泛蒙主义”不仅对中蒙关系产生了消极后果，还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东北亚的区域稳定都构成了威胁。［8］（P108）在西北，冷战结束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有着强烈的民族统一主义诉求，尤其是中亚的主体民族在中国均是跨界民族，影响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如哈萨克斯坦大力倡导大哈萨克斯坦主义，出台《哈萨克人重返祖国的构想》等法律，成立世界哈萨克人代表大会，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境外哈萨克人迁至哈萨克斯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新疆有数千哈萨克人迁往哈萨克斯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疆地区正常的社会发展，成为中哈两国关系的一大干扰因素。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泛民族主义潮流来自泛突厥主义组织，该运动成立“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委员会”等，总部设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意图在新疆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东突”分裂组织已经发展为国际恐怖主义，制造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且由于其流窜于中亚地区以及土耳其等地，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及中土关系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南面，位于缅甸的泛克钦组织“世界文蚌民族同盟会”以民族主义的旗帜深入我国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策动边民外迁，对中国的边境安全及中缅关系埋下隐患。

其次，跨界民族地区的跨国性社会问题表现突出，在某种意义上会对中国与邻国关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不法分子常常以跨界民族为掩护，从事着贩毒与走私等非法活动，困扰着中国及周边相关国家的执法部门，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国家间纠葛。比如在吉林延边、云南边境地区以及新疆等边疆地区，犯罪分子利用跨界民族同源同宗的天然联系，往往进行着毒品、枪支等物质的非法交易。①由于我国靠近世界毒品主要的生产中心“金三角”与“金新月”，从境外进入中国的概率较大，特别是这些毒品源所在区域大多是跨界民族居住的森林与高原，不易管理与控制。老挝与越南的贩毒集团利用跨界民族地区作为贩毒及走私的重要渠道。人口拐卖及非法移民是另一大中国跨界民族的社会性问题。近年来，不断有犯罪团伙以招工、婚姻等为名深入中国朝鲜族聚居区将年轻的女性拐卖到韩国，越南、老挝等国的跨界民族女性也有不少被拐卖到中国。同时，依托跨界民族的便利条件，非法移民大量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境内，容易引起国家间外交纠纷。比如近年来，不断有朝鲜国内的居民从图们江中游地带进入中国境内，中国称之为“非法入境朝鲜人”。基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国通常是将其遣送回国。然而，韩国把从朝鲜偷渡出来的人员称为“脱北者”，韩国政客与社会团体抗议中国遣返朝鲜“脱北者”，甚至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加以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朝及中韩之间的关系，甚至会激化半岛的紧张局势。跨国暴力犯罪是中国与邻国间的又一个社会性问题，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关系的发展。2011年中国商船在湄公河上遭到抢劫，出现重大人员及财产损失，就引起中国、泰国及老挝等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15年朝鲜士兵进入中国境内枪杀4名边民后逃跑，中国外交部门就此向朝鲜政府提出交涉。②新华网：外交部回应“朝鲜逃兵枪杀4名中国边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5-01／06／c_127361094.htm。

再次，涉及跨界民族的境外突发性事件或冲突会给中国的边疆安全带来相应的冲击，进而影响到中国与相关邻国的关系发展。在周边地区，有些国家面临着内外压力，国家政治发展充满着变局，如果出现重大动乱或变数，势必对中国产生影响。比如，朝鲜作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热点，一旦其国内政局有重大变化或者发生国家间冲突，势必会有大批朝鲜难民涌入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中朝关系未来发展的一大变数。在周边邻国中，个别国家存在着国内少数民族武装割据的状况，且这些少数民族多数是与中国有关的跨界民族，中国的政策拿捏与实际举措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比如缅甸，国内有数支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积极寻求独立建国或高度自治，其中的“克钦独立军”、“果敢同盟军”等地方武装均有着鲜明的跨界民族特性。有学者指出，一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发生动乱，如果邻国存在同族，这两国就容易发生冲突。［9］（P197～223）自2014年以来，缅甸国内战事又起，就有中国跨界民族人员加入缅甸地方武装并参与战斗的传言。而缅甸政府军在清剿反政府武装的过程中，由于边境地区标识不明等因素，导致误炸我边民及多人死伤的事件。针对缅甸频繁的误炸事件及造成的中国边境稳定及边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方就此采取严正外交措施应对这一事件。①环球网：缅甸军机炸死中国平民中方急召缅驻华大使，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3／5908015.html。

最后，国际上反华势力基于不良政治动机支持境内外的跨界民族挑起事端。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逐渐稳定的政局及骄人的经济成就，西方反华势力相当忌恨，就采取多种手段阻碍中国的崛起步伐。20世纪90年代初，美日等西方国家就把蒙古作为和平演变的榜样，企图利用跨界民族问题在中国再现像苏联一样分化、西化的结局。［10］（P478）个别国家借助中国周边地区发生颜色革命的机会，积极向中国的跨界民族地区传播所谓“革命”思想，以破坏中国边疆地区的政治社会安定，给中国与相关邻国关系带来波动。个别西方反华势力妄想以跨界民族问题为楔子离间中国与相关邻国的友好关系。比如美国曾经多次资助佤族联合军等缅甸北部反政府武装，以此来牵制缅甸中央政府且使其成为制约中缅关系。以跨界民族为引子，一些西方国家、相关国家以及中国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博弈，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极易受到作为第三者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干扰。

此外，境外人员利用跨界民族的有利地理及人文条件，在这一区域进行宗教渗透，影响了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安全，并可能成为中国与邻国关系的一股暗流。民族与宗教均是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在中国的跨界民族地区，经常有境外同族利用历史风俗与语言文化的相近性，不断向跨界民族地区渗透，且以此为中介向内地扩展。比如缅甸的某些宗教组织就利用云南跨界民族地区进行宗教渗透，进而逐渐向四川、贵州等省区扩大。［11］内蒙古牧区的蒙古族居民曾经发生受到境外蒙古族宗教组织蛊惑从事非法活动的事件。在新疆，泛伊斯兰主义与泛民族主义同样盛行，给跨界民族居民造成思想波动。同时，以宗教传播为借口且以民族感情为纽带进行情报刺探的现象在中国跨界民族地区经常发生。这些活动的出现与蔓延，干扰了跨界民族地区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破坏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给中国与相关邻国的关系发展带来某种不确定性。

四、做好跨界民族工作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必然之举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跨界民族是一个有着双重性的变量或因素。要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需要充分利用跨界民族的积极与正面价值，规避或克服跨界民族带来的消极问题。就当前而言，要开展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一个重要前提是推行“睦边、安边、富边”方针，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首先在边疆的跨界民族地区实践化，以跨界民族关系的发展推动中国与相关邻国的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在政治层面，以“睦边”推进“睦邻”，建设和睦边疆，并把跨界民族打造成中国与邻国关系的润滑剂。面对跨界民族地区出现的泛民族主义及分裂主义等思潮，中央政府需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合理的政治诉求，尊重其合法的宗教信仰、传统风俗及教育等方面的权利。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取向。［3］（P405）要坚守国家主权原则，保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要求跨界民族要有高度的国家认同，需要明确的认同度、归属感与向心力。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民族工作的重点是要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②人民网：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30／c1024-25763359.html。坚守国家主权原则的另一个要求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既包括周边邻国不能以跨界民族为名干涉中国内政，也包括中国不插手周边邻国的内部纷争。正确处理好跨界民族关系，才能使之不至于成为一个问题，从而减少中国与邻国冲突的可能性。同时，和睦顺畅的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可以推进相邻跨界民族关系的融洽，进而推进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发展。

在安全上，以“安边”促进“安邻”，建设平安边疆，使跨界民族地区成为中国与邻国间的和平地带。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的猖獗，中国需要采取有效的法律与安全措施，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并积极与周边相关国家多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比如，在西北地区，紧紧依托上海合作组织，打击新疆与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针对非法移民、贩毒走私等跨国犯罪，中国在国内边疆地带严格布防与严厉打击的同时，还需要加强与邻国的合作，通过合作打击犯罪活动，保持跨界民族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提高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促进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经济上，以“富边”助推“富邻”，建设繁荣边疆，把跨界民族地区建设成中国与邻国互利互惠的通道。跨界民族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因此增强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是实现边界地区稳定与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把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好，才能更好地促进与周边邻国的经济合作。当前，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需要借助于跨界民族地区的人文与地缘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互联互通进程，把跨界民族地区打造成中国与邻国经济合作的通道。同时以跨界民族地区为依托，划出特定区域，给予特殊的财税优惠政策以及基础设施扶持的产业政策，强化人流、物流、资本流、技术流与信息流的畅通，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总之，把跨界民族作为重要的助推要素，以解决与处理好跨界民族关系为重要突破口，推进中国与相关邻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中国营造一个稳定与友好的周边环境，为中国的顺利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战略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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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ross-border Nationality in China's Periphery Diplomacy

CHEN X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The cross-border nationality is a special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 tha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inter-state relations.China has34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which can produc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periphery diplomacy of the country.On the positive level，it could be an importantmedium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cultural exchan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On the negative level，the cross-border nationalitymay turn into the cross -border issues，including the rampancy of pan-nationalism，the growth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issues，the spread of unexpected events abroad，the international anti-China forces to subver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llegal religion.To some extent，all of these can undermine China tomaintain normal relationswith its neighbors.Therefore，China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crossborder nationality.In order to promote periphery diplomacy，we need tomaintain the peace，security and affluence of border are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an amicable，secure and prosperous neighborhood”.

periphery diplomacy；the cross-border nationality；positive role；adverse effect

D882.3

：A

：1006-723X（2015）10-0046-06

〔责任编辑：左安嵩〕

陈 翔，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周边外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