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哲学·辩证方法·辩证实践
——关于奥尔曼内在关系辩证法的再思考①

田世锭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辩证哲学·辩证方法·辩证实践
——关于奥尔曼内在关系辩证法的再思考①

田世锭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是由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构成的一个关系整体。其主题是分析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因此，虽然辩证哲学是根本前提，但辩证方法更为重要。对于并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意在“改变世界”的奥尔曼来说，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凸显辩证方法本身，而在于促使人们掌握和运用辩证方法即辩证技艺。因此，内在关系辩证法的根本归宿不是辩证方法，而是辩证实践。

内在关系辩证法；辩证哲学；辩证方法；辩证实践；奥尔曼

作为当代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美国纽约大学奥尔曼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主要贡献，就在于其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构。这似乎已经成为相关学者的共识。但奥尔曼究竟是如何重构马克思辩证法的？或者说，奥尔曼究竟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有关学者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不乏富于启发的思考和评价，但也存在对奥尔曼思想的严重误解。在笔者看来，奥尔曼以内在关系为核心理解和阐发马克思的辩证法，建构了内在关系辩证法这一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它是“以‘内在关系哲学’为核心”，并“由本体论、认识论、研究、思维重构、叙述和实践等六个连续的阶段构成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1]7。但是，诚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考威尔所说，“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这种批判功能能够——而且应该——被应用于辩证法自身。……如果辩证法是完善的，它也就不再是辩证法了”[2]239。因此，无论是奥尔曼，还是我们自己，都要不断反思和完善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本文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尤其是基于奥尔曼本人有关辩证法的最新著作而对其内在关系辩证法进行的进一步思考。

一、辩证法究竟是什么？

在《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的“致谢”中，奥尔曼说：这部著作“汇集了我毕生关于辩证法的最好作品”[3]致谢I。这表明，至少到这部著作出版时的2003年，奥尔曼对辩证法的最好理解都呈现在该书之中。那么，奥尔曼在该书中是如何界定辩证法的呢？

他明确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关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3]5奥尔曼在此使用的是“dialectics”[4]12。也就是说，“dialectics”是一种思维方式。这就意味着，在奥尔曼看来，辩证法就是辩证方法。而他的如下论述更是强化了这种意味：“除了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外，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还包括其研究世界、组织其发现和将它们介绍给他所选择的受众的方式。”[3]7因为奥尔曼在这里干脆使用的就是“dialectical method”[4]14。

在此书中，奥尔曼还先后三次对辩证法作了明确的阶段性*由于奥尔曼使用了“moments”，有些学者因此将其翻译为“要素”。但在笔者看来，因为这些“要素”之间具有依次递进的关系，将其译为“阶段”更为准确。事实上，奥尔曼几乎同时使用的“stages”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他在“Dialectics and World Politics”中论述此问题时，所使用的“steps”(Globalizations, 2014, Vol. 11, No. 5, p.6)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划分。他写道：“马克思的方法……有五个层次，代表实践中五个连续的阶段：(1)本体论；(2)认识论；(3)研究；(4)思维重构；(5)叙述。”[3]179“被称为‘辨证方法’的东西或许可以分成六个连续的阶段。一是本体论的阶段……二是认识论的阶段……三是研究的阶段……四是思维重构或自我厘清的阶段……五是叙述的阶段……六是实践的阶段……”[3]203“马克思的辩证法可以被方便地分成六个互相联系的阶段，这也代表了它的实践的阶段。它们是：(1)本体论的阶段……(2)认识论的阶段……(3)研究的阶段……(4)思维重构(或自我厘清)的阶段……(5)叙述的阶段……(6)实践的阶段……”[3]242

这里由没有实践阶段的“五阶段论”到包含实践阶段的“六阶段论”的变化，以及奥尔曼对“method”[4]1395或“dialectical method”[4]157、187的使用，都进一步证明，此时的奥尔曼在辩证法与辩证方法之间画了等号*这也说明，我们在这里将“dialectical method”翻译为“辩证法”，虽然并没有违背奥尔曼的意思，但仍然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将其翻译为“辩证方法”。。它不仅包含了“实践”，甚至还包含了“本体论”和“认识论”。

可是，难道辩证法仅仅是辩证方法吗？如果说将“实践”解释为“方法”还可以理解的话，难道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只是“方法”吗？

显然，奥尔曼本人意识到了其论述有可能导致的此种质疑，或者说，他意识到了仅仅将辩证法理解为辩证方法的不足。因此，在2014年的《辩证法与世界政治》一文中，他对《辩证法的舞蹈》中的思想进行了修正与完善。他这样写道：“将辩证法理解为由哲学、方法和实践等三部分构成，是掌握辩证法有益的第一步。”[5]2在这里，奥尔曼将辩证法(“the dialectic”)界定为哲学(“philosophy)、方法(“method ”)和实践(“practice”)的构成物。就是说，辩证法是由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共同构成的。这就将辩证法与辩证方法之间的同一关系变成了包含关系。

奥尔曼将原来辩证方法的六个阶段分别置入了这三个部分。其中，本体论和认识论属于辩证哲学；研究、自我厘清和叙述属于辩证方法；实践当然就属于辩证实践。奥尔曼还进一步将辩证实践划分成了政治实践和理论实践，以致其原来的“六阶段论”发展成了“七阶段论”：“如果说辩证法一开始呈现为一种哲学、一种方法和一种实践，那么，更为深入的认识表明，它是由七个独立的阶段构成的：即本体论、认识论、研究、自我厘清、叙述、政治实践和理论实践。”[5]6这也说明，奥尔曼在不断加深其对“实践”的理解。因为奥尔曼是以“内在关系”为核心建构辩证法的，所以，这种由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构成的辩证法本身，也是一个由内在关系构成的关系整体。其中的内在关系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七个阶段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实，在《辩证法的舞蹈》中，奥尔曼就反复强调过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人们务必非常小心，不要——像如此之多的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以牺牲其他阶段为代价而挑选出任何一个阶段。只有在它们的内在联系中，这六个阶段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和极富价值的辩证方法。”[3]203在《辩证法与世界政治》中，他继续强调：“为了最为有效的运用辩证法，所有这些阶段必须同时发挥作用。并且是反复如此。”[5]6

二是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各自内部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实，这只是对上述笼统的内在关系进行的一种具体化。首先，在辩证哲学内部，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正是内在关系本体论将现实理解为由“关系”和“过程”构成的关系整体，才使认识论基于独特的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来抽象和认识现实成为必要，并使这种抽象具有灵活性和再抽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反过来说，正是这种基于独特抽象的认识论，才使现实成为能够被正确认识的现实。*关于内在关系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详细的讨论，请参见田世锭《奥尔曼“内在关系的辩证法”视角下的当代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7-23页。其次，在辩证方法内部，研究、自我厘清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最后，在辩证实践内部，政治实践与理论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尤其是，理论实践为政治实践提供强大的信念支持[5]6。

三是辩证哲学、辩证方法与辩证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中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靠两条腿站立’：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3]60的时候，他意在表达和强调的就是这种内在关系。虽然当时奥尔曼还没有进行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的划分，但如果基于现在的划分进行反观，则仍然可以肯定，奥尔曼之意即是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必须以辩证哲学为根基。他在《辩证法与世界政治》中所说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其后所有辩证法的基础性阶段”[5]4，意在表达和强调的仍然是这一点。而他所说的强调“知行之间由辩证法本身所引起的必然联系”是“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突出之处”[3]15，“鉴于马克思所认识到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的叙述策略也是一种介入当时阶级斗争的方式”[5]6，意在表达和强调的则是辩证方法与辩证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奥尔曼本人最重要的理论成就应该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领域，但他担任的却不是哲学教授，而是政治学教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140。奥尔曼并不满足于作一位“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他说，我是哲学家，但我又要超越哲学家。另一方面，虽然奥尔曼是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但他对充斥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的教条主义、数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持坚定的批判态度。因为这样的政治学缺乏哲学、尤其是辩证哲学的基础。这种对待哲学与政治学的态度和立场，恰恰反映了奥尔曼对辩证哲学与辩证方法、辩证实践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解。*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奥尔曼，常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肢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相互独立的学科，并由此造就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

奥尔曼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包含一些不同但肯定是密切关联的部分，这或许是人们理解它时最大的困难。而绝大多数战胜或批评马克思辩证法的努力，都仅仅局限在其中的几个甚至是一个部分。”[5]1为了不至于使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受到同样的误解和批评，我们就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其中的几个甚至是一个部分”，而是应该将之理解为由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构成的关系整体。

二、为什么要凸显辩证方法？

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中对内在关系哲学“识别个体”的可行性进行了辩护[3]60-64。换句话说，将现实理解为由“关系”和“过程”构成的关系整体，并没有消解认识个体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基于内在关系本体论的独特而又恰当的抽象，正是对正确认识个体的保证。这充分说明，将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理解为由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构成的关系整体，并没有消解反而是保证了奥尔曼和我们自己对其中某一部分的凸显、理解和把握。那么，在这一关系整体中，奥尔曼力图凸显和强调的是哪一部分呢？

笔者认为，在将内在关系辩证法理解和把握为由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构成的关系整体的前提下，奥尔曼力图凸显和强调的是辩证方法。实际上，奥尔曼本人的如下论述也能够对此加以确证。他说，“这一抽象方法……正是我们关于辩证法讨论的最重要部分”[3]76；“与辩证方法有关的专有词汇自始至终得到了强调”[3]294。或许正是这种对于辩证方法的凸显和强调，才使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中甚至将辩证法与辩证方法等同起来。

奥尔曼之所以要凸显和强调辩证方法，是因为他与马克思有着共同的关注焦点。奥尔曼认为，分析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主题。在《辩证法的舞蹈》中，他是这样说的：“从一开始就强调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非常重要。马克思试图发现资本主义是什么、它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它正走向何处。”[3]77在发表于2015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内在关系哲学，或者说，如何以能够被研究和解决的“矛盾”代替神秘的“悖论”》中，他的说法不仅本质一样，甚至连形式也基本一致：“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分析资本主义：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的作用更有利于谁，而不利于谁；它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它趋向何处；工人阶级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7]14而他在《辩证法的舞蹈》中的那句话至少在其出版于1993年的《辩证法研究》中已经得到表达[8]28。这充分说明，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主题的判断是一以贯之的。

同样，分析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也是奥尔曼内在关系辩证法的主题。奥尔曼说：“我不仅想要表明马克思运用了什么辩证方法和他是怎样运用它的，而且还想帮助我们将它运用于，并且是更经常、更有效地运用于我们今天的资本主义。”[9]154其关注焦点就是，如何像马克思那样运用内在关系辩证法来认识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其真实的过去，尤其是其可能的未来。

因此，在奥尔曼的思想中，虽然辩证哲学是根本前提，但辩证方法才是更为重要的。

但是，奥尔曼的如下论断似乎否定了这种判断。他指出： “我的叙述策略是把认识论放在突出位置，尽管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主要是通过一种本体论的方法而发展的……”[3]233“我自己解释辩证法的努力也赋予了一个阶段——假如是这样的话，就是认识论的阶段——相比其他阶段的优先性……我相信它既是理解也是运用所有其他阶段的关键。认识论阶段也是解释马克思全部方法的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因为它所要求的假定比如果我从其他阶段开始所要求的要少。”[3]243

批判现实主义者巴斯卡尔甚至认为，奥尔曼的辩证法就是一种认识论的辩证法[3]233。

很显然，如前所述，奥尔曼的辩证法是内在关系辩证法，它是由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构成的一个关系整体，像巴斯卡尔那样将奥尔曼的辩证法界定为认识论的辩证法，是十分不准确的，尽管奥尔曼本人只是说“这至少是部分地不准确的”[3]233。同样，如果我们只是将奥尔曼的辩证法界定为辩证方法，也是十分不准确的。

可问题在于，奥尔曼的上述论断似乎表明，如果要确定内在关系辩证法中哪个阶段或哪一部分更为重要的话，那无疑应该是认识论。

其实不然。奥尔曼之所以要将认识论放在突出位置，是因为如果没有认识论基础，研究、自我厘清或思维重构、叙述等辩证方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正如奥尔曼所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开始于他的认识论，贯穿于他研究问题和叙述其发现的全过程。它要求一个新阶段——让我们称之为‘思维重构’——的个性化，以作为研究与叙述的中介。”[10]271这里的“开始于”就表明，如果没有认识论，则研究、自我厘清或思维重构和叙述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实际上，研究、自我厘清或思维重构和叙述，都是恰当地运用认识论中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等抽象模式来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

如果因为认识论是辩证方法的基础，就认为认识论比辩证方法更为重要，那么，本体论更是认识论的基础，本体论就比认识论还要重要。而本体论是整个辩证法的基础性阶段，因此，本体论就是整个辩证法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奥尔曼凸显和强调的就应该是内在关系本体论。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卢卡奇、马尔库塞、萨特、列斐伏尔、科西克和戈德曼等，都对内在关系本体论作了精彩的论述和阐发，但他们的不足恰恰在于，没有以内在关系哲学为核心理解和阐发马克思的辩证法，没有将内在关系本体论作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因此，重新强调内在关系哲学在马克思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重新强调内在关系本体论在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基础地位，并进而揭示基于内在关系本体论的马克思独特的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等三种抽象模式，是奥尔曼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贡献。

因此，确定奥尔曼内在关系辩证法中哪个阶段或哪一部分更为重要，不是以其中各阶段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依据的，而是基于内在关系辩证法的主题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的判断。而且，这种判断总是以内在关系辩证法是由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构成的关系整体为前提的。

三、为什么辩证实践是根本归宿？

奥尔曼指出：“正因为对抽象的作用和力量具有充分的认识，马克思才能在根据其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抽象和再抽象中变得十分娴熟(skillful)。”[5]3这里的“skillful”表明，在一定意义上讲，辩证方法就是一种“技艺”(skill)。而奥尔曼所说的理论实践，是指对在本体论、认识论、研究、自我厘清(或思维重构)和叙述等阶段的所作所为进行的回顾和展望，是对技艺因素的认知和发展这种技艺的努力，以及对如何将理论实践转变为政治实践的探究[5]6。由此可见，理论实践从根本上说就是认识和掌握辩证技艺，并思考如何将这种辩证技艺运用于政治实践的过程。

为什么工人们只看到一个人、一份工作、一个地方，却看不到阶级、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工人们只关注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可以长期保证这些的结构性变化，却看不到其生命中的异化？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中已经存在巨大的社会主义潜在，而工人们却看不到它们？为什么那么多的左翼人士甚至马克思主义者都只是基于抽象的人性或者原子般的个人而不是基于资本主义本身来分析社会？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在奥尔曼看来，都根源于辩证技艺的缺失。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奥尔曼，“作为一位学者和政治活动者”[3]致谢I，始终都在致力于给工人们及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人士教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技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人们尤其是工人和左翼人士更为辩证地“思考”一切、特别是更为辩证地“思考”阶级斗争，因为对于工人而言，这是其具有更加明确的阶级意识的基本步骤；帮助那些研究和论析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帮助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左翼人士更加有效地运用辩证法，以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奥尔曼相信,“毫不夸张地说，对绝大多数工人而言，只有在他们开始将其生活中的主要悖论*生活在资本主义中的人们常常为大量的悖论所困扰。比如：为什么大量的财富却伴随着极端的贫穷？为什么迅速的技术创新本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却反而使人们劳动的时间更长、难度更大，并使战争变得更为血腥？为什么人们每个星期天在教堂听到的是令人振奋的布道，而在其余所有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却是充斥于交易世界的谎言、欺骗和盗窃？See BERTELL Ollman，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l relations; or, How to replace the mysterious “paradox” with “contradictions” that can be studied and resolved . Capital & Class, 2015, Vol. 39(1), p.9.理解为矛盾的时候，其阶级意识才会真正开始形成”，而内在关系辩证法对此“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7]22

这意味着，一旦工人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技艺，并用其分析资本主义，他们就不会只看到“悖论”，而是看到了“矛盾”，并从理论上认识这些矛盾的解决路径，且在实践中实现这种解决；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及其利益之所在。

他还认为，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的思考，是“对人们能够现实地期望其实现的未来的思考”，它“对于激励工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具有重要的作用”[11]369；运用内在关系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主要趋势”，有助于工人们和马克思主义者确认“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加符合我们利益的结果(如，共产主义)产生的可能性，而减少，甚至满怀希望地阻止，我们最感恐惧的结果(如，法西斯主义、核战争、全球变暖、饥荒、野蛮状态)”[11]367。

这意味着，一旦工人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技艺，并用其对资本主义及其未来进行辩证思考，他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野蛮状态是资本主义可能的两种趋势，而社会主义才是符合其利益的未来，也是能够现实地期望其实现的未来；野蛮状态则是令人恐惧的结果。这将极大地“激励工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去阻止野蛮状态的到来而促进社会主义的实现。

奥尔曼所界定的政治实践，是指由研究所揭示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需条件的发展以及行动主体的兴起等三者的结合所要求的政治[5]6。如果说就分析和改变资本主义而言，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条件属于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行动主体的兴起则属于主观条件。自卢卡奇以降，变革发达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缺失的是主观条件，这几乎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识。而要创造这种主观条件，促使行动主体兴起，首要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是启发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并激发其行动起来。

由此可见，奥尔曼致力于给工人们及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人士教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技艺，这对于工人们及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人士来说，是学习和掌握辩证技艺的过程，属于理论实践；对于奥尔曼来说，则已然属于政治实践。而一旦工人们及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人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技艺，并开始运用其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及其未来，甚而采取切实的行动来变革资本主义促进其向社会主义转变，那就是政治实践的过程了。

总之，无论是理论实践，还是政治实践，都是对辩证技艺的掌握和运用，都是“使辩证法得以运用”(“to put dialectics to use”*这是奥尔曼教授在与笔者交流的电子邮件中的用语。或者“ putting dialectics to work”[4]59)的过程。而使辩证法得以有效的运用，正是改变世界的根本前提和保证。因此，对于并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意在“改变世界”的奥尔曼来说，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凸显辩证方法本身，而在于促使人们掌握和运用辩证方法即辩证技艺。也因此，内在关系辩证法的根本归宿也就不是辩证方法，而是辩证实践。

而且，虽然在奥尔曼关于内在关系辩证法七个阶段的论述中政治实践先于理论实践[5]6，似乎理论实践是整个辩证法的逻辑终点和归宿，但上面的论述表明，理论实践虽处于“实践”阶段，但毕竟还是一种“理论”，政治实践才是“实践”的充分彰显，才是实际改变世界的过程。所以，最好将政治实践与理论实践的位置颠倒过来，使理论实践先于政治实践，并使政治实践成为整个辩证法的逻辑终点和归宿。事实上，奥尔曼本人的论述也能为这种颠倒提供充分的依据。他明确指出：理论实践为政治实践提供强大的信念支持[5]6；“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好的理论会导致好的实践，这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利用一切方法和资源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发展更为有效的政治实践”[7]21。

奥尔曼指出：在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等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如果说前两者得到了一定关注的话……实践在这种三重奏(trio)中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5]2。可见，以辩证实践为根本归宿的内在关系辩证法正是对辩证法领域这种严重偏向的根本扭转。最后，笔者以奥尔曼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并以此向奥尔曼这样一位毕生追求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实现社会主义新世界而今年逾八十仍矢志不渝、奋斗不止的坚定马克思主义者，表示由衷的敬佩。奥尔曼说：“任务在于使世界成为更加美好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美好地生活和享受。为此，我已经(并将继续)尽我所能。‘不是整形手术，而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我的座右铭。”[12]253

[1] 田世锭．奥尔曼“内在关系的辩证法”视角下的当代资本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 OLLMAN，SMITH.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3] 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田世锭，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 OLLMAN.Dance of the Dialectic[M].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5] OLLMAN.Dialectics and World Politics[J].Globalizations, 2014,11(5): 1-7.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OLLMAN.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l relations; or, How to replace the mysterious “paradox” with “contradictions” that can be studied and resolved[J].Capital & Class, 2015, 39(1): 7-23.

[8] OLLMAN.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M].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993.

[9] 段忠桥,等．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世界——伯特尔·奥尔曼教授访谈录[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3).

[10] OLLMAN.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1] OLLMAN.Historical Archeology, Dialectical Marxism, and “C.F.U.G. Studies”[J].Int J Histor Archael,2014,(18): 361-373.

[12] OLLMAN.BallBuster?True Confessions of a Marxist Businessman[M].New York: Soft Skull Press, 2002.

[责任编辑：高云涌]

①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地方合作项目的资助。正是得益于这一资助，笔者有幸于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在美国纽约大学访学，师从奥尔曼教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2015-05-11

田世锭(1967—)，男，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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