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朝政策的霸权逻辑
——东方主义文化的影响与启示

2015-02-25 23:54李东明阚道远
学术探索 2015年5期
关键词:单边主义主义朝鲜

李东明,阚道远

(1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2国家税务总局党校 政治学教研室,江苏 扬州 225007)

美国对朝政策的霸权逻辑
——东方主义文化的影响与启示

李东明1,阚道远2

(1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2国家税务总局党校 政治学教研室,江苏 扬州 225007)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因素和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一样,始终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基本驱动力量。某种程度上,美国文化中的使命观和“西方中心论”使得美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带有极其明显的东方主义特质,即在“西优东劣”“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下,借助于一种“苦心经营”的权力话语,延伸了对朝鲜的霸权触角,利用朝鲜这位“他者”来实现自己的单边主义利益和需要。美国对朝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文化,引起了朝鲜当局的强烈反弹,对东北亚局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同时也值得引起东北亚地区各有关国家的重大关切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深刻思考。

美国;朝鲜;霸权;东方主义

从文化视角考察和分析国际问题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甚至连美国的学者迈克尔·亨特也曾提出要“用文化分析法去研究美国外交政策”。[1](P16)鉴于此,本文借用爱德华·赛伊德的“东方主义”研究范式,来探讨和分析美国对朝政策的霸权逻辑及其产生的影响。当然,美国对朝政策的制定并不能完全归结于东方主义文化的影响,其中的影响程度更是难以具体量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毫无例外地把对文化因素的考虑作为其处理外交的组成部分;的确,文化在他们的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2](P103)实际上,潜存于美国人心目中的“天赋使命”观和“美国例外”论成了美国将霸权触角伸向朝鲜的精神动力,以实现“推广美国模式”的外交目标。因此,考察与分析美国对朝政策的文化意蕴,无论是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朝鲜半岛问题及东北亚局势,还是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创新与国际政治思维的转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视朝鲜为“邪恶国家”的东方主义范式

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伊德在其《东方主义》一书中,“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范式雏形,即从西方如何‘看’东方‘他者’这一角度,来批判西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东方主义特性,包括作品中所渗透的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愚昧、野蛮、落后的偏见,以及所展现的西方霸权话语以及东方异国情调等,揭示了文学叙事在帝国霸权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3](P197)简而言之,所谓的“东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构建,这种人为的构建,妨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造成了东西方的重大误解。自东方主义出现以来,“东方学家把真实的东方(East)改造成了一个推论的‘东方’(Orient)。这里,前一个东方(East)是一个地理概念,后一个东方(Orient)是一个东方学家苦心经营的想象的有着自身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的文化概念,是

西方人的虚构,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4](P20)在东方主义的范式下,东方主义者们表述、构建和类型化,塑造了一种或妖魔化(专制、愚昧、落后)或神秘化(罗曼蒂克、泛神性、异国情调)的东方“他者”形象。这种思想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对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外交决策者本身以及外交决策都深深地留下了东方主义的文化痕迹。因此,探讨美国东方主义文化的缘起、表现和影响,是我们深刻了解和把握美国对朝政策的全新视角。

首先,美国的东方主义文化根植于“上帝选民”的使命感和“美国例外”的价值观。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与外部联系并逐渐发展为外交关系时,“上帝选民”“美国优越”“美国例外”等概念就成为美国人区别于他国人的主要标志之一。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美国则是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家,对人类的命运前途和文明进步负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从“苦海”中“拯救”世界的“天赋使命”观,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坚信,美国在人类事务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正如美国学者丹尼斯·博斯特多尔弗在《总统任期与外交政策巧辩》一书中所指出:“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的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5](P177)这种“上帝选民”的自我定位,“美国例外”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在宣扬美国与其他国家、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对立。这种美国“例外”和“优越”的神话一旦走向极端,就必然要在外部世界去寻找到一个“他者”,并将其“负面化”和“妖魔化”。如约翰·加尔通在探讨美国人在世界事务中的自我定位、看待国际冲突、美国人的霸权逻辑、美国人与“邪恶”敌人的势不两立时,将其归因于美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上帝的国家”和“上帝选民”的宗教观念。[6](P119~140)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也有着显著的表现,如戴维·瑞安在论述美国外交特征时,则直接指出:“把世界根据边界进行一种观念上的分立——这种分立实际上并不能概括全球两部分的任何一部分的特征,对美国的外交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增强了围绕文明和野蛮来构建的话语,或者说‘东方主义’。它反复出现在诸多的历史紧要关头,在这些时刻,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西方疏离并优于非西方。”[7](P78)应该说,美国人有其独特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构建,“拯救苍生于水火、挽大厦于既倒”的个人英雄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在国际事务中认为自己是民主与自由的代表以及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在看待国际冲突时,也总是强调自己与“邪恶”敌人的决不妥协。通过对美国传统文化与美国外交政策相互关系的考察与分析,美国对朝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文化也显而易见。事实上,自朝鲜政权建立以来,美国对朝鲜的指责就几乎没有中断过。冷战后,尽管东北亚的政治格局、大国关系以及朝鲜半岛的南北关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是美国继续持着冷战时期的思维对朝鲜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震慑的政策,构建美国与朝鲜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更是提出“朝鲜邪恶论”视朝鲜为“流氓国家”和“无赖政权”,致使美朝关系急剧恶化。譬如在2014年2月26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就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时称,“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和残暴的地方之一”,“那里正发生邪恶的事情”。[8]等等。

其次,美国人的东方主义文化也来自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在西方理论界,普遍存在着西方中心的论点,即认为西方文明优于、高于非西方文明;或者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是围绕着西方的逻辑展开的;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体系或道路模式带有某种普遍性,代表了非西方的未来发展方向。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向以西方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认为欧洲代表的是过去,而美国却代表的是未来。如弗朗西斯·菲茨杰德拉所说:“美国人将历史的发展看成一条直线,而他们则作为全人类的代表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列”,[9](P7)肩负着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提供未来世界制度、模式的“独特使命”。甚至连美国前总统海伍德·威尔逊也曾这样说道:“美国就是世界的希望,如果它与世界隔绝,将给世界这个大家庭带来绝望与黑暗。”[10](P191)在这种“西优东劣”“西上东下”的东方主义思维定式下,美国时常以“君临东方”的姿态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道路模式作为评判“他者”的唯一标准,凡是与美国一致的,便是文明、进步的,凡是与美国不一致的,便是野蛮、落后的。正是美国文化中所蕴含的极度自大性,美国的东方主义者在美国与外部世界之间、

特别是在美国与朝鲜等非西方国家之间人为地构建了一种“东方主义”式的二元对立。这种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有着显著的表现。如美国无视当今世界多元价值观并存的事实,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其他价值观之上,在全球范围内强行输出其“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社会制度和道路模式。比如,小布什上台以后,美国政府把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置于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和普世性的基础之上,强调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榜样作用,并且依赖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强力介入东北亚地区的事务中来。再比如,奥巴马政府虽然开始摒弃前任政府那咄咄逼人的态势,但力图通过抢占道义制高点来推行其“民主”“自由”价值理念的初衷却未丝毫改变,想“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领导世界”。[11]

总而言之,基于美国的“天赋使命”观与“西方优越”论,美国人在处理国际冲突时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思维,构成了美国人的霸权逻辑。在美国人的眼中,世界是一分为二的,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国的敌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美国的职责与使命就在于捍卫“自由世界”,打击世界上一切“邪恶的力量”。那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更多的是单边主义方式的敌对与遏制。

二、东方主义文化与美国对朝政策的单边主义

目前理论界对“单边主义”概念的界定并没有较为统一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朝鲜的单边主义政策有着惊人的特性,即美国与朝鲜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构建、特别是对朝鲜这个“他者”的邪恶化。据此,不得不让人推断,东方主义文化对美国的对朝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特性,我国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布什的单边主义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文化传统之中,它根源于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发展于美国的‘天赋使命’的观念,强化于美国的‘清教传统和白人优越论’的观念,成就于美国的‘善恶二元论’。”[12](P76)的确,乔治·W布什在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上帝对美国的“召唤”和赋予美国的特殊“使命”。并且,小布什在刚当政不久,就将朝鲜、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定性为“邪恶轴心”,而“邪恶”一词在基督教术语中指的是“邪灵”或“撒旦”,与上帝所代表的“善”是势不两立的。这种单边主义的外交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东方主义文化的特质相契合。事实上,当美国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与需要的时候,这种东方主义式的权力话语体系就为其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

纵观美国外交史,美国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自行其是,是有历史传统的,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的“美国例外论”和“天赋使命观”。如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声称:“美国从其国家生活刚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13](P10)这就决定了美国外交历史的主要脉络是单边主义的干涉政策,即不管“他者”愿意与否,强力推行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如美国著名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在其历史上大多数时间,美国是顽固的单边主义者。”[14](P18)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对朝政策的主线也是单边主义式的敌对与遏制,只不过呈现出了围绕着这根主线上下波动的特点。众所周知,目前美国国内在对朝政策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即强硬派和务实派,前者主张对朝鲜实行“更迭政权”和“国家重建”的计划,而后者主张对朝鲜实行“和平演变”式的接触政策。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会在两种声音之间相互摇摆,但无论如何变幻,贯穿美国对朝政策的主线一直是“单边主义”。如9·11事件发生以后,“朝鲜”被美国政府列为“邪恶轴心”,成为核打击的重点目标。在强硬派的力主下,美国一方面加紧对朝鲜的战略压制和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力图在东北亚地区扩大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在朝鲜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制度。这一举措增加了朝鲜方面的危机感与孤立感,激起了朝鲜国内的反美主义情绪。为了打破这种孤立的状态,并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朝鲜将发展核武器视为与美国进行博弈的有效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务实派又开始力主与朝鲜方面举行多边会谈与协商,美国方面开始利用多边合作的政策框架以实现共同遏制朝鲜的目的。迄今为止,美国对朝鲜政府仍采取着强硬的遏制的政策,不仅导致了朝鲜在国际社会中的进一步孤立,也导致了美朝之间对抗的上升,从而激化了朝鲜内部的反美主义情绪。

当然,美国对外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在朝鲜

乃至在国际社会都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引起了普遍的“反美主义”,迫使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经过重新衡量利弊得失之后,布什曾在第二任期内开始加大对朝政策的调整力度,对朝鲜的态度有所缓和,也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但美国外交行为中所固有的东方主义特性却从未改变,美国在朝鲜及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追求“霸权”的根本宗旨也从未改变。美国如前总统布什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对全世界宣称:所有处在暴政和绝望下的人们将会知道,美国不会忽视你们所受的压迫,更不会饶恕压迫你们的人。当你们支持自由时,美国将与你们同在。[15]之后的奥巴马政府,虽然在处理朝鲜的问题上更为注重“双边和多边会谈”,但并未改变美国对朝鲜的一贯敌对态度。如2014年4月,奥巴马在访问韩国的时候,仍不失时机地指责朝鲜是“一个无赖国家”,甚至将韩朝两国边界的北纬38度线称之为“一个茁壮成长的民主国家和浇灭人们希望和梦想的无赖国的边界。”[16]

的确,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过分简单化了整个世界的复杂形势,将整个世界构建为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与纷争的缘由之一,目前美朝之间的对立状态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这种状态一方面来自于美国政府数十年来对朝鲜所采取的单边主义遏制政策,另一方面则主要来自于两者之间在国家体制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分歧。应该指出,只要朝鲜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敌视朝鲜的态度就不会改变,仍会不遗余力地对朝鲜进行民主再造。

三、朝鲜对东方主义的反应与东北亚局势的跌宕起伏

美国对朝政策的东方主义特性与单边主义行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朝鲜方面目前所采取的政策,即无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现实国家安全的角度,反美主义都是朝鲜政府在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鲜明特色。首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朝鲜与美国分属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一球两制的背景下,必然会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17](P131)其次,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美国对朝鲜的长期孤立与压制,加深了朝鲜的不安全感和内部经济问题,这也极容易使得朝鲜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奉行一种较为偏执的反美主义政策。此外,朝鲜这个小国敢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走向高度紧张的对抗,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但对于朝鲜而言,却有着内在的合理性。按照心理学的逻辑,当一个弱小、没有安全感的人在长期受挫和受辱之后必然是趋向于强烈反弹。就此而言,朝鲜方面声称,“现在,敌对势力将彻骨地见识白头山统帅的钢铁意志、无比的胆略和猛狠的作风,即没有先军朝鲜和伟大领袖金正恩的星球是不会存在的。”[18]这句话就变得不难理解。

作为对美国“东方主义”的激烈回应,朝鲜自20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不断地在外交战略上打“核牌”。据美国的情报部门发现,1980年至1986年间朝鲜建成了一座功率为5兆瓦的天然铀石墨反应堆,用此可以生产制造核武器所需的重金属钚。[19]对此,朝鲜方面自然是坚决否认的,称只是处于发展的需要而和平利用核能。朝鲜当时到底有没有计划研发核武器,现在再去争论这个问题已显得毫无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金日成在世时曾于1980年、1986年和1991年先后三次主动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提议。[19]事实上,在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之前,朝鲜方面基于保障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曾试图做出某些让步以改善朝美关系,但美国“东方主义”式的话语和强硬的态度,使得本身就缺乏安全感的朝鲜更觉得其生存受到了来自于美国的威胁,被迫选择走上了核武器研发的道路,以应对美国的敌视与压制。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朝鲜于1993年3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随之,美国重新修订了对朝作战计划,欲对朝鲜施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压制,某种程度上,这又加剧了朝鲜方面的不安以及坚定了朝鲜研发核武器的决心。如有学者认为,朝核问题造成的严重局面自始至终都是美国的原因,是美国动辄威胁朝鲜,使得朝鲜根据丛林法则不得不学会自卫的能力,研制核武器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20](P11)自此以后,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时间里,美朝之间的关系就是压制与反压制的战略博弈,而博弈的砝码或者核心就是“朝核问题”。

可以说,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东方主义特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播下了许多恐怖主义的种子,迄今为止,美国仍然带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来审视朝鲜。多少年来,美国对朝鲜的敌视态度以及相关制裁措施的实施,已经造成了朝鲜对美国长期以来的深深积怨。因此,在反东方主义的背景下,朝鲜方面认为美国就所谓的“朝核问题”

和导弹试射问题对朝鲜加强战略压制和军事威胁,实质上就是因为朝鲜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不符合美国的要求。美国对朝政策的目标就是更迭朝鲜政权,摧毁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对朝鲜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压制等手段,但无一得逞。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朝鲜一再坚称:朝鲜正密切注视着美国的行动,并将对美国扼杀朝鲜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采取坚决的对应措施。[21]并且,朝鲜也一改之前在“朝核问题”上闪烁其词的做派,主动承认在搞核研发。据此,美国更加肯定了之前对朝鲜的种种猜测,认为朝鲜这个“桀骜不恭”的国家是在与美国对着干,于是美国有权利和义务去挫败朝鲜这个“邪恶者”的计划。基于这种恶性的循环推理,美朝双方围绕着朝核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交锋。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基辛格所指出:“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美国式的偏执和朝鲜式的刚烈一旦纠缠在一起,就必然会发生一场谁也不会获利的纷争。”[22](P345)诚然,美国对朝鲜“东方主义”式的敌视与朝鲜方面的激烈反应,对东北亚局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了东北亚局势的跌宕起伏,“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临界点也日益变得难以控制。

首先,朝鲜方面的激烈反应使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进程变得更加曲折化。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朝鲜半岛分裂以来,朝韩双方就一直处于不信任、敌对的状态,而“朝核危机”的爆发无疑加剧了南北双方的这种不信任。如在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韩国总统朴槿惠指出,朝鲜核试验是对朝鲜半岛和国际和平的重大威胁,不利于韩朝构筑信赖关系,将维护和平的努力推向困难局面。[23]此外,作为对朝鲜核试验的回应,韩国政府表示,为保证韩国国民的生命安全,将加快包括能覆盖朝鲜全境的导弹开发和部署等军事措施。[24]同时,美国也确认了对朝鲜的种种怀疑,认为朝鲜是在试图通过核实力的增长来打破半岛的军事平衡,这显然与美国控制半岛局势、谋求东北亚地区霸权的宗旨构成了结构性的矛盾。因此,在美国的支持下,韩国方面也在加紧军备升级,并联同美国进行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由于缺乏必要的信任,朝韩双方展开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加剧了双方的对峙态势,从而使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变得更加曲折。

其次,朝鲜方面的激烈反应使得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为了谋求国家的安全利益以及应对美国的敌对与压制,朝鲜选择了研发核武器,这一举措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核威慑作用,也为朝鲜争取到了更多的话语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核武器本身所具有的杀伤力和威慑力决定了其“双刃剑”和“带动性”的作用。所谓“双刃剑”的作用,是指拥有核武器,不但可以震慑他人,也会招致他人对自己的强烈压制。而“带动性”作用,是指会引发该区域有关国家对核武器的争相研制。比如,朝鲜发展核武器,首先会使得韩国的国家安全保障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迫使韩国提出核开发的要求。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民调显示,韩国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韩国应该开发核武器,以应对朝鲜核试验。[25]再比如,倘若朝鲜一旦拥有了核武器,也难免会引发与之有着历史积怨且位于朝鲜周边的日本,借口朝鲜拥有核武器而放弃战后关于日本“无核三原则”的承诺,转而研发核武器。事实上,关于日本秘密进行核试验的传言就一直不绝于耳,其真伪暂且不论,但由朝核问题所引发的“带动性”效应,则不能不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同时,朝鲜的核开发也引起了美国、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恐慌。由此可以想见,在朝核问题持续升温的情况下,东北亚地区各有关国家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互相猜疑与敌对,甚至搞军备竞赛,势必会破坏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均势,从而给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增添更多的不安定因素。

四、超越东方主义与东北亚合作机制的构建

东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主观意识的构建,其所构建的东方与真实的东方存在着较大的出入,甚至可能与之截然不同。由于人为的构建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这样势必会造成东西方之间的误解。因此,对美国东方主义文化的研究与探讨,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梳理美国对朝政策的文化逻辑,而是在于超越东方主义,为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寻求一种新的途径,致力于东北亚合作机制的构建。正如英国学者齐亚乌丁·萨达尔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东方主义的存在,我们对所处世界之事实的感知、表达和体验极为不同,并且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的误解。对东方主义的讨论在于敦促人们远离这种误解,看清那些被隐匿的事物;在被数世纪的近视想象所歪曲了的图像中,辨认出一种与之不同的概图。”[26](P1)

首先,美国作为影响东北亚局势的外来因素,主导着该地区谈判的进程和方向,因此,东北亚合作机制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朝关系的改善。就此而言,美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以及东北亚合作机制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通过梳理美国对朝政策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始终没有改变其东方主义的固有特性,即对朝鲜持着冷战思维和敌对态度。美国借助于“朝核问题”成功介入到东北亚地区的事务中来,对朝鲜及周边大国形成了战略上的压制,进而达到控制半岛局势、谋求该地区霸权的目的。这种“东方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仅加剧了朝鲜方面的不安全感及其采取危险举动的倾向,而且也不利于获得东北亚各有关国家的充分信任。在这种充满敌对、怀疑的氛围笼罩下,东北亚合作机制的构建似乎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朝核问题看似错综复杂、险象环生,但究其实质无外乎是朝鲜欲借助核武器来提高自身安全保障,以应对美国“东方主义”式的压制。倘若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势必也会对美国的利益形成巨大的挑战。那么,美国能不能够超越东方主义,在处理与朝鲜的外交冲突时,少一份误解与敌对,多一份倾听与理解,便成为构建东北亚合作机制的关键所在。

其次,作为朝鲜方面,在应对美国“东方主义”式敌对与压制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把握好分寸与策略,力求避免出现误判形势而导致不可挽回的局面。朝鲜反对美国东方主义的战略取向,尽管多年来动辄鼓动民众的反美情绪,以增强人民的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但实际上,朝鲜更希望的是通过改善朝美关系,借助于美国的全球影响以获取国家安全利益上的切实保障和资金、能源、粮食等各个方面的援助。倘若朝鲜的有关要求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也难免会有铤而走险、研制核武器的可能性。反过来,如果朝鲜坚持研制核武器,突破美国的底线,也难免会招致美国的军事打击。因此,在东方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朝鲜在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过程中,能否把握好尺度与策略,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及东北亚合作机制的构建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后,美朝双方应当力求超越东方主义,致力于东北亚合作机制的构建。需要指出,当今的美朝关系波云诡谲,今后的发展走向更是变幻莫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的东方主义文化“性格”很难改变,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况且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推行霸权政策,因此为了谋求东北亚地区霸权,难免今后会对朝鲜实行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而对朝鲜来说亦是如此,朝鲜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极强,极容易将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来加以理解,为了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也难免会继续谋求核武,走向与美国的高度对抗。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当今的世界日益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倘若为了追求自身的绝对利益和安全而对他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管不顾,最终都只会陷入安全困境和无休无止的军备竞赛中。事实上,“东方主义不是源自东方经验的产物。它是一种先在的西方思想的虚构,是对东方的夸张,并将之强加于东方。”[26](P14)基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与分歧,美朝之间今后在进行外交博弈的过程中,仍然会存在着诸多冲突、碰撞、不信任与诋毁。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一体化是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为了构建东北亚合作机制,更是为了建立一个基于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可持续的多元化未来,美朝双方应当超越文化差异与分歧,通过沟通增强互信,通过谈判解决争执,通过合作共谋安全,积极稳妥地处理好朝核问题、化解危机,致力于东北亚合作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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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M].马雪峰,苏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The Hegemonic Logic of the United States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The Influ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Orientalism

LIDong-ming1,KAN Dao-yuan2
(1.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2.Party Shool of State Taxation Agency,Yangzhou,225007,Zhoujiang,China)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of the U.S.;cultural element,along with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ones,has always been a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when the countrymakes its foreign policy.The sense ofmission and West-centrism in American culture,to some extent,lead to hi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manifesting stark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ism.Namely,extending his hegemony tentacles towards North Korea under the thinking modes of“theWest better than the East”and“dualism”and by the aid of“elaborately staged”power discourse,and taking advantage of“the other”—North Korea to realize his unilateral interests and needs.The orientalism displayed in the US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has caused a strong rebound of the North Korean authorities,which has cause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Meanwhile,it is also worthmajor concernsof each relevant countries in this area and profound thinking of research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United States;North Korea;hegemony;orientalism

D815

:A

:1006-723X(2015)05-0018-07

〔责任编辑:左安嵩〕

李东明,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政治与外交、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阚道远,男,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政治学教研室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

政治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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