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
——以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边区为例

孟 君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
——以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边区为例

孟 君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边区，日耳曼贵族利用特权把持地方统治，严重阻碍了俄罗斯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因此，俄罗斯帝国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整合边疆民族地区，加强政府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缓和边区社会矛盾，实现帝国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统治。但最终，帝国政府的目标没有实现，革命终止了改革的进程。

边疆治理；波罗的海地区；日耳曼贵族；俄罗斯帝国

20世纪初的俄罗斯是一个封建、保守的多民族帝国，而此时的西欧，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并崛起。在官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俄罗斯帝国政府试图通过用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的方式，削弱地方政权的影响力，加强中央政权的政治控制力，以期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完全实现国家意志，从而将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塑造为现代民族国家，使其民族国家区域和治理单元的边界相一致。

一、波罗的海边区特殊地位的形成

北方战争后，波罗的海地区并入沙皇俄国，当时的波罗的海地区由爱斯特兰省、库尔兰省和立夫兰省组成。［1］十月革命前，现在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地区被称为波罗的海省，19世纪上半期，波罗的海省被并入波罗的海总督区，总督驻地在里加。

整合被并入地区，使其与帝国的其他地区逐渐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是沙皇政府对其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为此，就必须使这些地区服从帝国的法律和管理体制。然而，地方条件的特殊性不一定会促进这种目的的实现，因此，帝国政府在这个地区的政策整体上是灵活而谨慎的，由于历史境况和其他条件，沙皇政府总是随机应变的采取迂回他策略，暂时性地保持某些地区地方自治的不可侵犯性，与当地的非俄罗斯贵族合作，保护地方贵族的特权，以此获得地方统治上层的信任，巩固帝国政府在合并地区的地位。

波罗的海省的特殊性就在于，所有地方贵族、宗教神职人员和大多数城市资产阶级都由日耳曼人构成，虽然他们仅占所有居民的1%，拉脱维亚人——立夫兰省南部地区和库尔兰省的农民，爱沙尼亚人——爱斯特兰省的农民，构成这里居民的大多数。这是12世纪时日耳曼封建主侵入并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东北部）地区的结果。从13世纪到18世纪，波罗的海地区日耳曼人特殊权利逐渐形成，其特点是拥有自己的等级行会和享有特权的地位。这种特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占有土地，日耳曼贵族的地产在波罗的海居于绝对地位，这种绝对地位就使他们将边区的所有经济和政权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

在波罗的海，地方自治代表会是最高的地方自治机构和贵族等级组织，除了日耳曼地主和日耳曼资产阶级代表外，谁也无法进入代表会，地方代表会选举公职人员进入行政和司法机关，并监督他们的行动，代表会有权做出有关全省人民的相应决议。

波罗的海地区并入俄罗斯帝国也没有改变日耳曼贵族的地位，为了加强自己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统治地位，彼得一世在更大范围内确认了“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特权”，［2］重申了波罗的海城市过去所有的权利和特权，保留了日耳曼语在公文处理和教育中的国家语言地位，禁止其他地区的移民购买贵族地产和其他不动产，确认了日耳曼贵族在行政职务中的优先权，承认日耳曼人在城市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特殊权利。后来，彼得一世的继任者们依据传统也不断确认了这些特权。

1845年批准确立的《波罗的海省地方法令汇编》是波罗的海特殊地位的法律基础，它加强了边区行政管理制度的特殊性，特殊性表现在，在这里地方管理职权由贵族机关和政府机关共同拥有，尽管从18世纪开始，政府机关的职权范围不断扩大，作为中央政权代表的省长拥有贵族特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必须是在尊重贵族的基本权利和其特权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公务活动。大体上，在1914年前，波罗的海省是根据地方法令汇编的条令和专为该地区颁布的法令进行管理的。不过，在整个19世纪，以帝国法律代替地方法律的趋势是一直存在的，这说明帝国政府不断努力整合波罗的海地区与帝国内部省份。

波罗的海日耳曼人是边区人数少但最有影响力的民族群体，他们是波罗的海特殊地位的社会支柱，他们的最高阶层、贵族在波罗的海省的内部生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19世纪80年代末的改革明显缩减了骑士阶层（贵族组织）的职权范围，消除了他们对司法事务、警察及农村学校的管理权利，他们的权限依然广泛，骑士阶层仍享有重要的“政治权利”——参加对帝国和省路德教会的管理（路德教会的最高职位都由波罗的海贵族代表担任）和对地方自治事务的管理。

另外，波罗的海省贵族和俄罗斯内部省贵族享有的等级权利范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不同于内部省贵族，波罗的海省贵族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地方自治代表会也就是省贵族会议的权限不受限制，涉及边区生活事务和行会事务的所有问题都可以成为会议关注的对象。依据相应的法律，地方自治代表会做出的等级事务决定可不经省政权的批准，与其联络只是为了实行。通过行会成员的自愿捐献而来的贵族钱款和贵族地产收入，保障了贵族组织的财政独立，直接向地方长官、内务部大臣甚至是沙皇表达请求的权利保证了波罗的海贵族在等级自治管理问题中的广泛自治权。［3］

根据在社会中的权利地位，波罗的海贵族分为两类：第一类人数不多，属于在册贵族的代表，也就是进入花名册的贵族，爱斯特兰、立夫兰、库尔兰地区的贵族都有自己的花名册，他们被称为骑士，以区别于不在册的贵族。骑士拥有行会组织中的许多权利，贵族自治机关的职务只能由他们的代表（拥有贵族世袭领地的条件下）担任，某些不重要的职务像仓库主任、宗教事务所的世俗人员等除外。没有世袭领地的在册贵族，不允许参加自治管理机构，库尔兰省除外，在那里，在收入与规定的财产资格相对应的条件下，没有领地财产的骑士代表参加行会事务的管理。［3］

因此，在册贵族中很少有俄罗斯贵族的名字存在。如果波罗的海某省的领地贵族想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行会成员，那么他就会被立刻写进地方的花名册，无须地方自治代表会的同意。骑士和不在册贵族权利平等的要求屡次在政论作品中被提出，政府也同意这种观点的正确性，认为骑士特权是对俄罗斯贵族权利的破坏。不过，政府在1915年才着手制定相应的措施，酝酿对波罗的海贵族组织进行改革。

二、俄罗斯帝国对波罗的海边区的治理

（一）强制施行俄语教育

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语言是决定民族发展的重要标准，是民族灵魂的所在。波罗的海地区自并入俄罗斯帝国起，日耳曼语在该地区便具有国家语言的地位。虽然1820年6月4日帝国学校章程规定：为了每个学生都能用国家语言说话和思考，俄罗斯的所有学校都应俄语授课，但章程的具体条文没有在波罗的海实行。因为这个文件中有一项内容规定，波罗的海省公民可以建立自己的日耳曼学校，并且这项内容在这些学校的文件章程中已经预先说明。［4］对于授课语言，章程中并未明确规定，实际上主要是日耳曼语，章程只是将俄语作为一门教学科目。［5］因此，在波罗的海省的路德教、天主教和新教学校中日耳曼语自然成为唯一的授课语言。这也成为波罗的海省教育制度与帝国内部省份教育制度的区别所在。

出于政治考虑，历届沙皇都认为必须在波罗

的海日耳曼人的教育体制和公文处理中加强国家语言——俄语的使用，并付诸实践，但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波罗的海贵族有针对性地抵抗俄语在授课过程中的普及，解释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行政管理自治的传统制度，允许波罗的海贵族保护对国民教育监督的特殊体制。

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开启了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改革的新阶段。在对内政策上，帝国政府变得更加保守，对帝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更为严厉的俄罗斯化政策。1887年1月，大臣杰良诺夫向国务会议提出，波罗的海省区有别于帝国其他地区的特殊学校管理制度问题。他指出，只有农村东正教学校才处于国家的监督之下，而且只有两名监察员对它进行监督，而路德教学校却“服从于地方贵族和路德教僧侣广泛参与管理和监督的地方机关”，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学校管理中也形成了这样的制度，这些学校的教学处于相应的宗教督学的影响之下。［4］

帝国政府认同杰良诺夫的观点，认为应加强对波罗的海省所有初等学校的国家监督。1886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三世签署法令，根据此法令，爱斯特兰省路德教福音教派教区学校、库尔兰省路德教福音教派农村平民学校和师范学校转由教育部管理。1887年1月26日的国务会议决议也规定，所有城市、农村的初等学校及部分捷尔普特学区学校，由内务部转由教育部管理。［6］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了决议，并设立监察员的职位，他们的责任是监督国家政策在相应学区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学校的实行情况。

为了提高俄语在波罗的海边区的地位，早在1885年3月5日沙皇政府就颁布了关于在城市、农村初等学校用俄语授课的法令，神学、母语、文学以及外国语除外，这些科目使用母语教授。可是，法令的推行情况却不尽人意。原因在于，其一，缺乏通晓俄语的教师。当地的很多年轻人不愿从事俄语教师职业，这也导致在捷尔普特大学开设的俄语班，最终因愿意学习的人太少，而不得不关闭。其二，在法令推行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时常不理睬中央政府关于增加俄语学时的指示，中央政府决议经常被破坏。即使在大部分学生都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情况下，日耳曼语仍是学校的教学用语。

于是，1887年4月10日大臣委员会再次做出决议并经沙皇批准：从1888年起，在捷尔普特学区男子中等学校用俄语授课。1887年5月17日教育部批准了《关于立夫兰省、库尔兰省和爱沙尼亚省初等平民学校管理制度的规定》，根据新的规定，立夫兰省地方自治学校最高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爱斯特兰省和库尔兰省管理路德教学校的最高委员会和学校委员会服从于教育部。今后，学习课程将由教育部决定，波罗的海省最高委员会和农村路德教学校最高委员会颁布的指示规定需经教育部批准。在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学校，根据学生们的民族成分可采用俄语、爱沙尼亚语或拉脱维亚语授课；从二年级开始，不依赖于孩子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属性，所有科目除神学和宗教声乐之外都用俄语教授，城市初等学校福音书和教义回答手册允许使用母语——日耳曼语、拉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其他科目应使用俄语，“第一学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日耳曼民族的学生可以使用母语作为辅助性的语言”。［4］

尽管波罗的海省地方自治代表会纷纷公开抵抗，但帝国政府也没打算放弃自己在语言政策方面的立场，1887年，沙皇颁布了在国家提供保障的学校，实行俄语授课的规定，六年后在私立学校开始实行。

即便如此，至19世纪末，波罗的海省的语言问题仍停留在世纪之初的状态。因缺乏通晓俄语的教师及日耳曼贵族的抵抗，在波罗的海边区，帝国政府（语言上）俄罗斯化政策收效不大。1887年5月17日规定颁布之后，立夫兰、库尔兰和爱斯特兰省的贵族缩减拨款，并部分关闭了由他们资助的师范学校，培养俄语教师的教学基地也急剧减少。在女子师范学校通常没有俄罗斯语文老师，教师队伍由外国人组成，根本就不懂俄语，在学校里愿意学习俄罗斯语文的人也很少，在其他学校也可以观察到抵抗俄罗斯化的现象。因此，俄罗斯帝国政府在波罗的海省确立俄语地位的努力，结果是微不足道的。

波罗的海省行政自治地位及日耳曼贵族所享有的特殊权利，是帝国政府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这种特殊地位是帝国任何一个省所不具备的。波罗的海省的自治地位是建立在经济和行政管理基础之上的。日耳曼贵族在波罗的海地区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手中掌握着大量地产和商业贸易。或许这正是帝国政府一直维护日耳曼贵族特权的原因所在。

（二）大力推进改革，消除日耳曼贵族特权

1905年的革命运动蔓延至波罗的海地区，在

这里，革命运动具有民族特点，民族间矛盾是反政府运动的根基所在。当地居民将国家政权和日耳曼地主、男爵的特权视为同一，在波罗的海，无土地解放农民使日耳曼地主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农民之间矛盾不可调和。革命运动表明，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特权地位依赖于政府的维护与支持，对于日耳曼人来说，波罗的海地区秩序的恢复与自身特权地位的保持都有赖于帝国政府。不过，为了缓和局势，政府打算牺牲日耳曼人的特权，以此恢复波罗的海地区社会稳定，即使，此时大部分波罗的海日耳曼人仍忠诚于俄罗斯帝国。因为政府已意识到，这时依然维护日耳曼人的特权是不合时宜的，仅仅依靠惩罚措施无法实现边区的稳定。因此，1905年11月26日，大臣会议做出决议，决定在边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大臣会议分析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形势，认为大量无地农民的存在、地方自治事务掌握在贵族机关手里、地方居民不能参与教会事务、庇护权的存在等是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1905年11月28日指令规定，召开附属于波罗的海临时总督的特殊会议，研究制定在边区进行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改善农民日常生活和进行教区机构改革的法案。［7］但在会议召开之初，政府就意识到，在1905年末革命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边区管理改革和其他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改革不能完全稳定波罗的海的形势，因此，在1908年前，波罗的海和西部省份一直实行军事条例。

当时，贵族代表、城市杜马代表和农民代表参加了特殊会议。一年以后，特殊会议制定出了地方自治、学校教育、农民社会管理的改革方案，以及路德教会教区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了关于土地关系的建议。可以说，特殊会议的资料和法律方案为随后内务部进行的改革工作奠定了基础。

1908年，政府开始着手削弱日耳曼人在波罗的海的影响，加强那里的俄罗斯影响。政府通过扩大俄罗斯居民（来自内部省的移民）在边区的人数、以民族（身份）原则补充地方行政机关人员的方式来实现提出的任务，1908年2月10日的内务部指令规定，波罗的海省的政府职务应优先委派俄罗斯人。［8］但由于人数少、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政府的计划没有实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政府着手解决波罗的海省农村路德教区改革问题。战争的爆发加剧了政府的反日耳曼性，也使政府认为必须进行农村教区改革，削弱日耳曼贵族的影响。1915年，政府部门间会议召开，会议起草了农村教区改革方案，其中指出承担教堂费用的教民，权利一律平等，消除庇护权制度和教会监护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波罗的海日耳曼贵族在教会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工具。改革方案在提交大臣会议审查的同时，也被呈送至路德教宗教管理总所，宗教管理总所赞同消除日耳曼人对教民不良的民族影响，但同时认为，在对抗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应保证保守的波罗的海日耳曼贵族参与教会事务。［9］同时，宗教管理所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消除监护制度会影响路德教区的生活，世俗机构无法履行相应的职能。内务部虽然否决了宗教管理总所的反对意见，但改革方案也没有最终出台，一直到1917年，相应的政府部门还在讨论着改革方案。

为了限制日耳曼贵族的经济影响力，帝国政府试图废除贵族世袭领地所有者的特权。这些特权阻碍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企业主经营生产的积极性，加深了民族间矛盾。1907年召开的波罗的海临时总督特别会议的所有成员都认为必须消除这样的特权，因此，会议成员向杜马代表提出该问题。1915年8月1日，两百余名代表联合签名的法律草案呈交国家杜马，法律草案意在废除波罗的海省贵族世袭领地所有者的特权。最终，法律方案废除了世袭领地所有者在工商业领域中的特权，转由地方所有者共同所有。1916年6月24日，大臣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法案。［9］

俄罗斯帝国西部地区贵族地产是最稳定的，至1905年，波罗的海每100份私有地中，贵族占944份，商人占26份，农民数字不详，但可以断定至多超不过3份。［10］因此，在波罗的海边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农民和日耳曼贵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1905年革命后，帝国政府致力于解决波罗的海地区的土地问题。1912年6月6日和1912年6月25日政府颁布了法令，法令触动了波罗的海贵族利益，这两项法令允许农民成为贵族遗赠地产的承租人，并允许农民赎买承租土地为自己的私有财产。［11］政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农民土地份额。波罗的海贵族认为，这两项法律违背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破坏了地主经济的发展，波罗的海贵族纷纷抵抗并试图影响政府法案的制定，向内务部提出许多建议，希望改革对自己有利。这样，分割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于是内务部酝酿改革方案。改革的目的是要消除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对日耳曼贵族的经济依赖。但最终方

案没有呈送大臣会议审查。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帝国政府准备消除波罗的海省的自治权。为此，内务部从1915年3月就开始着手制定波罗的海贵族等级机构改革方案。在政府的眼里它是反对党和分离主义的主要堡垒。内务部以内陆省份贵族组织制度为依据起草了《立夫兰、爱斯特兰和库尔兰省贵族地位方案》，方案致力于消除地方特殊性的目的。方案中提出，波罗的海贵族团体的权限应仅限于等级事务，剥夺其对路德教会事务、教育事业和其他地方事务的管理权。1915年6月，内务部酝酿报告方案，但方案既未呈送大臣会议也没提交杜马审核。改革方案没有实行，部分改革措施在1916年7月10日和10月25日的紧急法中获得了法律效力。［1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政府加快进行在波罗的海的改革。尽管波罗的海日耳曼人代表在杜马宣布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但从战争爆发之初，他们就成为不忠诚于国家政权、同情敌人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怀疑对象，极力开展反日耳曼宣传运动的保守右派报刊又使这种观点得到强化。民族主义报刊的行为加剧了俄罗斯社会沙文主义倾向的膨胀，在反日耳曼运动的影响下，波罗的海边区的民族关系也变得非常紧张。多次出现拉脱维亚人对日耳曼人的暴力行为，为了避免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对日耳曼人的暴力侵害，行政机关及时采取了措施，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过激行为。实际上，改变这种紧张形势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进行地方自治改革，采取限制波罗的海日耳曼贵族特权的措施。对此，大臣萨松诺夫和舒瓦耶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外交大臣萨松诺夫从对外政策的角度审视波罗的海地方自治改革问题，他认为，地方自治问题在波罗的海边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同德国的战争仍将继续的情况下，在波罗的海边区“尽一切可能地巩固俄罗斯国家基础是国家最重要的事业”。萨松诺夫指出，“我不是对帝国的某个民族有偏见，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的边疆区，以帝国的法律措施巩固小民族群体不利于俄罗斯，考虑到俄罗斯居民人数少和不能允许日耳曼人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只有实行等级（阶层）选举制度才能保持居民间的平衡”。［13］军事大臣舒瓦耶夫也持有类似的立场，他认为“……所有的地方性改革都应在战后进行……为了巩固国家基础，就必须降低日耳曼人的影响，但在波罗的海边区建立地方自治机关，我们有可能走入另一个极端，加强了波罗的海省占多数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族的作用和意义”，这能“在他们的民族活动中帮助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使他们在边区居于优势地位，这完全符合他们的人数，但未必符合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利益”。［14］因此，最好拖延改革，如果改革方案势在必行，那么就应该赋予参加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俄罗斯居民以特殊的权利……使俄语成为自治机关中唯一且必须使用的语言。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对俄政权的忠诚也受到舒瓦耶夫的怀疑，他指出：“如果这些民族在战争期间表现出完全程度上的忠诚，甚至一部分人在同我们敌人的斗争中还表现得很英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紧闭双眼，因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忠诚和他们的英勇不是出于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国家思想的忠诚，而是对日耳曼人的憎恨所引起的。”［15］

1915年10月，赫沃斯托夫被委任为内务部大臣，伴随着大臣的更替，政府路线也发生了变化，新一轮的反日耳曼运动也随之开始。赫沃斯托夫主张消除日耳曼人在波罗的海边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及影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消除波罗的海边区的特殊性，自然这也构成了帝国政府波罗的海政策的基础。为了达到此目的，政府决定采取使波罗的海诸省制度和内部省制度达到一体化的措施，认为应重新审查波罗的海地区现行的行政管理制度。但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没有获得任何成效，赫沃斯托夫离职后，这个问题再也没有被提起过。政府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除日耳曼人和波罗的海贵族在边区的重要影响，包括在教会事务中，然而，这些改革的准备却被二月革命所中断。

总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政府对波罗的海政策的结果与它的最初目标相差甚远，简直微乎其微，这个时期制定的所有改革决议只有两项生效：1912年6月6日法令和6月25日法令。虽然，他们为扩大农民的土地份额创造了某些条件，但却没有解决重要的、少地农民的问题，教会土地和分割出去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教区改革和地方自治改革也没有实行。总之，帝国政府的改革措施久拖不决，贻误时机，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尖锐。

三、结语

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政府在波罗的海边区进行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在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整合边疆民族地区，推进国家的一体

化进程。在边疆管理事务中，放弃同非俄罗斯贵族的合作，实现帝国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统治。在波罗的海，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缓和边区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强政府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这是在复杂国际形势下，俄罗斯帝国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必然选择。帝国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而且还产生了相反的结果。政府政策加剧了反俄罗斯倾向的加剧，改革的拖延实施促进了波罗的海地区矛盾的尖锐。

究其原因，虽然从19世纪80年代起，俄罗斯帝国政府就开始着手对波罗的海地区进行改革，但改革没有在完全范围内实行。帝国政府始终没有痛下决心实行任何一个能从根本上改变波罗的海现状的改革，它担心，在波罗的海省，日耳曼贵族影响的下降会提高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社会政治影响力，继而会加剧地方分离主义和独立趋势的发展。另外，贵族的非妥协性立场也阻碍了政府改革计划的实行，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希望贵族能够勇敢面对改革，让渡部分特权，但政府希望落空，贵族不想放弃自己在波罗的海省的传统地位与影响。最终，所有这一切都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化为乌有。

［1］Отв．ред．С．Г．Агаджанов．Национальные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Становлениеиразвитие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M］．М．：Славянскийдиалог，1997．с．186．

［2］Отв．ред．С．Г．Агаджанов．Национальные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Становлениеиразвитие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M］．М．：Славянскийдиалог，1997．с．189．

［3］Н．С．Андреева．СтатуснемецкогодворянствавПрибалтике вначалеХХвека／／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J］．2002．№2．

［4］В．Г．Чеботарева．《Русификация》немецкойшколыв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хгуберниях／／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J］．2004．№．12．

［5］РГИА，ф．1284，оп．190，д．106a，л．25－27．引自档案集В．С．Дяк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вопросво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царизма（XIX－началоXXвв）．［Z］．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ЛИСС，1998．с．312．

［6］РГИА，ф．1276，оп．1，д．107，л．195－205．引自档案集В．С．Дяк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вопросво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царизма（XIX－началоXXвв）．［Z］．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ЛИСС，1998．с．307．

［7］А．Ю．Бахтурина．Окраины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и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политикав годыпервоймировойвойны（1914－1917гг．）［M］．М．：Российскаяполити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4．с．81．

［8］孟君．试论俄国的“波罗的海问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J］．2012．（1）．

［9］Н．С．Андреева．Прибалтийско－немецкоедворянствои политикароссийског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вначалеXXв．［J］．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2008．№2．

［10］张广翔．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地主经济的基本特征．东北亚论坛［J］．2011．（4）．

［11］РГИА，ф．1284，оп．190，д．107，л．59－64．引自档案集В．С．Дяк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вопросво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царизма（XIX－началоXXвв）．［Z］．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ЛИСС，1998．с．288．

［12］Научныередакторы．Б．В．Ананьич，С．И．Барзшов．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власт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опытРоссиии вызовы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M］．М．2001．．с．233－234．

［13］РГИА，ф．1276，оп．12，д．60，л．48－49．引自档案集В．С．Дяк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вопросвовнутренней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XIX－началоXXв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ЛИСС，1998．с．332．

［14］РГИА，ф．1276，оп．12，д．60，л．18－19．引自档案集В．С．Дяк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вопросвовнутренней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XIX－началоXXв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ЛИСС，1998．с．330．

［15］РГИА，ф．1276，оп．12，д．60，л．18－19．引自档案集В．С．Дяк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вопросвовнутренней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XIX－началоXXв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ЛИСС，1998．с．330．

Analysis on the Russian Em pires Policies of Borderland——Taking the Baltic Reg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as an Examp le

MENG Ju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History，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Tongliao，028043，Inner Mongolia，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German nobleshad ruled the Baltic region with their privileges，which hindered the integration and themodern nation－state building of Russian Empire．Therefore，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d taken somemeasures to consolidate its influence in the ethnicminority areas，de－escalate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re and realize its direct rule over the regions．In the end，however，the objects of the government failed，as its reform had been interrupted b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1917．

Russian Empire；Baltic sea；reform；German nobles

K512

A

：1006－723X（2015）05－0124－06

〔责任编辑：李 官〕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SS015）

孟 君，女，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俄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