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视域下的惠施形象

□吕洋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百家争鸣的时代，各派的言说与思想争奇斗艳。其中，以惠施为代表的名家学派即为重要一支。如今所知的惠施及其言论、思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庄子》。

一、“二元对话”视域下的惠施

《庄子·天下》奠定了后世评价惠施及其学说的基调，立足《庄子》，可以发现“惠施”和“惠子”出现多次，而在这之中，记载庄子与惠施二人对话和交往的共有九处（其中《逍遥游》、《秋水》各有两处，《德充符》、《至乐》、《徐无鬼》、《外物》、《寓言》 各有一处），多以庄子和惠施之间的“二元对话”的形式呈现。因此，选择庄子和惠施二人对话的分析无疑是对惠施言说、思想和形象考察的最好方式。《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首先对自己所看到的景象进行了描述，而后惠施对此进行质疑，进而进行了对话，最终止于庄子“我知之濠上也”。这样的“鱼乐”争论是没有答案的，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上在这样的“鱼乐”争论中，庄子所持的是一种 “艺术感受性的判断”，而惠施所持的是一种“科学的实证的态度”，两者虽然争论的是同一个事物，但论辩的立足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在这里，庄子由于自己的判断带有“艺术感受性”，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审美和自我满足；但惠施却秉持“历物”态度，对事物进行近乎“科学求证”式的考察。从庄、惠之辩来看，如果说庄子代表的是非理性的自我观念，那么，惠施所代表的便是一整套现实秩序。由此可见，惠施在认识论问题上，紧密联系着“有用无用”这个命题，在和庄子“濠梁之辩”的“鱼乐”问题上，他认为只有真实而联系实际的才是“有用”的。

在 “濠梁之辩”二元问答的对话之前，“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邪？ ”（《庄子·秋水》）在这里，以“恐”来表明惠施对自己地位被威胁的恐惧与不安，而一个简单的“嚇”字更是对惠施“恐”的延伸，将惠施和欲望紧紧联系在一起，可见庄子对惠施这样的政治想法和做法持有一种鄙夷的态度。庄子追求的是自我的 “逍遥”，惠施渴望的是仕途上的“泛爱”，二人的人生选择和人生道路并不相同，而这正是“濠梁之辩”庄子和惠施争论的更为深层的主旨和意味。

《庄子·徐无鬼》也记载了庄子与惠施的对话，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尧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庄子说儒、墨、杨和公孙龙四家加上惠施一共五家，称得上是这世间拥有智慧的人了，然而到底谁对呢？这五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坚持己见，不知道究竟谁才是正确的。这段对话意在表明，一定要有预定的目标，如果没有事先定下目标，随便射中什么都是中的，那么天下人人都可以叫做后羿了；一定要有善恶是非的标准，如果没有善恶是非的标准，那么天下人无论怎么去做都可以被称之为善了，正因如此，那么天下人都能称之为尧了。通过这样的二元对话，庄子目的是对惠施的自以为是进行批评，惠施喜欢在众人面前炫耀和展示自己的才能、言说，并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强加给别人，庄子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关于庄子与惠施的争辩，《庄子》中还有“用”和“无用”以及“人故无情”的论辩。《庄子·外物》曰：“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用也亦明矣。’”在这样的二元对话中，庄子与惠施论辩了“用”和“无用”的问题，惠施认为庄子的无端崖之辞是没有用处的；庄子认为惠施所谓“用”是一种狭义上的实用主义，认为他并没有掌握真正意义上“用”的内涵。庄子认为“无用”是“用”之所以“有用”的前提和基础。

《庄子·德充符》曰：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从这里可以看出，惠施是有情主义者，认为既然作为一个人就不能没有人之形，而有了人之形，就必然会有人之情。庄子认为作为一个人就应当遵循世间万物应有的规律，要应顺自然。他批评惠施过分地沉溺于“人之情”而不能忘形无我地生存在这天地间，主张人要有形有情，“有情”而不沉溺于此，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追寻“逍遥”。

庄子和惠施两个人论辩的主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大而无用’的争论、‘人故无情’的争论、濠梁‘鱼之乐’的争论”。这些论辩的结果大多是没有答案的。但是，论辩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辩的过程以及论辩背后论辩之人所持有的言说和态度。在庄子和惠施二元对话的结构中，惠施在看似是“结构性”人物的基础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理念。

二、“迷途”中的惠施

从惠施与庄子亦敌亦友的二元对话中，能体会到惠施时常受到庄子的批评和压制。不论是“有用无用”、“人故无情”，还是“濠梁之辩”，两人常常站在对立的角度进行论辩，这体现的是惠施和庄子思想态度和人生追求的不同。而相较与庄子，惠施仿佛像是一个“迷途”之人，在那样一个诸子百家争鸣论辩的时代，这种“迷途”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失落。

在《庄子·秋水》中，当惠施听到了庄子要“欲代子相”的时候，不仅“恐”，且于国中搜寻了三日三夜。庄子“欲代子相”可能只是传言，而当惠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作出了如此行为，可见惠施是将自己和权利、欲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惠施追求人生的“仕途”而沉溺于权利和物质利益的欲望中不能自拔。相较惠施而言，庄子选择的是一种清静无为的人生道路，主张精神上的自由。庄子深知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不为世人所接受的，只能选择归隐避世的方式。惠施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极力宣扬自己的言论，并试图将自己的思想和态度强加给别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惠施自己早就踏上了“迷途”，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政治上的选择不足以显示出惠施的 “迷途”，思想上的落寞才是惠施真正意义上的“迷途”。“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是《庄子·天下》对惠施的评价，但是庄子也说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意在说明惠施的言论驳杂，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被别人所接受和认可的。观点和态度的不被认可是一种更为严重的打击，然而惠施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沉溺于自己的观点中不能自拔。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庄子》视域下的惠施形象展现得不一定十分完整，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还是较为准确的，庄子并非一味地批判惠施。《庄子·天下》亦曰：“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遂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行与影竞走也，悲夫！”一“悲”惠施政治、思想之迷失；二“悲”惠施人生因政治、思想迷失而失其之“才”。虽然惠施踏上了政治上的“迷途”，精神上更是充满了失落，但是惠施的形象和思想却代表着名家学派在先秦哲学中的熠熠光彩。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

[2]徐克谦：《论惠施思想的独特个性》，《中州学刊》1999（2）。

[3]方勇：《庄子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刘昆笛：《迷途之人：〈庄子〉视野中的惠施形象》，《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