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那些与“范例集”有关的人和事

顾兆琳

昆曲的制谱作曲是一门被前辈老师称之为“绝学”的技艺，它包含了文字和作曲等大量内容，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诗词赋的内涵，也积淀了很多代昆曲音乐大家的成就，形成了一些传统的规律和应有的规范。

日积月累、徘徊摸索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对音乐很感兴趣，常常看着传字辈老师们作曲，于是心里痒痒地尝试写一些小令。我还常到学校的图书馆学习，对音乐开始了有意识的探索。虽然中间因为“文革”中断了，但是1978年上海昆剧团成立后，我就参加了以辛清华老师为首的作曲小组，对我们当时排演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蛇传》等剧目中很多唱段进行了谱曲，并受到了认可，大家都说我的谱曲和角色非常近，情感表达也比较准。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自己对昆曲曲牌的了解还是浅薄的，仅凭自己多年对昆曲的唱腔积累和创作热情来创作，虽然写的曲子反响较好，但是格律很差，对昆曲曲牌系统了解也不够。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到四年中我加倍努力、不断学习，包括出去巡回演出时，也会挤出时间对几百支昆曲曲牌进行摸索、梳理，当时一共记了四大本黑色硬抄本。1983年起，上海昆剧团推荐、俞振飞先生写信，让我去上海音乐学院戏曲音乐作曲班进行了两年脱产的学习，在连波、刘如曾教授的帮助下，使我对昆曲、特别是在乐理方面的知识和特点，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但古人留下的很多昆曲曲牌方面的学习书籍中，真正在制曲方面关于“依牌谱曲”的书却没有。因此对昆曲曲牌的体系我仍深感知识非常匮乏，昆曲的创作也长期处于痛苦摸索的过程——直到《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的出现。

十五春秋、著成佳篇

《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是就昆曲曲词和声腔的结合关系及其规律，进行分析研究而写成的一部巨著——也是我创作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究竟从何而来？那还要追溯到1982年的6月，苏州的两省一市昆剧汇演上首次谈及这个话题，也是在那次汇演中，上昆的陆兼之老师把我引荐给了“范例集”的发起人——王守泰先生。同年10月，南京纪念汤显祖逝世365周年，王守泰先生以此契机正式成立了“范例集”编写小组，编委9人，我当时因即将参加音乐学院的学习没有加入，直到1984年学习结束后才正式加入编写组，1985年编写组扩大到16人。“南套”的编写从1982年10月开始至1985年底初步完成。“北套”是从1989年3月开始至1993年8月完成。期间，“南套”完成后，由于人们对“范例集”的不了解、资金短缺等各方面原因，主要是摸索推进“南套”出版的工作。1986年我们在尚无寸金的情况下，为避免“南套”底稿的散失，在江苏省热心人士的关心下，做了一次油印本。写“北套”的时候，王守泰先生已经带病工作。1991年我们进入“北套”编写尾声，在病中他对“北套”做了定稿、布置了誊清和校对工作，同年10月，王守泰先生仙逝。

王守泰先生深知“范例集”体量大、出版难，需要雄厚资金，因此1990年底他就筹划成立了出版小组，出版小组一共召开七次会议。第一、二次的时候，王先生还在世，他走了以后，就把组长的任务交给了原为副组长的我，由我来召集会议，并接任范例集南北套统一出版工作组组长。王先生去世后，我当时在上昆担任艺术室主任、后任副团长、兼任文化部昆曲指导委员会委员，便有机会接触到北京的一些领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北套得以全部出版。其中“南套”是由昆曲热心人士、中国港、台和美、日曲友出资，于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北套”则是官办、民助结合，其中包括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昆剧研究会、上海文化广场发展基金、顾铁华昆剧发展基金的资助，于1997年学林出版社完成了全书的出版。

从全书的编写到出版，整整经历了十五年。王守泰先生生前一直非常担心，怕大家写出来的书稿出版无门，以后一搁就是一二十年。但在王老逝世的六年后，在大家的全情投入下，全书得以成功出版，也算是告慰王老生前的心愿吧。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很多人说，“范例集”的出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可见，在大家眼中它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确实，和昆曲其他大型著书比较，《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特点鲜明、史无前例，这里我想简单地做几条归纳：

一、它是一本词和曲对应、同时进行昆曲研究、学术呈现的书。中国戏曲是声韵音乐、词腔对应的艺术，昆曲又传承了唐宋诗词，因此在格律音乐上更为讲究，但昆曲不仅是四声腔格问题，还有曲牌主腔问题，“范例集”首次对它们进行了梳理。

二、它的曲牌唱词，是经过词式的排比、再三斟酌，分出三类不同的情况来呈现的。昆曲曲牌是演唱的艺术，所以对词的平仄，四声音韵有具体要求，而我们过去的一些曲谱只是呈现，缺乏解析。“范例集”通过艰苦的排比后，找到了通用词式、及这一曲牌的普遍规律，非常适用、且经得起考验。

三、它对曲牌的旋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昆曲是曲牌主腔跟词、句的平仄相对应的一个谱曲艺术，“范例集”通过详尽的排比，得出曲牌的主腔形式，并具体分了几种类型，以型号来标注，对后人学习昆曲的传统谱曲有很大的帮助。

四、它对每个曲牌的板位作了具体的总结。昆曲，特别是南曲，过去我们只注意到某些曲牌主腔，却常常会忽略整个曲牌的重拍、头板等在什么位置上面。而“范例集”通过排比分析，体现出一些经典曲牌在板位上的统一性。

五、它揭示了合结音、过渡结音，将曲牌旋律当中这个重要的要素，通过一定的符号标示出来。曲牌不同的落音，会产生不同的旋律效果，若结音是低音，那它曲牌行径呈下行趋势，情绪悲切，低落;若结音是中音，那旋律会明朗、高亢。当然这是一般的解释，任何事情都非绝对。

六、它通过符号具体标示区别了衬词和正字。昆曲唱词不同于诗词赋，表达人物情感需要衬词，衬词一般在旋律上不占头板，占虚眼，起到过渡、连接的作用，虽不占重要地位，但是加强情感表达，使人物唱腔、唱词更加生动。

七、它不仅从微观上对曲牌体的“三式”——词式、乐式、套式进行了详尽论述，且在宏观上也有一个传统、庞大构架的研究和描述，即昆曲的“三体”——曲牌体、联曲体、集折体。

“范例集”强调曲牌联套，书中专门有篇论文谈及昆曲曲牌联套的方式，有单套、复套，二个复套、三个复套、甚至套包套。这是昆曲的传统曲式，是我们中国式的乐曲组成形式。“范例集”还强调大本戏中集折体的大型曲式的结构形式。昆曲传奇小到二三十折，大到四五十折，这样庞大的戏剧故事，如果没有与之呼应的音乐结构，那在综合呈现中会碰到很大问题。比方说《长生殿》和《桃花扇》，两个剧本都很精彩。但为什么《长生殿》大都可以留下来？《桃花扇》留下的却没几折？因为它在曲牌套式的选择和谱曲的技巧上不如《长生殿》，我曾经有文章专门论及过，因此我们必须要注意传统剧目中的集折体结构的状态和传承。

韶光飞逝、恒久弥香

随着时间的推移，“范例集”对昆曲创作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并起到了极大的理论导向作用。昆曲创作离不开曲牌、套数、四声、平仄，谱曲离不开要掌握它的主腔形式和板式特点，这一切都在“范例集”中做了明确阐述。现在利用这套书来作为创作工具书的已有不少剧作家：如薛正康、罗怀臻、周长赋、曲润海、唐葆祥、西岭雪等;青年编剧中，有陆珊珊、俞霞婷等，他们所创作的剧目中，不少还获得了国家级等大小不同奖项。同时“范例集”目前已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教材运用于课堂，北京的中国戏曲学院等院校也相当关注这套书，并将其作为教学上的重要资料。

对我来说，“范例集”的编写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恰恰在我对昆曲音乐痛苦的摸索徘徊之际。王守泰先生将图书分类学的知识运用到昆曲曲牌的研究上，带领我们这些来自上海、南京、扬州等地的十六位编辑，通过艰苦的摸索、排比，明确了各种曲牌的类别和归属。这个过程非常艰辛，一个看似容易的曲牌，都要花上几十倍的时间去研究、去分析，才能真正熟悉、掌握体系的过程。而且当时没有E-MAIL、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一遇到编写上的问题，主要都是通过信件来商讨研究并交换意见。据王先生家属说，王老留在家里当年编辑“范例集”时的信就有一千多封，而他亲自做的排比类卡片也有好多箱。在现在看来，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如此庞大体系的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范例集”出版后，我以“范例集”为工具书进行了更多昆曲的创作，其中大戏有《班昭》、《景阳钟》、《拜月亭》等12部，小戏或者指导学生完成的有：《目莲救母》、《嗟来之食》、《嵇康打铁》等近10部。

“范例集”的编写也是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期间，王守泰先生给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出生于曲学世家，其父是王季烈，著有《集成曲谱》等巨著。而王守泰先生，他早年就读于北平北洋大学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系专业，解放前他先后任工程师、厂长，解放后一直在南京工学院，后在东南大学任教授。王先生自幼受昆曲熏陶，擅长习曲，50年代完成第一部昆曲声律方面的专著《昆曲格律》。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范例集”的编写。交往的信件中，我们不断得到王先生很多学术上的指导和鼓励。我也有幸与先生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那是1990年的秋天，我随团去南京巡回演出华蔡版的《长生殿》。演出结束后，王先生留我在他家中小住两天。王先生起居简洁、生活质朴，包括饭菜也十分清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他家喝过的那碗汤，里面是用金针菇、木耳、豆腐衣做的，味道清淡，一如先生的为人。

写书是一个非常漫长、寂寞的过程。昆剧《班昭》中唱的“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王先生亦是，无论是其对事业的执著、对传统艺术的坚守，都是我模范学习的榜样。我想，或许也就是从那一碗汤起，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并坚信：真正的艺术创作就应该如此，它清淡、纯粹，且恒久弥香，它犹如一个信仰，激励着我，提醒着我，驻扎在我心底，为此付诸一生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