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翻译中的回译问题初探
——以《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为例

李小岛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英汉翻译中的回译问题初探
——以《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为例

李小岛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回译是将他人的译语文本再翻译回归原语文本的过程，其本质在于“定向性”，其过程应遵循“回译前分析—直译—至译”的模式，其结果或达到至译或译心加注。结合《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一书的具体译例，可以探究回译实现中国历史文化信息还原的过程。

中国历史文化；英汉翻译；回译

一、回译研究综述

回译，英文为“back translation”，是与顺译相对的反向翻译过程。从语言层面上，一些学者对回译作了如下定义：冯庆华认为，回译是“对译文进行再次翻译，把自己或别人的译文翻回原文”[1]；《中国译学大词典》则认为回译是指“把被译写成另一种文字的内容再转译成原文的表述”。这类定义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原文”的概念。这样看来，回译即指译文回归原文，严格再现原文本来的样子，“准确完整地表述原文内容还不够，还要回归原文形式”[2]。这些定义严格要求译回原文，属于狭义的定义。

《中国翻译词典》则将回译定义为：“将甲种语译入乙种语，以后又再作为素材引用从乙种语译回到甲种语，或从第三第四语种译回到原始语种。”这个定义用“素材”的概念替代了“原文”，而且包括了多次转译后再译回源语这种多语回译的现象。《翻译研究词典》对回译的定义是：“把翻译成特定语言的文本又重新翻译成源语的过程。”。这个定义也并没有强调原文，而是注重重新翻译成“源语”。

有些学者从文化角度定义“回译”，比如陈志杰、潘华凌强调回译是指“通过回溯拟译文本与目的语文本间内在的语言和文化关系，把拟译文本中源自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素材或文本重新译回源语的翻译活动”[3]。这种广义地从文化还原角度定义回译无疑拓展了回译研究的视野。它甚至把由华裔作家用英文写作的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的过程也被看做回译(无根回译，并不存在所谓的“原文”)，纳入研究范围。

由于该书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中国历史文化信息绝大多数属于对中文文本的直接引用，即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存在原文，所以，本文中的回译选取狭义角度，即指译文回归原文的过程。

二、回译模式分析

相对于上述学者，王正良对回译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大量翻译实践基础上，深化了回译研究成果，在《回译研究》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回译的定义、模式、原则和意义。在他看来，“回译是普通翻译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将他人的译语文本再翻译回归原语文本的过程。”[4]20-21由于他所定义的回译和本文研究对象契合度高，且其理论模式系统化强并确有可借鉴之处，故本文将阐释他所定义的回译的本质、模式和原则，并以此为理论框架结合回译译例进行详细分析。

回译和猜谜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回译来说，根据原语文本顺译的译文(在回译过程中作为“原文”)是“译面”，相当于谜面；而原语文本则是“译底”，类似于谜底。回译的过程则是追溯译底的过程。回译的结果可能达至译底，即回译结果与原语文本完全重合，这时就实现了“至译”；也可能由于种种因素未能达至译底，这时形成的译文叫做“译心”。译面到译底之间可以有很多个译心，每个译心根据与译底的接近程度由远到近形成一个有层次的连续体。然而无论是否达到至译，译底只有一个，是一定的，“回译具有定向性，这是它与顺译的本质区别”[4]47。

确定了回译的本质是定向性，王正良提出“回译前分析—直译—至译”回译模式。它不仅能分析回译过程，也对如何回译具有指导作用。在回译前分析中，王正良提出了“回译场”的概念，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回译的环境叫做回译场”[4]69。回译场包括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顺译文因素(如顺译文上下文)和回译者因素(回译者的知识背景、翻译水平等)，外部因素包括顺译文和回译文产生的背景、文本用途，顺译者和回译者之间的联系等。这些因素体现在顺译文的语境中，需要译者通过译前分析进行挖掘，以便确定译底，达到至译。译前分析的过程就是分析定向参数的过程，“要确定译底，需要依靠一定的参照物，如直译中的关键词、音译、解释、标注等，我们称之为定向参数”[4]31。

译前分析完成后，译者对回译的语境已经比较熟悉，就可以开始进行直译。直译分两个阶段，首先是释意，即解释顺译文的意义，要求的是“如实传达译语文本的字面意义”[4]86。释意可以是距离译底还较远的译心，在此基础上可运用回译修辞对释意文进行修饰,以形成更接近译底的译心。

至译是回译模式的最后一步，也是回译的最终极目标。然而至译的实现比较困难，有时甚至可遇不可求。首先，至译需要进行文化调试，“回译者需要将顺译文中的文化因素向回译文中的文化因素调整”[4]89。这就对回译者的素质产生了更高要求，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才能将其还原成本来面目。除了文化调试外，检索译底是确保至译的最终途径。

回译模式具体描述了回译的过程和步骤，回译原则则描述了回译的结果，即达至译底和译心加注。面对经典性文本，达至译底无疑是回译的最佳选择和终极目标。然而，达至译底的情况毕竟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在无法达至译底时，回译者还可以依译心加注的原则完成回译。《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一书第三章《佛教与丝绸之路》中有如下一段描述：

【译例一】

The king of Ch’u recites the subtle words of Huang-lao [a Taoist cult], and respectfully performs the gentle sacrifices to the Buddha…Let [the silk which he sent for] redemption be sent back, in order thereby to contribute to the lavish entertainment of the upasakas and the sramanas.

译前分析回译场因素，得知这是《后汉书》中记载的历史事件，直接引用皇帝诏书。释意可知大概事件是汉朝时，Ch’u地的长官向汉明帝纳贡，汉明帝做出批示将贡品送回，用以招待信众。在这个腹稿基础上直译：

直译文：楚地国王背诵黄老帛书(一种道教仪式)，恭敬地为佛祖献祭……那就将丝绸送回，用以招待世俗信众和沙门僧侣。

显然这个译心距离译底很远，语言不符合《后汉书》应有的文言文语言，形式也不符合诏书的形式，为了更加接近译底，就需要进行文化调试，笔者古汉语造诣有限，但还是尽力用回译修辞将初步形成的译心修改为：

译心：楚王遵道敬佛……送还其绸，以侍僧众。

这个译心离译底稍微接近了一些，但是译底具体是什么，还需要检索确认。利用原文的定向参数，如“后汉书，汉明帝，楚王，黄老”试图检索译底，发现实为大海捞针，《后汉书》纪十卷，列传八十卷，检索出这样一小段内容谈何容易，但在修改译稿时，笔者发现作者在这一段话中加入了注释，文后的参考书目显示这句话出自Zucher 写的Buddhist Conquest, 搜索得知这是荷兰汉学家许里和写的《佛教征服中国》，想通过搜索该书试图查找到译底的线索，并没有搜索到电子版本，但搜索到了其中文翻译版本，经过查阅相关章节，在第40页注释部分成功检索到译底。

译底：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译例二】

To ordinary people, unequipped to sift through doctrinal subtleties, this religious mish-mash often must have been quite confusing. One Chinese text offers the following advice: “Talking about accepting Buddha, one should think of converting to which Buddha; not Mani Buddha, nor to Nestorian Buddha, nor Zoroastrian Buddha, but Sakyamuni Buddha…”

译例直接翻译自中文文本，作者的注释指向了黄永武先生编著的《敦煌宝藏》系列140卷书籍的第48卷第361-362页，在另一位学者Zhou Xijuan 的英文论文“Buddhists or Manichaean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ichaean Missionaries Along the Silk Road”中引用过，由此可知Zhou Xijuan 很可能是译底的顺译者，但是回译者与顺译者之间并不通畅的联系渠道导致了回译的障碍。

所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到《敦煌宝藏》第48卷，发现该系列书籍全部为敦煌出土文献拓片的影印版，第361-362页是编码为S6551的拓片背面文献，题名是讲唱押座文。但是影印拓片的文字并不清晰，很难通过阅读检索出译底，笔者通过网络信息得知讲唱押座文是佛教里一种通俗的讲经方式，而输入“S6551 敦煌”这个编码则发现，这是斯坦因给他当时发现的敦煌文献的编号，而《敦煌变文集新书》这部著作中的《佛说阿弥佛陀经讲经文(二)》讲述的正是相关编号的内容。

从北大图书馆保存本阅览室借出《敦煌变文新书》，查阅相关章节，再对比《敦煌宝藏》中的拓片影印本，阅读起来顺畅许多，成功检索到译底。

译底：门徒弟子，言归依佛者，归依何佛？且不是磨(摩)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祆佛，乃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

可以看出这个译例中的译底和顺译文差距也比较大，译底由于是讲经文，其作用是吸引没有皈依的佛教徒皈依，促使已经皈依的佛教徒更加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所以用语比较夸张，比如给释迦摩尼添加的“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等修饰语。而顺译文，由于是发表在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学术会议上的论文，而且通过题目可知论文大致内容是介绍丝绸之路上的摩尼教传教士特点，所以顺译者对该敦煌文献的翻译就比较浅显，原文中的“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只是用Sakyamuni Buddha一笔带过。这再一次体现了前面提到的由于顺译者和回译者的内部因素(本人语言水平、知识水平等)和其受外部因素影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不同，甚至还包括原文作者的所处环境时代的因素，比如写作时定义的文本用途等，这些因素的差别导致回译难度增大。如果此译例没有成功检索到译底，仅靠分析回译场因素，用回译修辞和文化调试的方法完善译心，则实现至译的难度非常大。

上面的译例均是达至译底的情况。王正良在《回译研究》中也谈到，无法达至译底时，可遵循“译心加注”的原则。由于本文主要探讨如何达至译底，因此这里只对译心加注的两种情况——主观译心加注和客观译心加注略作介绍。

主观译心加注是在已经检索到译底的情况下，由于种种考虑，不使用译底，而使用回译者翻译的译心。这可能是由于回译文的语境和文本功能更适合使用译心，或者需要对顺译文忠实，希望表现顺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语言风格。译例二中黄永武的《敦煌宝藏》相关内容的回译，译底和顺译文差距较大，综合考虑顺译文在本书中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丝绸之路上宗教融合的现象，而非像译底那样作为传教的手段，所以这里使用译心比译底似乎更为合适，这便是主观译心加注的情况。

而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译心加注，则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检索到译底的情况下，回译者迫不得已采取的手段。前文已经提到过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无法检索到译底的情况，在本书中有一例人名Wu K’o-chiu, 由于不是直接引用，作者也没有提供任何注释作为定向参数，译者未能找到译底，所以采取了客观译心加注的方法，译为吴高超(音)。

本文基于《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一书中多处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元素的还原这个特点，选取回译这个角度，探究回译的本质，过程和原则。达至译底是大部分回译的终极目标和最佳结果。首先，译者一定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面对一个回译和翻译的难题，能够尽可能动用一切手段穷其根本，追溯其根源，达到最佳翻译；其次，回译是以顺译者的译本为“原文”进行翻译，所以顺译文质量的好坏，顺译者的语言功底和翻译修养、对原文的理解，以及其受外部因素影响所使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影响到回译者回译的难度和准确程度。

注释：

[1]冯庆华，文体翻译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34.

[2]吴旭.回译概念的比较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0(29)：217-219.

[3]陈志杰，潘华凌.回译——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汇处[J]. 上海翻译，2008(3)：55-59.

[4]王正良.回译研究[J].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文 俊]

2015-05-11

李小岛(1987—)，女，陕西西安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英汉互译研究。

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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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5)03-008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