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与父权文化

2015-03-19 10:36黄守岗
关键词:畸人气概父权

黄守岗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1919年,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短篇小说集《小镇畸人》(Winesburg,Ohio)的发表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指责他的作品中充斥着性压抑的描写,有人称赞他“是探索无意识对人行为的影响的最初几个美国小说家之一”[1]15。美国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Cowley)在《认识舍伍德·安德森》中写到:“年老的一代责骂他,年轻一代则赞扬他,赞扬他是一个跟上了时代步伐的人。”[2]1美国当代小说家约翰·克罗利(John Crowley)称赞《小镇畸人》为“美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3]。

无可否认,《小镇畸人》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誉。《手》是该小说集中发表时间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它和《畸人之书》(The Book of the Grotesque)同时于1916年在《大众》(Masses)杂志上发表。以手为中心线索,短篇小说《手》讲述的是一个为手所困扰的人。手的主人原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镇上,名叫阿道夫·迈尔斯,他有着惬意的生活,体面的工作,“天生就适合当孩子们的老师”[4]24。他能用“如音乐般的声音,轻柔的抚摸,把某种梦想送入少年们的心田”。不幸的是,一个脑袋不太灵光的男孩迷上了老师,夜里梦见了难以启齿的情景,白天又把梦境当现实,信口说了出去。于是全镇轰动,群情激奋的家长们纷纷赶来找老师算账,扬言要绞死阿道夫。他被一群暴怒的家长赶出了他的家乡宾夕法尼亚,逃到了俄亥俄州温斯堡镇他姑妈家,就在他逃走时,一名学生家长还在后面吼叫着:“让你的手老实呆着。”从此,阿道夫的手就出了问题:每当其主人与他人试图谈话交流时,这双手就显得异常紧张,手的主人总是极力想把它们往身后或口袋里藏,但这双手在摘草莓时速度却如机器的“活塞杆”,快得惊人。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翼比德尔鲍姆 (Wing biddlebaum),寓意为折断的翅膀。

是什么使阿道夫的手出了问题而让他成为了翼比德尔鲍姆,使这样一个“天生就适合当老师”的人折断了翅膀呢?

应该说,造成阿道夫手的“畸形”的因素一定不是单一的。美国文学与社会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认为造成主人公手的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流障碍。他在韦伯斯特版《小镇畸人》(2005)的介绍部分指出:“误解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这些由误解造成的隔膜很少是由生理畸形造成的(如《手》中的翼比德尔鲍姆),或压迫性的社会结构造成(如《老师》中的凯特),误解、孤独、交流障碍本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5]8在欧文看来,是误解造成的交流障碍导致了手的畸形而不是手的畸形引起了交流障碍。也就是说手的畸形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难以交流。如果说此种植根于人的本性的交流障碍是造成手的畸形的内部因素的话,工业化则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批评家罗伯特·潘里恰克(Robert Panichack)说:“小镇畸人的孤独和痛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的结果。世纪之交,手在忙于制造机器,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到头来只是毁了乡村里人们温柔、细腻、亲密无间的生活。手本是为爱而生,但生产机器的手却失去了爱的能力。”[6]5-8

应该说以上分析是非常深刻而犀利的。他们分别从心理分析角度(交流障碍)和经济发展因素(工业化)对手的问题做了深入剖析。但造成作品中手的问题应该还有值得人们反思的因素。在以上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两个角度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从文化因素的角度对《手》中造成手的问题的原因作进一步剖析。

从文化因素的角度看,父权文化在手的畸形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父权文化本是一个与女性主义紧密相连的概念,根据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西方文明普遍是家长式的文明(听从于父亲)——也就是说,以男性为中心并由男性所支配。这种文明的组织和实施方式是以使女性在家庭、宗教、法律、艺术等各个领域服从男性。……父权(或以男性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充斥在那些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里。最典型的是,受到最高评价的那些文学作品里的主要人物都是男性——俄狄浦斯、尤利西斯、哈姆莱特、汤姆·琼斯等等,他们都体现出男子气概和男性的感受方式以及在具有男子气概的活动范围里追求具有男子气的兴趣爱好。”[7]111

从以上阿布拉姆斯对女性主义批评的介绍来看,西方文明普遍是一种父权制的文明,父权意识形态(父权文化)充斥在被认为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里。这种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对男子气概的推崇。

然而,倘若不单单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待这种文化,我们会发现这种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文化,而且是一种男性对所有人(包括男性对男性)的压制文化。《手》中的主人公阿道夫正是这种文化压制下的牺牲品,不过是以手的畸形为外部症状表现出来罢了。在《手》中,这种父权文化的突出特点正是表现在对男子气概的推崇上,形成了男人应该粗鲁、残忍、暴力(以那群学生家长为代表)和男人就应该与细腻、轻柔、亲密(以主人公阿道夫为代表)等品质格格不入的偏见,更为不幸的是这种文化竟把导致粗俗与偏见的男子气概当成了一种美德加以推崇与放大。这种文化的力量之强大使得主人公阿道夫被迫屈尊与退变,手退变为机械,人退变为畸人。

父权文化里的男子气概是怎样在《手》中受到推崇的呢?与传统小说的线型叙事方式不同,小说中作者最先讲述的是主人公阿道夫因为手不“规矩”所遭受到的悲惨遭遇:被愤怒的学生家长撵出他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后,阿道夫逃到了俄亥俄州文-温斯伯格镇(Winesburg),寄居在他姑妈家里。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份采摘草莓的工作。有一天和阿道夫一起采摘草莓的几个工友看到一个年轻人“企图去拽扯他身后的一个姑娘而引得姑娘们尖叫反抗时起哄、大笑,喧嚣不已”。追求异性本无可厚非,但父权文化影响下的这种粗俗的求偶形式已经被当成了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拽握与控制,更为粗俗的是这种文化浸染造成的偏见在这里竟然引起了轰动效应,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无意推崇。这种对男子气概的推崇还以反讽的形式表现在小说开头的另一处:“越过漫长的田野传来一个微弱细小的女孩子般的声音:‘嘿,翼比德尔鲍姆,把你的头发梳一下,都垂到你的眼睛里面啦。’话音带着命令的口吻,可怜的翼比德尔鲍姆早已秃顶,一双紧张的小手在光秃而泛白的前额上来回摸索,好像在理一束打结的卷发一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很显然,有人在拿主人公开玩笑,但在这个粗俗的玩笑中,幽默并不是通过语言的机智来获得的,而是通过模仿女子声音形成的娘娘腔来传递对女性化的鄙视,尤其是对男人女性化的鄙视,这种鄙视女性化的幽默反衬出的却是对男子气概的推崇。父权文化中的这种对男子气概的普遍推崇就会演变为人们把它当作一种美德加以接受。这一点首先在主人公所遭遇的那些学生家长身上得到了体现。

阿道夫因为手的问题被愤怒的学生家长纷纷赶来问责,先是有位开酒吧的学生家长白天来学校狠狠揍了阿道夫一顿,紧接着就有十来个学生家长夜晚提着马灯赶到学校,其中有位家长手中还拿着一根绳子。小说这样写道:“一伙人手里提着马灯,来到他一个人住的房子门口,命令他穿好衣服出来。当时天正下着雨,有个人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他们想要绞死这位老师,但他身上显露出的弱小、面色苍白、十分可怜的样子触动了那批人的心,于是他们放掉了他。就在他仓促逃进夜色后,这些人又懊悔他们的软弱,于是他们开始追赶,咒骂,并向他投掷泥团。他吓得大声尖叫,跑得越来越快,很快消失在了黑夜里。”

应该说,那群愤怒的家长本是都有怜悯恻隐之心的,他们看到被吓得“面色苍白”的阿道夫“弱小”,“可怜”的样子,于是想放过他。但随后他们却把这种怜悯恻隐看作成了一种软弱的表现。换句话说,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文化要求他们把怜悯与恻隐看作软弱,看作与男子气概格格不入的品格,却把暴力与残忍看作成了能体现“男子气概”的一种美德。在这种文化指引下,他们于是做出了“追赶”、“咒骂”,向阿道夫“投掷泥团”等颇具“男子气概”的行为。这种所谓“男子气概”究竟是一种“自然事实”还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某种文化认同呢?

提到“双性同体”这个词,人们通常想到的是生物学上常提到的“雌雄同体”,其英文为“androgyny”。在生物学上,“androgyny”意指同一个体身上既有成熟的雄性性器官,又有成熟的雌性性器官,在体型构造及生理特征方面,这些个体都是正常的雄性及雌性的混合物;在心理学上,它指“同一个体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即兼有强悍和温柔、果断与细致等性格,按境况需要作不同的表现”[8]。在文学领域,弗吉尼亚·伍尔夫1928年正式在其《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双性同体”的概念,认为人应该同时具有男女两种性格特征,这也是她认为一个作家最理想的创作状态。她说:“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大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大脑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恰当的状态就是这两个力量和谐共存,精神上彼此合作。……只有在这种融洽状态的时候,脑子才变得丰富而能够充分调动所有的官能。”[9]120-121

认同“双性同体”,质疑人的性别属性的批评家当然不是只有文学领域里的伍尔夫,美国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试图质疑性别和性欲的稳定性,质疑性别属性的自然性。“性别究竟是什么?它是自然的、解剖的、染色体的,还是荷尔蒙的?那些看上去自然的性事实难道不是由各种各样的科学话语为了服务其它政治和社会利益而推论出来的吗?”[10]10因此,性别理论研究认为性别其实是一种文化建构而非自然事实。这种观点并非只是一些人文学者的主观臆想,同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学者的认同。美国生物学家和性别理论家安妮·弗斯特斯特林在《区别身体的性》中写道:“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划分是一个社会决定(而不是一个自然事实),我们可以使用科学知识来帮助我们作出这个决定。”[11]3性别研究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这里不作赘叙,但由此可以得知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均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性别只是一种文化建构。

针对文化建构的性别区分,性别研究理论提出自然性别(natural gender)的概念:“身体,欲望,身份的存在使得自然性别的概念颇为复杂,自然性别之概念的提出会与男人应该具备男子气概,女人应该女性化的观念是相左的。……如果男子气概不是男性在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一种诉求,那它又是什么呢?”[12]624

在短篇小说《手》中,如果说阿道夫是自然性别的代表,则那位开酒吧的学生家长则可算作是男性性别(男子气概)的代表,我们不妨将这两者进行对比来进一步剖析,这种推崇男子气概的父权文化是怎样受到推崇并被当作成了一种美德的。

一天下午,镇上一个开酒吧的学生家长来到学校,他的名字叫亨利·布莱德佛德。他把阿道夫·迈尔斯叫到学校操场后开始用拳头揍他。他坚实的指关节打在老师充满恐惧的脸上,他愤怒的神情让人越来越觉得可怕。孩子们尖叫着,被吓得象受过侵扰的虫子四处乱窜。“你这个畜生,看你还敢不敢用手摸我孩子”,酒吧老板咆哮着。他的手打得累了,便开始用脚踢得他连滚带跑。

和阿道夫“纤细而会说话的手指”形成对照的是酒吧老板“坚实的指关节”,前者被贬斥为一种柔弱和病态,而后者却在这里充满了斗士般的力量,暴力而残忍,使得他周围的人所向披靡,学生们吓得“象受到侵扰的虫子四处乱窜”。对于这个充满“男子气概”的酒吧老板来说,他越是能看到对方的恐惧与软弱,他的此种男子气概越是能够得到自我肯定与推崇。“拳头”、“坚硬的指关节”以及上文中“提着马灯的手”和“拿着绳子的手”代表的不正是这种父权文化建构出的“男子气概”吗,而阿道夫“传递梦想”的手和“轻柔”“爱表达”的手则是自然性别的表征,它在此种文化建构出的男子气概的比照下被贬斥为了一种软弱与病态。

某种文化一旦形成,身处其中的人是很难逃脱其影响与控制的。对于阿道夫来说,父权文化的力量之强大使得他无法与之对抗,唯一的出路只有屈尊与退变。手本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第一座桥梁——人们初次见面往往都握手致意,然而,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手》中主人公“传递梦想”的双手却退变成了机械:“翼比德尔鲍姆用手比划着说个不停,纤细而会说话的手指总是很活跃,又总是试图藏进口袋或藏于身后,他的手就好像一个会说话的机器活塞杆。”然而,当他逃到俄亥俄州找到一份摘草莓的工作时,他的手却因此却出了名:“在温斯伯格,他的一双手就是因为其活跃性而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翼比德尔鲍姆的手可以一天采摘好几大桶草莓,这双手成了他身上的显著特征,也是他之所以出名的原由。”

阿道夫与人谈话交流时,手变得异常紧张,总是极力掩藏在裤兜或身后,慌乱不已,但在从事采摘草莓这样的机械活动时却“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相信”,这说明本是用来与人交流的灵活的双手退变成了只能从事机械活动的“活塞杆”。

除了由手变为机械这一退变外,阿道夫的屈尊退变还深刻体现在小说结尾处的一个意象上——跪在地上捡拾地上的面包屑:“一些散落的面包屑掉落在桌下擦拭干净的地板上,他(阿道夫)把灯放在一个矮凳上,开始捡拾地上的面包碎屑,并把它们一个一个送进嘴里,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相信。”阿道夫机械捡拾并吞食地上的面包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他想清净现实中的肮脏与混乱的无意识行为。但他通过捡拾地上的面包屑所企图清净的仅仅只能是“地板”这个外部世界,却无法清净他的内心。吞食地板上的面包屑实际上是在吞食掉落在地上的垃圾,这正是他慌乱、狼狈地屈尊于外部世界的压力而退变的外在行为表现。

安德森在故事的结尾处把这样一个捡拾地上垃圾的意象和在教堂做祷告的意象并置,深刻反映了阿道夫在外部现实压力下的残酷退变:“(他)跪着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名在教堂祷告的牧师,紧张而喜好表达的手不停捡拾地上的面包屑,在灯前晃来晃去,就像一个常年快速移动着手中念珠的信徒。”遗憾的是,阿道夫并没有成为一个信徒,手中拿的也不是什么祷告念珠,而是散落在地上的垃圾,这正是跪着的信徒拜倒在工业化机器的圣坛之下的残酷象征,使得本是用来与人交流的手与嘴分别退变成了机械与垃圾桶,人也就退变为了畸人。

《手》的寓意是十分深刻的:人的劳动离不开手,手也是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的媒介与象征,小说中本是试图用来交流的双手却在现实的残酷压制下退变为了机械,使得人退变为畸人。这种退变除了经济发展因素与心理学层面的因素外,还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手的畸形化实际上是以上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心理学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难以交流是内在原因的话,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对人的压制则是其外在原因。值得关注的是,《手》中所体现出的父权文化不仅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困难与畸形。同样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手》中反映出的此种父权文化不单单是一种男性对女性压迫的文化,也是一种男性对男性的压制文化,简言之,是一种人压迫人的文化。

[1]Dennis Poupard,ed.,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M].Vol.24.Michigan:Gale Research,1993.

[2]Maleolm Cowley,Introduction to Winesburg[M].Ohio.London:Pan Books,1988.

[3]John W.Crowley,ed.,New Essays on Winesburg,Ohio.Cambridge:Cambridge UP,1990,Cover.

[4]Sherwood Anderson,Winesburg,Ohio.Philip M[M].Parker,ed.San Diego:ICONClassics,2005.

[5]Sherwood Anderson,Winesburg,Ohio.Philip M[M].Parker,ed.San Diego:ICONClassics,2005.

[6]Robert Allen Papinchak,Sherwood Anderson: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M].New York:TwaynePublishers,1992.

[7]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9th edition[M].Boston: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2009.

[8]中国知网百科.社会心理学词典[Z].网址:http://epub.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9]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0]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2nd edition,Londonand New York:Routlege,1999.

[11]Anne Fausto-Sterling,Sexing the Body:Gender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M].NewYork & London:Basic Books,2000.

[12]Gregory Castle,The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M].MA &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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