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印度文学思潮流派译介与研究的考察*1

黎跃进

天津师范大学

新中国印度文学思潮流派译介与研究的考察*1

黎跃进

天津师范大学

新中国对印度文学思潮流派的译介和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50年代有过一次译介印度进步主义文学的高潮，以普列姆昌德、安纳德、钱达尔为中心，翻译出版了近30种进步主义文学的作品；80、90年代的印度文学译介还是以进步主义文学为主，但呈多元化趋势，学界引进了印度相关的研究成果，几部相关的文学史著作涉及思潮流派的论述，出现了几篇研究思潮流派的论文；新世纪以来，印度文学思潮的研究有所深入，学者们撰写了一批研究印度文学思潮流派的论文，出版几种专题性研究著作，即使是作家个案研究，也往往摆在思潮流派的整体中进行，还有一批研究印度文学思潮流派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由进步主义思潮研究为主，逐渐趋向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印度文学，思潮流派，进步主义

印度纯文学思潮流派的出现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但印度是宗教盛行的国家，在宗教思潮派别影响下，与宗教思想运动相结合的文学思潮流派古代就有。公元前几百年反对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兴起，与之相应有佛教、耆那教文学。中世纪印度教的“虔诚运动”，相应有“虔诚派文学”；印度伊斯兰教有“苏菲派”，相应有“苏菲派文学”。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印度文坛出现纯文学思潮流派，主要有民族主义、阴影主义、进步主义、实验主义、新小说派、新诗派、边区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贱民文学(庶民文学)、海外流散文学(侨民文学、移民文学)等思潮流派。

中国对印度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在古代随着佛经的翻译和研究就已经开始，但那毕竟是出于宗教目的。中国真正的印度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的20、30年代，主要集中在对泰戈尔及其创作的研究。1930年出版许地山的《印度文学》，主要对印度文学做出概括性的论述。对印度文学思潮流派的译介研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

新中国的印度文学思潮流派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方新生的民族独立国家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殖民地的各国，充分意识到东方各国团结协作的意义。1955年召开“万隆会议”，会议决定：亚非各国团结起来，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一切枷锁，争取独立和自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次会议对于推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会议之后，东方各国反帝、反殖民、争取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促进文化交流的活动日益高涨。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亚非拉各国反帝反殖民，揭露现实问题的文学作品加以译介。当时北京的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都出版了“亚非文学丛书”和东方国家的作品，杂志《译文》(《世界文学》的前身)出版过亚非文学专号。

这一阶段印度的进步主义文学备受关注。50年代有过一次译介印度进步主义文学的高潮，翻译出版了近30种进步文学的作品。普列姆昌德、安纳德、钱达尔是印度进步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主要的译介对象，其中普列姆昌德的作品被翻译出版5部：①《变心的人》(正秋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出版)；②《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集》(袁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③《一把小麦》(懿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④《戈丹》(严绍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⑤《妮摩拉》(索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安纳德的作品译介7部：①《不可接触的贱民》，(王科一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出版)；②《理发师工会》(顾化五、周锦南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4年出版)；③《两叶一芽》(黄星圻、曹庸、石松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出版)；④《苦力》(施竹荺、严绍端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出版)；⑤《印度童话集》(谢冰心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出版)；⑥《石榴女王》(谢冰心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年出版)；⑦《安纳德短篇小说选》(侯浚吉、茅于美、顾化五、诸成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钱达尔的作品被翻译出版5部：①《火焰与花》(冯金辛译，上海光明书局1953年出版)；②《钱达尔短篇小说选》(冯金辛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③《黑太阳》(红燕译，上海少儿出版社1956年出版)；④《倒长的树》(张积智译，上海少儿出版社1958年出版)；⑤《我不能死》(严绍端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其他进步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有翻译。主要有： ①纳夫特治的短篇小说集《没有浆的破船》(严绍端、施竹筠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出版)；②塔尔西·拉奚里的剧本《断弦》(顾化五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出版)；③巴巴尼·巴查达里雅的长篇小说《饥饿》(冯金辛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④哈·查托巴迪雅亚的诗集《我歌唱人类》(张奇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⑤巴伦·巴苏的长篇小说《新兵》(施咸荣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⑥马尼克·班纳吉的长篇小说《帕德玛河上的船夫》(郭开兰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⑦巴尔文·迦尔琪的剧本《第一个的微波》(林齐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⑧克·阿·阿巴斯的《阿巴斯短篇小说集》(冯金辛、黄雨石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⑨拉胡尔·桑格里德亚英的短篇小说集《从伏尔加河到恒河》(汉译《印度史话》，周进楷译，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⑩克·阿·阿巴斯的短篇小说集《小麦与玫瑰》(孙敬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印度进步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还谈不上。汉译作品的“前言”或“后记”之类的文字，往往是对作家地位、生平思想和作品内容作简要的概述，其中会涉及“进步作家协会”、“进步作家”的概念，但当时对印度进步文学的理解，还不是文学思潮意义的认识，译者们谈及的“进步”，是指作家反帝反殖民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如王科一(1954)在《不可接触的贱民》“译后记”中说：“在当代的印度进步作家中，安纳德要算是杰出的一个，他不仅是一个作家和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和平战士。……安纳德开始创作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印度进步作家的阵营已逐渐强大，他与普列姆·钱德等发起组织‘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发表宣言，确定了作家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应起的作用”。

这一阶段对不属于进步主义思潮的作家的创作也有翻译，如古代诗人、剧作家迦梨陀娑的长诗《云使》(金克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戏剧《沙恭达罗》(季羡林人民文学1956年出版)、《优哩婆湿》(季羡林译，人民文学1962年出版)；首陀罗迦的戏剧《小泥车》(吴晓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戒日王的戏剧《龙喜记》(吴晓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泰戈尔的诗歌《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游思集》、《故事诗集》等，小说《沉船》、《戈拉》等，戏剧《泰戈尔剧作集》等，散文《我的童年》等，1961年，为纪念泰戈尔诞生100周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泰戈尔作品集》10卷本。心理小说作家介南德·古马尔的长篇《辞职》(李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展开，即使是“进步”的外国文学，也很少译介。经过60年代初的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文学在中国自然很少引进。

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改革开放，文化也呈多元发展。印度文学的汉译，还是以进步主义作家为主，普列姆昌德、安纳德、钱达尔三位作家依然是译介的重点，普列姆昌德的新译作品有：①《舞台》(庄重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②《一串项链》(庄重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③《仁爱院》(周志宽、韩朝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④《新婚》(刘安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⑤《如意树》(刘安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⑥《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刘安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⑦《割草的女人：普列姆昌德小说新集》(刘安武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⑧《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刘安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⑨《罗摩的故事》(殷洪元译，国际文化公司1987年出版)。安纳德的新译有系列长篇小说《拉卢三部曲》的前两部《村庄》和《黑水洋彼岸》(王槐挺译，分别在1983年和1985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钱达尔作品的新译本有：①《倒长的树》(蔡国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②《一棵倒长的树》(张积智译，河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③《失败》(怡新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④《失败》(如珍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⑤《一个姑娘千百个追求者》(庄重、荣炯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⑥《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伍蔚典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⑦《月光下的爱情》(冯金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⑧《一头驴子的自述》(唐生元、王民锁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⑨《流浪恋人》(朱国庆、张玉兰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⑩《钱镜》(瑞昌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其中《倒长的树》、《一个姑娘千百个追求者》、《失败》分别有两个译本。

20世纪80、90年代的印度文学译介面比前一阶段更宽，古代两大史诗，古代诗人伐致诃利、杜勒西达斯的代表作，近现代作家密尔·阿门、般吉姆、萨拉特、米尔扎·鲁瓦斯、伊克巴尔、萨罗吉妮·奈都、伊斯拉姆、阿基兰、耶谢巴尔、莫汉·拉盖什、贝纳拉尔·柏德尔等人都有作品翻译出版，当代通俗小说家古尔辛·南达的《断线风筝》、《大湖彼岸》、《檀香树》等几部作品被翻译过来。而且改变了前一阶段主要从英语、俄语转译的情况，主要从印度原语译为汉语。

从思潮流派研究的层面看，这一阶段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印度相关研究成果的引进。80年代初，刘安武编译《印度现代文学研究》，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一种出版。译著包括印度进步主义评论家西沃丹·辛赫·觉杭的文学史著作《印地语文学的八十年》，还有印度学者撰写的关于进步主义代表作家普列姆昌德和阴影主义代表作家伯勒萨德的两组评论文章。随后，黄宝生、周至宽、倪培根将印度文学院50年代出版的《印度现代文学》翻译出版，该书由印度现代各语种的文学研究专家执笔撰写，对印度现代15种主要语言的文学发展做出梳理和概括。90年代初，山蕴翻译出版巴基斯坦教授阿布赖斯·西迪基教授的《乌尔都语文学史纲》和《今日乌尔都语文学》两部著作，合集为《乌尔都语文学史》出版。这三部译著都有印度学者对印度近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的相关论述，为中国学者论析印度文学的思潮流派提供借鉴。

第二、几部相关的文学史著作。这一阶段中国学者编写了几种文学史著作：(一)刘安武的《印度印地语》对印地语文学从古代到当代进行了脉络清晰的论述，其中对中世纪印地语虔诚文学的“有形派”和“无形派”、现代文学的“民族主义诗歌”、进步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流派及其代表性的诗人作家做出了论析。(二)季羡林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虽然涉及的是印度文学古代部分，有关思潮流派的内容不多，但对虔诚派文学、德里诗派有系统的论述。(三)高慧勤、栾文华主编的《东方现代文学史》分上下两册，对东方主要国家的现代文学加以概括的论述，印度部分由倪培根、周至宽、石海峻、李宗华执笔完成，基本上以印度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的发展演变为线索展开论述，对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进步主义、新诗派、新小说派、实验主义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论述。(四)石海峻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以文学思潮流派的发展结构全书，比之《东方现代文学史》的“印度部分”更系统、更全面，也更深入。其中作专章论述的思潮流派有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孟加拉现代派、进步主义、实验主义、新诗派、新小说派、边区主义、非诗派、非小说派、贱民文学等。

第三、一些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论文。如江亦丽(1992)的“中世纪巴克提运动的先驱——罗摩努阇”，殷同(1994)的“印度新小说的重新评估”，周志宽(1992)的“试论印度民族主义诗歌的产生及其审美特征”，刘曙雄(1991)的“印度进步文学运动中的乌尔都语文学”、“印度进步文学运动及其意义”等。这些论文虽然涉及面不广，有些只是文学思潮流派产生的背景，但表明中国学者以论文的形式，对印度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的尝试。

第三阶段(2000年以来)。这一阶段对印度文学的翻译很少，但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深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一批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期刊论文。

研究论文主要有：薛克翘(2012)的“印度独立后印地语小说流派简评”， 姜景奎(2003、2004)的“一论中世纪印度教帕克蒂运动”、“再论中世纪印度教帕克蒂运动”，章媛媛(2007)的“印度教巴克提运动若干问题探讨”，李德木(2005、2006)的“帕克蒂文学与帕克蒂运动的理论基础”、“中世纪北印度帕克蒂运动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朱明忠(2001)的“印度教虔信派改革运动及其影响”，邓兵(2008)的“印度帕克蒂运动与黑天文学”， 薛克翘(2004)的“贾耶西与〈莲花公主传奇〉——评中世纪印地语苏非文学(一)”、“最早的苏非印地语叙事长诗《月女传奇》——评中世纪印地语苏非文学(二)”，唐孟生(2002)的“苏菲诗歌的神秘主义这里及其特征”，黎跃进(2005)的“确立民族自我——中印近代民族主义诗歌的共同宗旨”，刘曙雄(2002)的“从《火河》看民族主义思潮的文化内涵”，王旭(2002)的“克里山·钱达尔与进步文学运动”，王燕(2008)的“印度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论析”，廖波(2008、2004)的“印地语新小说概论”、“莫亨·拉盖什短篇小说创作简评”，石海峻(2001)的“地域文化与想象的家园——兼谈印度现当代文学与印度侨民文学”。比之前一阶段，期刊研究论文逼近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广。有文学流派综论，有古代的虔诚文学、苏菲派文学、近代的民族主义、现代的进步主义、现代主义、当代的新小说、侨民文学的论述，涉及印度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思潮流派。

第二，专题性研究著作出版。

这一阶段出版的印度文学研究著作主要是关于泰戈尔和奈保尔的，他们是印度和印度裔迄今为止两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自然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热点。

21世纪国内有关泰戈尔的著作主要有：(1)孙宜学的《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2)沈洪益编著的《泰戈尔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3)尹锡南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巴蜀书社2003年出版)；(4)唐仁虎等的《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出版)；(5)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6)孙宜学编的《泰戈尔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7)孙宜学编的《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演讲及论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8)孙宜学编的《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9)董红均编著的《泰戈尔精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10)艾丹的《泰戈尔与五四时期思想文化论争》(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11)侯传文的《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12)李文斌的《泰戈尔美学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13)郁龙余、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年出版)；(14)王邦维、谭中主编的《泰戈尔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出版)；(15)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画作欣赏》(中西书局2011年11月版年出版)；(16)董友忱的《天竺诗人泰戈尔》(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17)魏丽明等的《“万世的旅人”泰戈尔——从湿婆、耶稣、莎士比亚到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年出版)；(18)姜景奎编的《中国学者论泰戈尔》(阳光出版社2011年出版)；(19)佟加蒙编的《中国人看泰戈尔》(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20)何乃英的《泰戈尔：东西融合的艺术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21)孙宜学的《泰戈尔:中国之旅》(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21世纪国内出版有关奈保尔的著作有：(1)梅晓云的《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2)孙妮的《V.S.奈保尔小说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3)黄晖、周慧的《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4)王刚的《圆形流散——维·苏·奈保尔涉印作品的核心特征》(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近十几年来有几种文学思潮流派方面的专题性著作：石海军的《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在后殖民文化研究的视角下，对印度现当代文学中的边区主义、流散文学、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甘地主义等思潮进行探讨。陈义华(2009)的《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庶民学派研究》对印度后殖民思潮中的文化研究(也包括文学研究)的“庶民学派”进行系统的研究。薛克翘等人的《印度中世纪宗教文学》对印度中世纪印度教虔诚文学、伊斯兰教苏菲派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做了系统、全面的探讨。尹锡南的《“在印度之外”:印度海外作家研究》对印度当代移民文学的不同倾向和代表性作家进行系统的介绍和分析。

第三，将作家研究摆在思潮流派的整体中进行。

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以作家研究为基础，但不是就作家论作家，而是将作家研究摆在思潮流派整体中分析，思潮流派研究与作家研究相辅相成，这是文学思潮流派研究深化的表现。廖波的博士论文“印地语作家格莫勒希沃尔小说创作研究”，对格莫勒希沃尔创作历程的分析与新小说运动的产生发展紧密联系，在新小说思潮整体中理解作家的创作成就与贡献，在“结语”中写道“在新小说运动这场意义重大的文学运动中，格莫勒希沃尔是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新小说运动期间，他一方面撰写各种评论文章探讨新小说理论，同时又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新小说作品，对印地语新小说运动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上，格莫勒希沃尔走在了同时代的印地语小说家们的前列。他的《无后王》、《供词》等短篇小说中独特新颖的叙事方式在印地语小说史上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大胆尝试”(廖波 2011：159)。侯传文(2010)的《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以40余万字的篇幅，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重对话中研究泰戈尔的诗学，也将其诗学与印度现代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联系起来，从思潮层面探讨泰戈尔对印度诗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梅晓云(2003：61)的《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对奈保尔这一个案的研究，也是在印度移民文学的整体中进行，作者在著作中写道：“本书在研究上采取由点及面、辐射整体的方法，把个案研究与整体思考结合起来，把文化研究植入历史背景，企图从奈保尔研究中来头是当代移民文化的一个特殊类型”。

第四，印度文学思潮流派研究成为国家、教育部的科研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廖波主持的“印度印地语新小说研究”(2013)，石海军主持的“印度现当代文学与后殖民主义”(2003)，姜景奎主持的“印度宗教文学”(2002)等；王春景主持的“20世纪印度女性文学研究”(2014)；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有：杨晓霞主持的“民族与文化认同——印度英语小说研究(1947——2010)”(2013)，陈义华主持的“庶民学派文学批评探析”(2012)，王春景主持的“20世纪印度女性文学中的宗教与政治”(2012)等。这些项目得到国家的基金资助，有的已经完成，作为专题性著作出版，大多在研究之中，将会进一步推进印度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

总之，新中国对印度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从作品译介开始，到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逐渐走向深入，符合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由进步主义思潮研究为主，逐渐趋向多元化，也体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

陈义华，2009，《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庶民学派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侯传文,2010,《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廖波，2011，《印地语作家格莫勒希沃尔小说创作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梅晓云，2003，《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石海军，2008，《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科一译，1954，译后记，《不可接触的贱民》[M]。上海：平明出版社。

(黎跃进：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300871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3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阶段性成果 ，项目号09&ZD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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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9648(2015)01-0062-05

2014-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