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磨蚀的回归性：基于V-ing的实证研究*1

倪传斌

刘治

南京师范大学

外语磨蚀的回归性：基于V-ing的实证研究*1

倪传斌

刘治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语言磨蚀回归性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本文以母语为汉语的142名中国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应用“V-ing磨蚀测量量表”，验证了V-ing磨蚀的回归性，并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1)V-ing的磨蚀符合雅柯布逊假设的预期，即其磨蚀具有明显的回归性，表现为先习得的后磨蚀。(2)基于V-ing在句子中所处的句法地位，可从理论层面上较好地阐释其磨蚀的回归性。

外语磨蚀，雅柯布逊回归假设，V-ing

1.前言

随着目标语言使用的停止或减少，其使用者的语言能力会出现磨蚀，而磨蚀的顺序往往会与掌握的顺序相反。这一镜像现象称之为语言磨蚀的回归性(regression)，在语言磨蚀研究领域被概括为“雅柯布逊回归假设(Jakobson’s Regression Hypothesis)”。语言磨蚀的回归性虽然以“雅柯布逊”冠名，但并不是雅柯布逊(1896-1982)最先发现。早在1881年，法国心理学家Theodule Ribot(1839 -1916)基于对逆行性遗忘(retrograde amnesia)患者的观察，在《记忆疾病》(DiseaseofMemory)一书中就曾专门描述过病理性的记忆回归现象：由突发事件或外伤所致的逆行性遗忘患者，其记忆的病理表现为：与远期的记忆相比，近期的记忆更易丧失。这一病理表现被后续的研究者归纳为“Ribot法则”(Ribot’s Law)(Wixted 2004：864-879)。随着记忆研究的深入，Ribot法则被逐渐推广到人类和动物的记忆研究领域，并被视为记忆的基本法则之一：“最近学习的，最容易遗忘”(Squire & knowlton 2001：50-55)。与Ribot的观点相似，德国心理学家Adolph Jost于1897年，通过对动物记忆力训练实验的观察，提出了“Jost法则”(Jost’s Law)。Jost法则的释义有二：一是具有相同记忆强度，但记忆时间顺序不同的条目，先记忆的条目比后记忆的条目，从额外学习过程中获得的益处更多；二是先记忆的条目比后记忆的条目，保持的时间更长。从文字表述上看，Ribot法则与Jost法则第二条释义中对记忆回归现象的描述，似乎存在较大差异。其实，就记忆回归现象的本质而言，正如Wixted(2004：875)所说，这两条法则的表述非常相似：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不断巩固(consolidation)，远期记忆抗干扰的能力就越强。只不过，这两条法则描述记忆回归现象的视角不同。Ribot法则的描述视角属于后视观：在条目的记忆完成后，推断其发展态势；Jost法则的描述视角前瞻观：在条目的记忆完成前，预测其发展趋势。

继Ribot和Jost之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开展儿童精神分析时，于1920年首次启用了“回归性(regression)”的概念(Freud 1920)。他发现，当儿童遇到极大的焦虑或恐惧时，可能采取发育早期阶段曾使用过的方式来应付，比如儿童不愿意上学时，可能采用发脾气、哭闹、抱住妈妈的腿不撒手，甚至尿裤子等幼年时代曾使用过的方式，来应付上学带来的巨大焦虑或恐惧。到了1941年，雅柯布逊将回归性的概念引入语言学研究。他在《儿童语言、失语症和普遍语音规律》第二章中，专门基于儿童与失语症病人的“语音系统分层”的对比研究，探讨了失语症语言发展过程的规律。他发现，儿童先习得的音位，正好是失语症者后丧失的，如儿童先习得前辅音、口腔元音、塞音等，失语症病人先丧失的正好是与之相对应的后辅音、鼻元音和擦音(Jakobson 1968:46-64)。基于这一发现，雅柯布逊借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时使用的术语“回归性”，提出了“回归假设”。到了1980年，语言磨蚀的回归性由Freed引入语言磨蚀研究领域，且命名为“雅柯布逊回归假设”，意指后学会的，先磨蚀；掌握好的，后磨蚀(Berko-Gleason 1982：13-23)。此后，验证雅柯布逊回归假设的研究，才在语言磨蚀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开来。

目前，针对雅柯布逊回归假设的研究，主要沿着实证性验证和理论性解释两个方面展开。在实证性验证方面，语言磨蚀研究领域的学者主要采用教学安排(Moorsroft & Gardner 1987：327-340；Hedgcock 1991：43-55)、学习记录(Cohen 1975：127-138)、同类类推(Hansen 1999：142-153；Hayashi 1999：154-168；Hansen & Chen 2001：90-110)和异类类推(Berman & Olshtain 1983：222-234；Jordens,De Bot & Trapman 1989：179-204；Olshtain 1986：187-204；1989：151-165)的方法先构建“习得顺序”，再基于“磨蚀顺序”的对比来验证雅柯布逊回归假设。然而，其习得者母语的目标语种大多属于印欧语系，而对于与印欧语系差异较大的汉语，特别是在母语为汉语的语言环境中所习得二语的磨蚀回归性研究，并不多见。在理论性解释方面，大都以雅柯布逊回归假设作为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其实，雅柯布逊回归假设本身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假设，借用侧重描述的理论来阐释回归性的形成机制，在实际运用中缺乏可操作性。

为此，本文拟以母语为汉语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以V-ing的磨蚀为切入点，分析其V-ing磨蚀的回归性，并基于句法地位的相关理论对其磨蚀回归性的形成机制进行阐释。

2.研究方法

2.1 磨蚀顺序

目前，尚未收集到专门针对V-ing习得顺序的相关研究文献。为此，本文采用Delphi技术(德尔菲技术或德尔菲法)，构建V-ing的习得顺序。具体操作步骤为：先将V-ing按传统语法分为三种形式：动词进行时、动名词和现在分词，并提供三个典型例句：(1)动词进行时：John is sleeping in the car.(2)动名词：Sleeping in the car is dangerous.(3)现在分词：The boy sleeping in the car is John.

请11位长期在高中任教的老师，根据平时教学中对学生习得上述V-ing形式的观察，判断其习得顺序。在第一轮邮件询问中，11位教师中，仅有1位教师认为动词进行时最先习得，动名词和现在分词同时习得，其余10位教师，均认为V-ing的习得顺序依次为：动词进行时、动名词和现在分词。在第二轮邮件咨询中，对排序有异议的老师，专门强调仍需要将动名词和现在分词按习得顺序排序。这名教师的排序为：动名词先于现在分词。由此，采用Delphi技术，最终将V-ing习得顺序统一定为：动词进行时先于动名词和现在分词，动名词先于现在分词。

2.2 量表

按动词进行时、动名词和现在分词等三种不同类型的V-ing形式，分别设计选词填空题。每个类型11题，共计33题，加上防止受试猜出量表测试意图的填充题(fillers)22题(任意类型的填空，不列入计分)，共计55个选词填空题，随机排列后，构成“V-ing磨蚀测量量表”。

2.3 受试

为非英语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大学期间均完成了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毕业后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英语培训。采用便利抽样法(convenience sampling)，发放197份“V-ing磨蚀测量量表”，回收172份，142份有效，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87.3%和82.6%。142名受试中，停用英语的平均时间为4.44年。如表1所示，停用2年以内的27人，占19%；停用3-4年的85人，占60%；停用5-7年的16人，占11%；停用8年以上的15人，占10%。在大学期间，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及格线的135人，占95.07%；受试的平均年龄为25.86岁；男性63人，女性79人；右利者137人，左利者5人；92人的唯一外语是英语，50人还学过其他外语。

对所收“V-ing磨蚀测量量表”，聘请两位英语教师按每题完全正确为5分、完全错误为0分的标准，对30份量表进行预评。在统一评分标准后，再对其余量表进行评分。对于在两位教师间相差超过2分的得分，需要经过两者协商后才能确定一个综合分。对于得分在两位老师间没有超过2分的，采用两者的平均分作为综合分。

将所得有效数据输入计算机，并采用SPSS(15.0)进行描述性和推断性统计分析。

3.研究结果

在确定142名受试的V-ing相对磨蚀程度时，为了推测其磨蚀前的掌握情况，特采用本文所用“V-ing磨蚀测量量表”，对某高校的31名学生进行测试，并将所得结果类推为142名受试磨蚀前的V-ing掌握情况的基线状态。所选学生属于非英语专业，男生14名；女生17名；平均年龄20.3岁。参加测试时，刚完成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已全部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及格线。将所测得的实际测量值，采用表2注释中所述方法转换为标准化测量值。

注：标准化测量值的计算方法。以“动词进行时”为例，先计算各受试基于100的实际测量均值=(“动词进行时”的实际测量值/应该获得的值)×100=(52.19/55)×100=94.90，再基于各受试“动词进行时”的Z分数，按公式(Z分数×10+“动词进行时”的实际测量均值)分别转换为各自的标准化测量值。

为了了解31名学生对3种V-ing的掌握情况，本文专门采用重复测量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从表3的球形检验(Mauchly’s test of sphericity)结果可以看出，莫奇里球值为0.870，卡方值为4.036，P=0.133>0.05，表明3种V-ing的掌握程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掌握程度的差异性检验，可主要参考组内因素的一元方差分析结果。

如表4的组内因素一元方差分析结果所示，其球形假定值(Sphericity Assumed)、格林豪斯-葛瑟矫正值(Greenhouse-Geisser)、胡因-费尔特矫正值(Huynh-Feldt)和下限值(Lower-bound)等四项检验方法提供的P值分别为0.127、0.134、0.131和0.154，均大于0.05。这表明，31名学生在大学英语学习结束时，其3种V-ing的掌握程度，在整体上不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进一步探明31名学生对于3种V-ing的掌握程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还进行了多重比较。其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动词进行时与动名词之间的均值差为1.97，动词进行时与现在分词之间的均值差为1.76，动名词与现在分词之间的均值差为-0.21，其均值差检验的P值分别为0.079、0.146和0.810，均大于0.05。这表明，31名学生在大学英语学习结束时，其掌握3种V-ing的程度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

注：采用系统默认的LSD法。

磨蚀顺序如表2第3-6列所示，先用表2的方法分别计算142名受试的实际保留量和标准化保留量，再用表2第5列中3种V-ing的磨蚀前标准化测量均值，减去142名受试对应的标准化保留量，即可获得每位受试的相对磨蚀程度，所得结果如表6第7和8列和图1所示。

从表6和图1可以看出，3种V-ing的相对磨蚀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2.50、13.17和23.69。为了进一步分析3种V-ing相对磨蚀程度的差异，本文还将所得的数据进行重复测量分析，所得结果如表7和表8所示。

从表7的球形检验(Mauchly’s test of sphericity)结果可以看出，莫奇里球形值为0.976，卡方值为3.392，P=0.183>0.05，表明3种V-ing的相对磨蚀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差异性检验，可主要参考组内因素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如表8所示，组内因素一元方差分析的球形假定值、格林豪斯-葛瑟矫正值、胡因-费尔特矫正值和下限值等四项检验方法提供的P值，均为0.000<0.01。这表明，3种V-ing的相对磨蚀程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进一步探明3种V-ing的相对磨蚀程度之间的具体差异，本文还进行了多重比较。其统计结果如表9所示，动词进行时与动名词之间的均值差为-10.67，动词进行时与现在分词之间的均值差为-21.19，动名词与现在分词之间的均值差为-10.52，其均值差检验的P值，均为0.000<0.01。这表明，3种V-ing的相对磨蚀程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注：采用系统默认的LSD法。

由此看来，V-ing的磨蚀顺序依次为现在分词、动名词和现在进行时，正好与其习得顺序相反，符合雅柯布逊回归假设的理论预期。

4.理论阐释

在对V-ing磨蚀回归性形成机制进行理论阐释时，本文将主要采用Lucien Tesniere(1893-1954)的“依存语法(Dependency Grammar)(Melcuk 1987)和Chomsky的形式句法，进行其在句子中所处的句法地位进行分析。

诚然，V-ing在句子层面上的句法功能特别复杂，因而其句法地位也极其复杂。为了便于磨蚀回归性形成机制的阐释，本文在分析V-ing的句法地位时，仅限于最常见的简单句，并以建立习得顺序时的经典例句为例，展开分析与讨论。暂时不考虑V-ing在复杂句中担任的其他复杂功能，如动名词担任介词宾语等。在建立习得顺序的经典例句是：

(1)动词进行时：John is sleeping in the car.

(2)动名词：Sleeping in the car is dangerous.

(3)现在分词：The boy sleeping in the car is John.

基于依存语法，就谓词(predicate)、论元(argument)和附加语(adjunct)的依存关系而言，谓词是一切句法结构的核心，论元依附于谓词，附加语依存于谓词和论元。故谓词在句子构建中的句法地位最高，其次是论元，最低的是附加语(张功耀 2006：25-29；戴曼纯2003：174)。就本文研究的经典例句，例句(1)中的V-ing，是动词，在句子只能担任谓词；例句(2)中的V-ing，是动名词，具有名词的属性，多数情况下在句子中担任论元(argument)；而例句(3)中的V-ing，是现在分词，具备形容词的属性，起限定作用，在句子只能担任附加语(adjunct)。如果基于依存语法，动词进行时的句法地位最高，其次是动名词，最低的是现在分词。

基于形式句法，动词进行时属于T成分，动名词均属于DP成分，现在分词属于DP下的determiner。如果根据Radford(2009：389)的模板，如图2、3和4所示，可绘制三个经典例句的树形图。

(1)John is sleeping in the car.

从图2可以看出，最底层V代表基础动词sleep，complement是in the car，两者先投射成动词组V’。上面一层的DP表示依据论元统一指派假说(Uniform Theta Assignment Hypothesis，参见Radford 2009：264)着落在T成分内的主语，其和V’投射成VP，VP再和v投射成vP，vP和T(即be+ing)投射成T’。T’再和移位提升的主语DP投射成TP。TP最后和标句成分C投射成CP。CP构成完整的句子。

(2)Sleeping in the car is dangerous.

如图3所示，动词sleep和ing投射为动名词，和补语in the car再投射为主语DP。其他层级的合并和移位与图2相同。

(3) The boy sleeping in the car is John.

图4显示，动词sleep和后缀ing投射为现在分词V-ing，和补语in the car再投射为限定成分D；按照转换生成语法最简理论，一个DP可以由DP中心语NP和限定成分D构成。sleeping in the car作为限定成分D和DP中心语NP“the boy”投射为主语DP。其他层级的合并和移位与图2和图3相同。

从图2、图3和图4的分析可以看出，句法树高层的成分统制低层的成分，T成分统制DP，DP成分统制determiner。就V-ing的句法地位而言，动词进行时T位于句法结构的最高层；动名词不管是作主语还是作宾语，在句法树上的层级都要低于T(作宾语时，自不必论；做主语时，依据论元统一指派假说，主语DP在T成分内)；现在分词属DP下的determiner，位于句法结构的最底层。

从依存语法和形式句法的综合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动词进行时的句法地位最高，其次是动名词，位于最底层的是现在分词。

综上所述，基于V-ing磨蚀回归性的实证性验证和理论性阐释，本文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1)V-ing的磨蚀符合雅柯布逊假设的预期，即其磨蚀具有明显的回归性，表现为先习得的后磨蚀。(2)基于V-ing在句子中所处的句法地位，可从理论层面上较好地阐释其磨蚀的回归性。

诚然，对于外语磨蚀回归性，本文仅以V-ing为例，开展了验证性的研究；对于磨蚀回归性形成机制的阐释，本文从依存句法和形式句法的理论视角，对典型的例句进行了分析。对于其他外语磨蚀成分的回归性验证和磨蚀回归性形成机制的阐释，仍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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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传斌：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通讯地址：210097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语磨蚀的回归性分析(项目号10BYY027)”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fMRI的外语磨蚀选择性研究(项目号3077071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了“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项目号20140901)的资助。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陈逸、李科帅和李汤萍等协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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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9648(2015)01-0072-06

2014-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