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对辩证唯物论的大众化阐释及其价值
——从《大众哲学》看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刁艳明，姜喜咏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艾思奇对辩证唯物论的大众化阐释及其价值
——从《大众哲学》看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刁艳明，姜喜咏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哲学论战烽烟四起，艾思奇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通俗的笔法写作《大众哲学》。他在批判唯心主义、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基础上，提出真正的辩证唯物论，并论证唯物辩证法的几对范畴和基本规律，形成了完整的辩证唯物论体系。《大众哲学》对当时学界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意义重大，即便在今天对学术氛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艾思奇；辩证唯物论；大众化；价值

《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代表性作品。作者艾思奇用通俗化、大众化的笔法阐释、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传播意义重大。

一、艾思奇对辩证唯物论进行大众化阐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哲学论战烽烟四起，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希望传播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故写作了通俗易懂的《大众哲学》。

(一)艾思奇对辩证唯物论进行大众化阐释的时代背景

《大众哲学》写作于1934-1935年间，此时的艾思奇虽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故在30年代的论战中，他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一方，进行积极的理论斗争。

第一，《大众哲学》的写作、出版是为了使辩证唯物论赢得论战的胜利。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之盛行，是全世界及中国革命势力发展之结果”[1]。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学术论战，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在论战中此起彼伏。

在论战中，张东荪认为马克思主义既非科学，又非哲学，最多算是“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从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来看都不能算作科学，虽然马克思“很赞成辩证法，但却不是纯从哲学来立论。……他的目的只在于用这个正反合的程式于社会变化。他以为原始社会是共产的(正)；现在社会是资本主义的(反)；将来社会是必然地变到共产(合)。……所以严格来讲，黑格尔的可以说是辩证法，而马克思的却只可说是自然法或自然历程”[2]。张东荪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特性，从而否定其“哲学”性质。

叶青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哲学。“哲学向科学的发展，实质上是哲学中物质论和观念论斗争的结果。物质论战胜观念论的过程，也就是哲学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亦即哲学消灭的过程。”[3]这就是说，叶青认为哲学终将消灭，变成科学。

这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一个重要挑战：如何给马克思主义一个正确的定位？如何说明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在批判唯心主义、二元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明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同时又是坚持辩证法的哲学。他指出，哲学本身不等于晦涩的语言、精准的逻辑，普通大众的观点里也有哲学的内容。他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大众中的传播。

第二，《大众哲学》的写作、出版是为了适应当时理论大众化的要求。大众化运动首先在文学领域兴起，其后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这一运动要求文学创作和理论创新都要以服务大众为目的，要以更广泛的大众参与为衡量标准，要求理论内容、形式适合普通大众的接受能力。夏征农指出，“制造一大串大众能读得懂的书籍，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4]。艾思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写作《大众哲学》的，其大众化的写作风格、特点深受大众化运动的影响。

(二)艾思奇对辩证唯物论进行大众化阐释的思想渊源

艾思奇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其自身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艾思奇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特别是父亲和兄长的影响，自小热心政治，并有很强的革命倾向。1925年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青年努力会”，并担任学生刊物《滇潮》编辑，撰写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1927年春，艾思奇赴日留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8年回国，开始在报刊上撰写文章。1930年，他再次赴日，其信仰的转变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马恩著作，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再次回国，真正开始了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为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向更多的人传播马克思辨证唯物论的哲学，他于1934年开始在刊物《读书生活》上连续24期发表《哲学讲话》，并于1936年结集出版，即《大众哲学》。

二、艾思奇对辩证唯物论进行大众化阐释的思路构建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赢得论战的胜利，也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艾思奇选择了一种通俗的笔法来写作《大众哲学》。具体而言，他结合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来揭示世界的物质性，批判唯心主义的荒谬；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解释唯物辩证法的五对范畴和基本规律；将唯物论与辩证法完美结合，印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一)对唯心主义、二元论及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

在艾思奇看来，唯心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在两种情形下，它会很快显示出自身的荒谬性：一是当它的理论与现实对照时，人们会轻易地发现理论与现实的不符，这种理论是不可能成为真理的；二是当人们仔细思考的时候，唯心主义的弊端会被剥去合理的外衣而暴露出来。

艾思奇认为，唯心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独在论”，即“世界既然只是在我的主观里产生的，那么，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除了我之外，一切东西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了”[5]36。按照这种理论，“我”不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这个世界依赖“我”而存在，这显然是荒谬的。唯心主义者对这种荒谬的理论本质亦是心知肚明。为了避免将这么荒唐的本质公之于众，他们最终要推出“神”，认为“神”创造了世界，故唯心主义终将走向宗教。

二元论并不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哲学，而是混在二者中间的一种“四不像”理论。康德被艾思奇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二元论哲学家”[5]43。康德虽然承认感性，但他认为人的悟性——纯粹的先验的悟性更为崇高。二元论是站不住脚的，它要么偏向唯物主义，要么偏向唯心主义，而结果往往偏向唯心主义。例如康德认为人可能接受到事物的刺激，但那只是一些感觉，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即“物自体”。也就是说，我们永远生活在主观感觉里，这样就又陷入主观唯心了。故二元论始终都是偏向唯心主义的，它也不可能成为真理。

在揭示唯心主义和二元论的荒谬性的基础上，艾思奇指出什么才是真正的唯物论。唯物论首先要承认世界是物质的，这已被无数事实印证。同时，物质不是主观感觉上的僵死的物质，而是“包含着千变万化的现象，包含着继续不断的运动和发展”[5]47。

真正的唯物论肯定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机械的唯物主义主张“一切物质的变化根本上只是简单的机械变化，它们把各种物质和中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一概还原为一些很简单的机械的关系和作用”[5]50。机械唯物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否认了质变，否认有新事物产生，更否认旧事物灭亡，主张一切只是原有物质的重新排列组合。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就无所谓发展进步，一切只在原来基础上重新整合，这是荒谬的，也是不符合历史现实的。

(二)唯物辩证法的五对范畴和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僵死的，而是辩证的。艾思奇在批判唯心主义、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过程中，始终在坚持真正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故在《大众哲学》中用很多笔墨来阐释唯物辩证法。

第一，人通过实践可以促进认识的发展，并且人的认识是可以正确反映世界的。艾思奇认为，康德的那种人类无法认识“物自体”的理论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者限制住了人类的认识能力，以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固定不变的，其实他们只是没有看到实践的作用，不懂得人可以通过实践把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正确地揭示出来，不懂得人的认识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

第二，事物是普遍联系、不断发展的。艾思奇用俗语“无风不起浪”来解释事物间的普遍联系，特别是因果联系。他用因果联系解释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革命状况，分析了国内革命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本质区别和力量对比，指出中国革命必将是持久的，且必将走向胜利。同时，他用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一规律来进一步论证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以及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艾思奇用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式及旧中国如何发展为新中国，来论证质量互变规律；他用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斗争及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发展进步，来论证对立统一规律；最后，他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历程来论证事物发展的状态和方向——曲折性、前进性。

艾思奇的阐释从未离开大众语言，也从未远离中国革命，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普通大众中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也为中国革命的正义性质和光明前途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艾思奇对辩证唯物论进行大众化阐释的当代学术价值

任何学说都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学术争鸣也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许不够成熟和完善，但其对当时学界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意义重大，即使在今天对学术氛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第一，《大众哲学》开启了通俗化、大众化的学风，即学术要为普通人民群众服务的良好学术风气。这也给今天的文化传播以重要启发。中国自古便是人口大国，整体的国民文化素质不够高，因此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提高其文化水平非常重要。而学术作品往往以学术化语言为主，这就给普通大众的接受带来困难，特别是哲学的晦涩语言和深奥逻辑让普通人望而却步。

国民的文化水平是一国发展的软实力，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不仅需要腾飞的经济，也需要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温情的人文气息，故我们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国民素质的同步提高。发达国家对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视，特别是国民对哲学的把握和追求都对发展中的中国极具启发意义。

第二，我们应该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改变纯粹学问式的为‘认识而认识’、‘为教育而教育’、‘为研究而研究’的‘教、学、研’模式。”[6]这要求学者将自身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在实践中做学问，将实践问题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做有现实意义的学问，做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学问。

当然，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并不是全盘否定理论性、学术性强的学问，因为一切理论最终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指导实践。我们鼓励学者用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学术，并不过多责难那些只能用学术性语言来表达的知识和学问，我们批判的是完全脱离实际、甚至是落后于实际，刻意追求深奥、晦涩形式的学说。

第三，哲学是智慧的结晶，是现实的升华，并不是纯粹的“精神之花”。自古至今，哲学都被视为智者的学问，哲学晦涩难懂的形象也在各个时代的人心中根深蒂固。但是，无论其形式多么复杂、深奥，其内容是关乎人所在的世界及人自身的，因而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艾思奇用平实的语言，讲述平凡人生活中的平凡事，却在字里行间传达哲学的信息。在《大众哲学》中，他从不故弄玄虚，却令最深刻的道理得到最生动的表达。

今天，我们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树立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首要的是让广大人民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希望更多贴近人们生活、贴近社会主义实际的哲学作品出现。

[1]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9.

[2]张东荪.辩证法的各种问题[J].再生，1932(5).

[3]李维武.从唯物辩证法论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艾思奇《大众哲学》的解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6).

[4]夏征农.拿些什么给大众读[J].读书生活，1934(1).

[5]艾思奇.大众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谢俊,陆浴晓.艾思奇《大众哲学》历史意义及学术价值[J].湖北社会科学，2007(7).

2015-02-25

刁艳明(1990- )，女，河北沧州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姜喜咏(1974- )，男，湖北黄冈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B27

A

2095-7602(2015)05-003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