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都城防火问题研究

陈 欣

(广东工业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南宋都城防火问题研究

陈 欣

(广东工业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南宋都城临安空间狭窄，官僚圈地兴建宫殿后苑，平民屋宇房宅紧密相连，商业活动通宵不绝，烧香拜佛绵延不断，使临安大型火灾频繁发生。为减免火灾带来的严重恶果，统治者在汲取前朝经验基础上，积极采纳民间新式灭火器具，成立专业消防队。本文从南宋临安火灾实例出发，归纳导致灾情频繁的原因，并阐述南宋的防火、灭火制度。

南宋；临安；防火

南宋临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狭窄、高密度的城市空间承担着超负荷的商业运作和绵延的香火事业，故而恶性火灾时有发生。因此，防火、灭火便成为公众事务中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今据典籍，试图对此主题作一梳理。①

一、南宋临安的火灾事故

南宋王朝存世一百五十余载，发生的火难较之北宋更为肆虐，且恶果深重。仅据《宋史》卷六十三《五行志》中记载，都城临安遭遇的严重火灾有：绍兴二年(1132)五月庚辰，临安府大火，亘六七里，燔万数千家。十二月甲午，行都大火，燔吏刑工部、御史台、官府、民居、军垒尽，乙未旦乃熄。绍兴六年(1136)二月，行都屡火，燔千余家。十二月，行都大火，燔万余家，人有死者。绍兴十年(1140)十月，行都火，燔民居，延及省部。绍兴十五年(1145)九月甲子，行都火，经夕，渐进太室而灭。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壬午，行都火，燔吏部文书皆尽。淳熙十四年(1187)五月，大内武库灾，戎器不害。六月庚寅，行都宝莲山民居火，延烧七百余家，救焚将校有死者。绍熙三年(1192)正月己巳，行都火，通夕，至于翌日，阛阓焚者半。十一月，又火，燔五百余家。嘉定元年(1208)三月戊寅，行都大火，至于四月辛巳，燔御史台、司农寺、将作军器监、进奏文思御辇院、太史局、军头皇城司、法物库、御厨、班直诸军垒，延烧五万八千九十七家。城内外亘十余里，死者五十有九人，践死者不可计。城中庐舍九毁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嘉定四年(1211)三月丁卯，行都大火，燔尚书中书省、枢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粮料院、亲兵营、修内司，延及学士院、内酒库、内宫门庑，夜招禁旅救扑……燔二千七十余家。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壬子，行动火，燔城内外数万家、禁垒百二十区。嘉熙元年(1237)六月，临安府火，燔三万家。淳祐十二年(1252)十一月丙申，行都火，至丁酉夜始熄。[1]卷63《五行志·火》

以上仅仅是南宋都城临安大型火灾的几个典型例子而已。尚有不胜枚举的中小火灾，未记入。相较于北宋东京城的火难，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后果上看，南宋火灾都要严重得多。仅宋高宗在位的32年间，大规模的火灾就达33起之多。绍兴元年至十年(1131-1140)，临安府除绍兴五年没有发生大型火灾事故外，其余年年均有，且某些年份还不只一次灾情，甚至同一地点在同一年份发生过多次火灾。

二、纷繁复杂的火灾原因

南宋临安火灾频发的原因与北宋朝多有类似，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一)紧缩密集的城市

临安地方狭小“不足以张形势”至于“一隙之地本不足容万乘”[2]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南宋城市街道的狭窄拥挤程度较东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偏安于江南，帝王虽对失地无心作为，然在享乐上则不遗余力。统治者定都临安后，肆无忌惮地圈地以为宫室殿堂，满足淫逸之欲。“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2]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这些奢侈的享乐场所占尽本就甚是狭小的空间。南宋的商业繁荣，店铺四处开设，官府周围亦不例外，“府治外流福井，对及仁美坊，三通判、安抚司官属衙居焉。府治前市井亦盈，铺席甚多。盖经讼之人，往来骈集，买卖耍闹处也。”城市空间的缩小和功能分区不明，为防、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二)不断暴涨的人口

宋室南渡以后，临安成为北方人士南迁的首选地区。大批北方逃亡人员如潮水般涌入京都，“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人口增加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增加了劳动力，充盈了各种技艺工匠和专门人才，对杭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二是加重了城市治安管理的负担，提高了火灾的诱发比例。如：“绍兴二年五月庚辰，临安府大火，亘六七里，燔万数千家。”“绍兴四年正月戊寅，行都火，燔数千家。”“六年二月，行都屡火，燔千余家。”“十二月，行都大火，燔万余家，人有死者。”[1]卷63《五行志·火》“嘉熙元年(1237)夏五月临安大火，自巳至酉烧民庐五十三万。[3]卷12《灾祥》这些目不忍睹的惨案虽不能说都源于人口过盛，但确实与之有很大的关系。

(三)昼夜不歇的商业

南宋临安夜市盛况空前，“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临安城内追求时尚、奢靡之风盛行，官僚贵族和商人巨贾经常于夜间逛妓馆、茶坊、酒楼，市民争相观看“瓦子”“勾栏”等伎艺竞演。因而，夜间饮食店生意相当兴隆，“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4]卷13《天晓诸人出市》“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4]卷13《夜市》夜市兴盛，早市亦不逊色，“早市供膳诸色物件甚多，不能尽举。自内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在在有之，不论晴雨霜雪皆然也。”[4]卷13《天晓诸人出市》南宋繁荣的商业活动造就了繁华都市，却也掩盖了深深的火灾忧患。商贾奴仆为攫取可观的经济回报，不惜超负荷劳作，忽视了安全生产和经营。

(四)绵延不绝的香火

众多的寺院庙庵宫观道场，加上市民家中设立的菩萨神位、频繁的节庆祭祀，使城市每天都处在香火弥漫、烟雾缭绕的氛围中。“四月十五日结制，谓之‘结夏’。盖天下寺院僧尼庵舍设斋供僧，自此僧人安居禅教律寺院，不敢起单云游。自结制后，佛殿起楞严会，每日晨夕合寺僧行持诵经咒，燃点巨烛，焚爇大香。”[4]卷3《僧寺结制》元丰“八年二月辛巳，开宝寺火”，“嘉定四年四月丙申，临安府梵天寺火”[1]卷63《五行志·火》……火皆由寺院燃起。

(五)木草为主的屋宅

江南一带民宅以木结构房屋居多，砖垣特少，临安市区尤为突出。大量流民涌入京城后，因衣食无着，或露宿街头，或拾草搭屋铺床。因此，临安的茅屋可随处可见。在城市结构狭窄、民户居多的情况下，木结构的房屋势必成为潜伏火灾的隐患。一旦有零星火苗，木质房屋的燃烧速度可以想见，紧密相连的屋宇房宅会助长火灾蔓延的速度。纵横交错的街道小径会加大救火工作开展的难度，使消防器械无法顺利使用，官兵也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抵达事发地点。城市无时无刻不处在火灾的威胁之下，促使一国的君主、城市的管理者想方设法预防和消灭火灾。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消防措施成为宋代朝政的一项重大事件。

三、逐渐完备的消防制度

为减免火灾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南宋政府总结、发展了历代防火思想，汲取了民间新式灭火器具，规范了各项防范措施和法令，建立起完备健全的防、灭火制度，极大地改观了本朝的消防状况。

南宋临安，“在城九厢界，各厢一员小使臣注授，任其烟火盗贼，收解所属。其职至微，所统者军巡火下地分，以警其夜分不测耳。”[4]卷7《禁城九厢坊巷》亦仿效开封，每近三百余步，设置一个军巡铺，以三五个士兵组成一组，“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4]卷10《防隅巡警》除了军巡铺防火以外，凡是“诸坊界”都设置了“防隅官屋”，并且驻扎了军兵，以备调遣，统称为“防隅一军”，专门负责巡警所管辖地带的烟火。这种“防隅”共有二十余个，分布全城。政府设“望火楼”，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人值勤，若发现有火烟冒发之处，军兵便用旗帜来指示其方位，晚上则以灯火指明。“若朝天门内，以旗者三；朝天门外，以旗者二；城外以旗者一；则夜间以灯如旗分三等也。”[4]卷10《防隅巡警》“如遇烟烻(焰)救扑，帅臣出于地分，带行府治内六队救扑，将佐军兵及帐前四队、亲兵队、搭材队，一并听号令救扑，并力扑灭，支给犒赏；若不竭力，定依军法治罪”。[4]卷10《防隅巡警》救火队设施齐备，分工明确，秩序井然，具有现代消防队的性质。救火中，各级官员也要上阵，其与军兵之间如何调节，宋廷都有详细、具体的明文规定。救火工具方面，“且如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给支官钱措置，一一俱备”。[4]卷10《帅司节制军马》另外，对救火中负伤的士兵也进行种种奖励，即“支给犒赏，差医胗(诊)治”。[4]卷10《帅司节制军马》

此外，民间许多建筑也渗透着防火意识。南宋商业经济飞速发展，过往商旅大大增加，促进了塌坊的发展。塌坊即是商人寄存货物的栈房或货楼。唐以前往往由旅店兼管，时称邸店，后来坊市制被淘汰，这些邸店也脱离了以前的限制，搬到了水陆交通便利的码头。南宋临安的塌坊大多位于水陆要冲之地，特别是城北白洋湖有“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5]夜晚有壮丁巡逻警戒，较为安全。在《清明上河图》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三位市民围绕一眼方井引桶取水，他们的背后就是成片的房屋。据此，我们推测，一旦有大火烧起，方井周围就聚集起消防队员，就近取水，以扑救灭火。南宋城中，专门建有防、灭火用的蓄水池，光临安城内就有20多个，要害之地均有安设。为了防止大火蔓延成灾，南宋朝廷还开辟了“火巷”。据《宋史·五行志》记载：绍定元年(1228)大火以后到元军攻入临安府为止，仅有四次火灾。这说明临安的防火工作比较出色。精细周到的防火制度和设施使宋代都城的防火处于一个健全、高效的轨道之中。然而，历久弊生。消防事项实现专业化后，火卒为了争功，或故意迁延时间，待火势凶猛后再扑救，以建“大功”；或相互推诿，避重就轻，使火势蔓延。由此造成不必要损失的意外事故屡有发生。

四、结语

南宋的城市消防着重于防，辅以救。在提高人们安全防火意识的前提下，建立健全消防组织机构，在核心区域付诸更多的安全投入。这种做法可以减少重大的经济损失，对后世的消防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南宋朝廷面对频仍的火灾，能重新审视治国策略，或减轻赋税徭役，或平反冤假疑案，或亲视灾区灾民，对保持社会稳定、迅速恢复灾害所带来的创伤具有积极的意义。

[注 释]

①林正秋《南宋时期杭州的经济和文化》(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对杭州的经济文化作了综合性的论述，也兼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专题讨论，却未专门论及消防问题。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对宋代市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作了叙述，亦未涉及城市消防问题。鲁伟刚《南宋临安的治安管理》(载《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尽管论证了南宋都城的与消防同属一个管理范畴的治安问题，但也没有论及消防。谢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也缺乏这方面的论述。吴以宁《宋代消防制度述论》(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重在从制度层面对宋代的防、灭火措施作了论述。邱云飞《宋代的城市消防制度》(载《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主要针对宋代救火组织、方法等进行评述。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

[2]陈亮.陈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钱塘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吴自牧.梦粱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5]耐得翁.都城纪胜[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2015-01-05

教育部哲社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13)。

陈 欣(1982- )，女，浙江宁波人，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讲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研究。

K245

A

2095-7602(2015)05-005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