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方言创作之陌生化效果与交流障碍问题探析
——以贾平凹小说为例

谢建娘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小说方言创作之陌生化效果与交流障碍问题探析
——以贾平凹小说为例

谢建娘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其艺术生命在于它的可感性。方言对文学的介入，给文学创作增添了别样的韵味，呈现出有别于普通话这种带有规矩划一性质语言的审美意义，独具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种审美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语言层面和地域文化层面。然而，我们强调方言在小说创作中的陌生化效果的同时，也应重视其所带来的交流障碍问题。

方言；小说创作；陌生化；交流障碍

回顾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方言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每一时期的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以来，文学作品的“语言”因素越来越得到认可，不少文学家都非常重视方言的运用，“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作文作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运用到最高级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亲切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语。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的收缩在最小的区域以内)，而又不能独立，我们叫它为方言。”[1]

方言对文学的介入，给文学创作增添了别样的韵味，呈现出有别于普通话这种带有规矩划一性质语言的审美意义，独具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方言在凸显别样韵味时所带来的交流障碍问题。

一、陌生化与小说方言创作

(一)小说中方言成分的介入与文学书写的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书中指出：“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到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反常化’(或奇异化，更多地译为‘陌生化’——引者注)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它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2]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肯定了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陌生化是艺术语言的本质属性。

随着“推普”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习惯于语言的表达总是以固有的所谓标准化形式呈现。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中方言成分以“违规”的方式介入，打破固有的标准形式，给人以陌生化效果，迫使人们集中注意力加以关注。方言是不同地域形成的不同话语方式，直接来源于某一地域人们的日常生活，能最自然地展现某一地域的文化及人物形象。文学创作中的方言与作家的创作动机及其对社会、生活、文化的思考紧密相关。作家对故土文化的展现，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方言的融入，这不仅使散落在民间的语言活跃起来，更可以增加小说的独特魅力及感染力。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其艺术生命在于它的可感性。然而由于普通话的强势影响，人们对语言的感知与体验已近于麻木。“习以为常”的语言接受定势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阅读兴趣，这对于文学的发展而言是致命的打击。欲要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强化读者对文学语言的可感性，首要的是破除人们对语言的感知思维习惯。因此，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们从词汇、语法、语气等各方面大量吸纳方言话语资源，创作具有方言特色的文学作品，是别具审美效果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陌生化效果。

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的贾平凹，对故土的方言具有强烈的感受力和运用力。他在创作中不断打破陈旧观念，变革出鲜活的语言，使读者感知文章的新奇。贾平凹小说中大量使用关中地区流行的方言词，如“厦屋”(厢房)、“锅盔”(烙饼)、“茅厕”(厕所)等。为了更好地实现方言词汇与现实生活体验内在心理与情感的对应，他的小说就连叙述的语气与语调也透出方言土语的气息。如《商州出录·屠夫刘川海》中刘海川对他的儿媳妇菊香的一番话：

“狗日的，羞了你先人了！”[3]

小说中刘海川因为菊香的娘私生活的问题，总认为菊香也似乎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于是对菊香进行了辱骂。“羞先人”是关中方言骂人的话，指的是“先人受到蒙羞”。“羞先人”本是一句警示语，后慢慢演化成为一句骂人的口头禅。再如《邻家少妇》中的对话：

光头倒骂了一句：“没甚事的，她在山上看着咱们走，却在那里摘了一个干木胡梨儿。这瓜女子，我哪儿倒稀罕吃了这个？！”两个男人说：“你才瓜哩！你要不稀罕吃了，让我们吃！”[4]

“瓜”本是名词，在这里活用为形容词，意为“傻”。在关中方言中，“瓜”可以和不同的词进行组合，如“瓜劲”“瓜娃娃”等。再如《浮躁》：

金狗是逗着小水说出“金狗叔”这三个字的，小水一口一个金狗叔，金狗心里也受活得要笑。[5]

“受活”指的是享受生活的快乐感受，类似于“爽”的意思，这也是一句常见的关中方言。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方言叠词的运用是一大特色。在他的商州系列小说中，很多词是允许叠用并儿化的，如白袄袄、山梁梁、兰瓦瓦、盆盆儿、面面儿、锅锅儿等。

“羞了先人”、“瓜女子”、“心里也受活得要笑”、“白袄袄”、“山梁梁”、“兰瓦瓦”、“盆盆儿”、“面面儿”、“锅锅儿”等，这些词汇及独特的语句表达，是关中地区特有的方言。作者把它们移植到文学创作中，不仅将地域文化内的人物形象、性格生动化，更突出了语言的生命性及艺术性。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看，这样的方言词汇及语句表达给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关中方言词汇及语句表达被抽离出原有的言语环境，被置于新的言语环境——标准普通话中，打破了原有的语义序列，造成了语言的“错位”。这种“错位”的言语代码不仅从形式上给读者留以思考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去“体验”、“感悟”言语代码中的人物及环境。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鲁枢元指出的：“如果说西方重语法的语言是‘分析型’、‘推理型’的，重功能的汉语则是‘感悟型’和‘体验型’的。汉语在实际应用中十分注重‘意合’，注重意义在关系中的呈现，注重气韵在空白处的流动，注重现象在主客体交接中的发生，注重境界在言语道段时的创化。”[6]

在快速阅读时代，人们对普通话的词汇及语法表达已经形成“免疫耐受”，对作品的感受性日益降低。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冲破审美惯性，使阅读者获得新奇之感，作家必须通过陌生化的手法，突破语言一般结构形式，使词语带有新意。小说中方言的运用可以带来这种效果。

(二)小说中方言的书写与地域文化的陌生化

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方言则反映某一地域的文化。在一个地域文化系统中，方言对该地域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反映是最直接、最形象的。“千里不同调，百里不同腔”的语言差别特征，正是地域文化差别的反映。方言的使用不仅使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对话、情景描写具有地域色彩，而且折射出该地域的文化心理及文化积淀。

方言话语往往透射出该地域人们的性情喜好、生活习俗和言谈特点。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方言使作品走出故事，走向日常生活。透过方言，读者感知的是有气息、有情绪的生存真实。小说中方言的书写让读者走出日已习惯的生活环境，去体验另一种文化模式的存在，去感受生活中的别样风景。

来自秦地的贾平凹说过故乡对他的影响是直达灵魂的，他没有办法摆脱，就相当于无法摆脱自己的姓名一样。因此，在小说创作中，贾平凹更愿意搜集乡村民间的日常语言资源，使小说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地域文化韵味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在小说《一个死了才走运的老头》中，贾平凹写到了秦地商州农村地区的一种日常休闲活动“四溜话”：老庄老户的流峪湾人，坚持着周而复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状态，平时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只在下雨的晚上去串门时编写的“四令”“四欢”“四硬”“四软”这样的“四溜话”。这些民间的带些荤笑话意味的话内容虽稍显粗俗，却是他们的精神慰藉。这样的“四溜话”真实地展现了一方水土一方民的生活。

只有下雨天黑，抱头睡几个盹，去串门闲聊，说些自编的“四溜话”，如“四令”：下了竿的猴，卸了套的牛，炸了饼的油，X 了X的X，如“四欢”：空中的旗，浪中的鱼，二八女子，发情的驴。[7]

小说《腊月·正月》里描写了商州四皓镇上正月里的风俗，门联、窗花、土香、彩灯等无一不显示淳朴百姓的年节气氛和风情。在纷烦复杂的俗世生活中，只有正月的日子会显得格外清明。

“小的见老的磕头如鸡琢米，老的给小的解囊掏钱言称压岁。随便到谁家去，屋干净，院干净，墙角旮旯都干净；门有门联，窗有窗花，柜上点土香，檐前挂彩灯，让吃让喝让玩让耍让水烟让炭火，没黑没明没吃没迟没早没吵闹没哭声。”[8]

小说《古堡》中描写了商州本地的一种原始民俗——红场子。“红场子”同《腊月·正月》里的“社火”一样，都属于传统的民间习俗，展现了陕西民间生活文化的风貌。

“红场子”是这里的习俗，即轰赶阴鬼霉气。谁家要住进新屋，或觉得旧屋不安生，就要亲人来敲锣打鼓，放鞭鸣炮，闹闹哄哄一场。[9]

“四溜话”、“红场子”等方言词汇及小说中的方言语调为我们直观地呈现了别具地域特色的乡风乡俗。对于非本地域的读者来说，方言带给他们的是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好奇、新鲜、趣味、刺激，强烈的冲击着他们的“免疫耐性”；对于本地域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的读者来说，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些乡风民俗已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消逝，或只存在于偏远的乡村，方言唤起了他们对泥土的亲切之感及久远的回忆，这是普通话叙述所无法做到的。

二、交流障碍与小说方言创作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方言带来陌生化效果的同时，也带来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交流障碍。汉语以方言分歧著称，北方方言区内部方言差异相对较小，南方方言区各小方言之间差异则甚大。方言的书写虽用汉字，有时却只用它来表方音，而不是表示该字本身所蕴含的意义；或其所表达的意义只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为本方言区的人所共知，而且大量的俗语、俚词、民谚、民谣和典故的运用，使得能读懂这种表达方式的意义又掌握其中所表现的当地风俗民情的读者基本上就是长期生活在这个方言区的人。对于异方言区或虽是本方言区却自小不说方言的读者来说，方言成分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因此，方言的地域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作品的接受群体。

相对于普通话，方言在使用上，尤其是在书面语使用上明显处于劣势。方言要想在循规蹈矩的普通话文学作品中站稳脚跟，势必得适当地进行“迁就”；然而过度的“迁就”又会失去使用方言的意义。鉴于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劣势”，我们不得不正视，也不得不考虑方言成分进入文学作品的方式。下面以贾平凹小说为例，讨论方言成分进入作品的方式。

在小说《秦腔》中，贾平凹大量使用秦地的方言土语展现秦地乡村民俗生活，其中有部分直接援引的方言对非本方言区的人构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如：

“窑场的三踅端了碗蹴在碌碡上吃面，一边吃一边说：清风街上的女人数白雪长得稀，要是还在旧社会，我当了土匪会抢她的！

“跟着俊奇又去收电费，我和俊奇就坐在东街牌楼下的碌碡上卖眼。”[10]

“碌碡”，现代汉语读音为“liù zhoù”，唯关中方言读音为“lòu chi”，俗称“石滚子”，是关中地区的一种农具。这种农具大小不一，多用石头制成，圆柱形。两端各凿一孔，称为滚眼。滚眼里各装有一木轴或铁轴；再用木材做一个长方形框架，称为拨架，套于滚轴之上。牲畜或人套绳系于拨架之上，即可牵动碌碡转动[11]，用来平场地、碾庄稼。“碌碡”一词，对于非本方言区的读者，尤其是南方的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此外，将一些形式上与普通话相距甚远或形式一致但表达意义不同的方言词直接引入小说，容易产生歧义，致使表达与接受之间出现明显的减值。如“牛牛”(男子生殖器)、“挑担”(连襟)、“歪人”(厉害)、“学”(告诉)、“糟糕”(酿造酒后所剩下的渣滓)、“团结”(如团状结合在一起)等。

在正视方言成分所带来的阅读障碍问题的同时，我们也无需过多地抵触方言在小说创作的使用。直接援引方言对于南方方言区读者来说，会造成比较大的阅读障碍；而对于北方方言区读者来说，虽在某些时候会构成一定的阅读障碍，但只要适当地解释会给小说带来增值的效果。如：

每一次经过正街，沿街的单位就鞭炮齐鸣，若在某一家门前热闹，这叫“轰庄子”，最为吉庆，主人就少不了拿出一条好烟，再将一节三尺长的红绸子布缠在狮子头上、龙首上，或社火上的孩子身上，耍闹人就斜叼着纸烟，热闹得更起劲了。[12]

“轰庄子”等秦地方言，其增值效果源自于这类词保证了言语代码信息传递的顺利完成。于异方言区的读者来说，能产生陌生化的新鲜审美；于本方言区的读者来说，可以增添亲切感；更重要的是，于小说作品本身而言，较易取得语言风格与内容的一致，将作者与读者置于同等的审美空间，从而实现小说作品的地域文化传递价值。

三、结语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方言的使用能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唤起读者对别样生活的体验。与此同时，方言写作带来的阅读障碍问题也需要正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体现了不同语言系统及其所承载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在相互融合过程中的碰撞，这种碰撞于文学创作来说是必要的。因此，解决方言所产生的阅读障碍问题的策略不是摒弃方言，而是根据方言本身的形式和意义，甄选合适的引进方式，或在不影响行文连贯的基础上直接使用，或括号注解，或添加尾注，实现方言写作陌生化效果与交流顺畅的双重审美价值。

[1]刘半农.刘半农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82.

[2]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M].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书店，1989：6.

[3]贾平凹.商州初录·屠夫刘川海[M].台湾:允晨出版社，2002:158-157.

[4]贾平凹.邻家少妇[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5:185.

[5]贾平凹.浮躁[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5:356.

[6]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40.

[7]贾平凹.贾平凹作品集11：鸡窝洼人家·一个死了才走运的老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78.

[8]贾平凹.贾平凹作品集12：天狗·腊月正月[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57.

[9]贾平凹.贾平凹作品集12：天狗·古堡[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347.

[10]贾平凹.秦腔[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9：60.

[11]杨景震.中国民俗大系·陕西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33.

[12]贾平凹.商州初录·棣花[M].台湾：允晨出版社，2002:254-255.

2015-01-28

谢建娘(1984- )，女，福建三明人，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音韵学与汉语方言学研究。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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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5)05-00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