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会”与伪满洲国的殖民体征

王紫薇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外语系，吉林 长春 130111)

“协和会”与伪满洲国的殖民体征

王紫薇1，2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外语系，吉林 长春 130111)

[内容摘要]“协和会”成立于1932年，是伪满洲国最大的国民化组织机构，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历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本文从关东军的奴化意识、郑孝胥的王道政治和“协和会”开展的国民运动三个视角，论及了“协和会”是伪满洲国殖民体征的产物、它也必然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消亡而烟消云散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奴化意识；王道政治；国民运动

一

1928年11月，满铁内部的青年分子以同年5月举行的“满洲青年议会”为基础，在大连组建了“满洲青年联盟”。其成员基本年龄在33～36岁之间，依托其铁路优势，迅速将势力延伸至满铁分支所在的东北各地。成立后不足半年，这一机构的支部数便达到了19个，会员数达到了2 723名[1]。“满青联”主张在中国东北建立新国家，提倡“民族协和”；旨在“以保证在满日本人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确保日本的权益，以稳定和发展满洲殖民地支配为目标”[2]，这一论调后来成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思想基础。可见，从成立那天起，“满青联”的性质和定位都是十分清楚的，并且已然为“协和会”其后的作为做出了框定。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作为“满青联”重要成员的小泽开作、山口重次，虽然在建国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进入国家的权力阶层。为辅佐日本的殖民统治，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小泽等人遂提议建立“协和党”。当时的东北地区不但有抗日游击队的存在，还有旧东北军势力以及民间武装团体的存在。作为国家治安对策，武力镇压已经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思想宣抚收买人心。这一提议与关东军的意图不谋而合，迅速得到政治和资金方面的支持。4月1日在奉天举行了“协和党”结党仪式。“协和党”是在关东军进行思想宣抚的要求下诞生的，成立以后利用“满青联”的原有支部组织，迅速将组织扩大至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通过宣传宣抚工作，配合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协和党”成立的初衷里还应该包括，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也便为伪满洲国提供了客观参照。但是，傀儡溥仪处心积虑的是帝制，政党的出现并不是他的所愿；关东军作为国家一元化统治者的目的不容动摇，无论如何政党都是不安的代名词。正是这两种微妙的因素，导致“协和党”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真正地得以开展执行，并最终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协和会”的成立，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被提到日程上来的。1932年7月25日，“协和会”成立大会在“新京”伪国务院举行。这一在伪满十四年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机构，完成了从党到会形式上的转变，改名为“满洲国协和会”。

接下来的几年间，便是对“协和会”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改革是依据《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和《关于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的原则理念进行的。前者是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名义发表，后来也被称为“植田声明”。后者则作为机密文件，只向政府和“协和会”的相关人士进行了内部传达。根据这两份纲领性的文件，“协和会”的本质归属愈加清晰。彻底明确了政府和“协和会”之间“既非从属机构，又非对立机构，乃政府精神之母胎”，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这样，“协和会”“实际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附庸的伪满洲国的宣传机器，和以‘王道’之名推行殖民统治霸术的工具”，“其目的无非是强化‘国民组织化’，控制群众和便于战时物资与劳动力的掠夺”[3]6。

必须指出，“协和会”的上述变化完全是由关东军来掌控的。有资料表明：1932年10月“协和会”的预算为70万元，完全依靠政府的补助金开展会务活动；到了1939年“协和会”的支出已猛增到754万元，而其中政府承担了690万，接近总额的92%。关东军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将“协和会”视为至宝，如果离开了关东军方方面面的鼎力支持，“协和会”的改革和发展便无从谈起。

1936年的改革可以认为是对“协和会”的一种历史性颠覆，这不仅表现在纲领、章程、机构的变化上，更重要的在于完成了从民间机构到国家机构的根本性改变，使“协和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1936年6月末为止，“协和会”共有分会1 558个，会员数37万多人[4]，而到了1937年8月末，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分会数接近2 700，会员超过80万人[5]。作为与政府一体的国民化组织，“协和会”不仅从意识形态层面加强了对东北地区民众的控制和支配，而且作为思想教化团体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

在整个伪满洲国统治的历史上、特别是从1936年到1945年战败的近10年间，“满洲帝国协和会”像一台疯狂运转的机器，留下了大量的国民化组织机构的印记。“伪满洲国是根据日本军方要求而建立的‘军政国’。既然如此，我们对沦陷时期东北地方历史的研究，就不能不把伪满洲国这个日本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典型作为课题对象进行认真的剖析。而在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史的研究中，伪满洲国这个典型的研究，也应该有其位置。”[3]6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应该提及的是“满洲帝国协和会”倡导和践行的所谓“奴化意识”问题。

与关东军的武装占领不同，“协和会”显然不是靠枪杆子来说话的。骨干分子山口重次就曾宣扬“东北非中国领土论”、“汉族非东北民族论”，“满洲”历史本身实际上是个别国家历史的论调。围绕这一论调，山口还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说成是来自日本的东洋道德，以营造殖民地民众对日本文化的亲近感和崇拜感，说明东北与日本在文化上的血缘关系。所谓的民族协和一定要以日本民族为中心，接受日本民族的指导，其他各民族要安分守己不得僭越，只有甘心被统治、被征服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协和。

凡此种种，表明“协和会”是针对东北民众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下手的，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目的，首先在语言文字方面大做文章。最初在东北地区实行的是双重语言制度，即法令、公文、布告等在县制地区采用日、汉语，在旗制地区采用日、蒙语，在间岛等地区实行日、朝语，日语相当于“准国语”。1938年1月随着学制改革，将日语定为必修科目，汉语和蒙语则可以任选其一，并将其视为实现民族协和的必要条件。

同时“协和会”还在各地设立日语学院，编纂发行日语教科书。同时在对年轻人进行奴化教育的青年训练所也开展日语教育。从授课内容来看，从技能到精神，从语言到文化，全方位对年轻人进行同化或洗脑，使其全盘接受殖民思想，并在生活中得以运用。

为了倡导“协和”，当时的兴亚、靖亚、协进、协和、圣战、共荣、大同之类明显带有奴化含义的字眼，不仅经常出现在媒体的宣传中，同时还被用来命名剧团、杂志、组织，成为一种流行的存在。根据“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文化传统，“协和会”还倡导所谓的中国文化精神，要求伪满洲国作为“子邦”无条件地服从日本，以掩饰其殖民的意图，张扬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简而言之，“协和会”的思想奴化工作以日语为载体传播日本文化，培养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缓解占领与被占领的紧张关系，同时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渗透，泯灭东北民众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认同感，最终实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稳定统治。

三

在妄图泯灭东北民众原有的思想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日本意识到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协和会”的文化策略中还明显地包含了从殖民统治需求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别有用心的阐释和利用。关东军制定的《对满蒙方案》中明确指出“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民族协和、建国精神及日满融合之观念，倾注日本文化，排除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弹压赤化的侵袭。”[6]这样，就明确了由“王道政治”到“皇道政治”，成为伪满洲国的建国指导思想和基本国策。

首任会长郑孝胥，成为日本人心目中弘扬这一宗旨的理想人选。郑孝胥，福建人，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家教亦即儒家学说的影响，曾任伪满洲国的首任“国务总理”，曾有过赴日留学数年的经历。1932年3月伪满政府发布的《建国宣言》中，便融合吸收了他的“王道建国”主张。伪满建国以后，郑孝胥撰写发表了大量阐发其“王道思想”主张的文章，其中主要有《王道救世要义》、《王道或问》、《管见》、《满日结合与旧道德》、《国民教育谈》、《王道讲义》等，为“王道”和“皇道”树碑立传。代表作《王道救世要义》，把儒学糟粕与卖国主义融为一体，从理论上系统地为日本的殖民主张大放厥词。

郑孝胥认为“果行王道，必先荡涤爱国之思想，而以博爱为主。必先革除军阀之教育，而以礼仪为先”。“王道之学，谓之内圣外王之学，王道之大，而不能求之于大。王道之远，而不能求之于远。然则王道安在乎，今以一言蔽之曰，在于人己之间而已。内圣者，王道之属于己者也。外王者，王道之属于人者也，更引孔孟之言以证之”[7]。一时之间沉渣泛起，以溥仪为首的大小汉奸竞相呼应，纷纷去孔庙顶礼膜拜，举国上下迅速掀起尊孔读经、唯王道是举的逆流。政府还把春秋两次祭孔定为法定祭日，从国家体制上认可了“协和会”的这一行径。溥仪二次东渡以后，日伪政府相关的颁文还包括：每年的三月一日为伪建国节；七月十五日为建国神庙落成日，规定由溥仪亲自祭祀，把祭孔转化为祭祀天照大神。意味着孔子在伪满洲国的辉煌结束了，因为取代他的天照大神业已粉墨登场，郑孝胥和他的“王道理论”最终还是按照日本人的意志被无情抛弃。

郑孝胥关于“内圣”和“外王”的思考与创见，是一种儒教救国的理论，归根结底在于为伪满的殖民体制谋划一种理想化的殖民统治秩序，让东北人成为循规蹈矩的“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日伪的殖民统治。在这一点上，奴才和主子的利益原本是一致的。然而当主从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主子永远是至高无上的。这也是伪满殖民体征的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很快被替换为日本法西斯皇道的本质，成为明显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王道”的一种存在。这样，以殖民地政治土壤为根基，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外壳，以日本皇道为本质的思想主张，最终还是由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完成了。而“帝国协和会”的一应努力不过是这场谋划的一种前奏而已，这也是历史所提示的伪满洲国殖民体征的一种必然逻辑。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看来：“王道政治即哲人政治，并非支那旧有的王道思想，而是具有必须显现天皇圣意的意义”[8]。

四

“协和会”作为“唯一永久、举国一致”的最大的民间团体，实践性一直是维系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伪满统治的十四年期间，委实扎扎实实地做过许多事情，其中最为经典的是该会所主导的“国民运动”，这场运动也因此成为体现“协和政治”和伪满殖民体征的标本。

根据文献所见，所谓的国民运动是以以下三方面内容为中心展开的：一是昂扬国家意识；二是提高国民生活；三是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为战时体制服务[9]。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协和会”在操作过程中，又将其细化为工农业增产、奖励储蓄和勤劳奉仕等具体举措。

伪满洲国建国初期，“协和会”所开展的增产活动多是大豆、大麦、玉米、燕麦和麻等农业资源。“七七”事变爆发以后，随着战局的变化，伪满洲国的经济也被纳入战争的轨道。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北成为侵略战争重要的物资基地，“协和会”也卷入了为战争筹备物资的疯狂状态。大部分农产品都被充作军需物资，民需部分所剩无几。为了确保军需，只能强制压低伪满居民的消费，并为此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在这一运动实施的数年时间里，日本从中国东北地区掠夺了大量的物产，却完全无视这种竭泽而渔的掠夺方式带给伪满洲国人民的灾难。

1941年为了加强对储蓄的领导，由“协和会”直接对全民储蓄进行管理，而满洲中央银行只是予以协助的角色。次年，“满洲国”所有团体一律强制组成“集体储蓄会”，完成摊派任务。在“协和会”看来，这样不但可以扩大储蓄的范畴，把这项工作变成普遍意义上的国民运动，而且可以通过储蓄活动确立殖民地百姓的归属感。由于“协和会”的出色工作，1944年，国民储蓄目标已骤升为30亿日元，1945年甚至达到了60亿日元，占据了国民总收入预算额的64.2%。“协和会”机关算尽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勤劳奉仕的建议，也是“协和会”的半田敏治针对“满洲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最先提出的。1938年6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国民总动员奉仕”，旨在“养成牺牲精神和国家观念”，并决定设立中央国民奉仕训练处。内容包括城市绿化、修建防空设施、清扫道路、防卫救护、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等等，强迫东北劳动人民为其无偿服务。1942年初，“协和会”制定了《勤劳奉仕要领》，以促进这项运动的开展。接着民生部又公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了普通百姓在公共事业和国家紧急需要时，必须服从民生部大臣的调遣，从事指定的劳动。至此，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区域内，一应重要的产业部门和军事工程的劳动力，均以无偿摊派的方式产生。“协和会”最终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作“奉仕的母体”，是奉仕队的基础组织，“协和会”的青年训练所是“奉仕干部的预备校”。

上言不过是“协和会”的历史角色和演出内容的一部分而已，作为陈迹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今天的人们所淡忘。然而，历史所提供的教益却无疑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协和会”存在时，体现的是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思想、意志和利益；协和会消亡时，遭到的只能是三千万东北人民的唾骂。

[参 考 文 献]

[1] [日]松沢哲成.満州事変と「民族協和」運動[J].季刊国際政治，1970(43):92.

[2] [日]岡部牧夫.植民地ファシズム運動の成立と展開[J].歴史学研究,1974(3):5.

[3] 谢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日]協和会[M]//满洲国现势康徳九年版.満州国通信社,1941:105.

[5] [日]協和会[M]//满洲国现势康徳八年版.満州国通信社,1940:143.

[6] [日]現代史資料(11巻)[M].東京: みすず書房，1963:639.

[7] 刘晶辉.民族、性别与阶层——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70.

[8] [日]満州帝国協和会組織沿革史[M].東京:不二社，1982:180.

[9] [日]協和会本年度の運動方針 [J]. 協和運動，1941(3):11.

[责任编辑：郭冬梅]

[中图分类号]K26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5)01-0009-04

[收稿日期]2015-03-01

[作者简介]王紫薇(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外语系讲师。

On the Consonance 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chukuo’s Colonial Character

WANG Zi-wei1，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

2.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Jili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Changchun，Jilin，130111)

Abstract：The Consonance Union，founded in 1932，was the biggest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anchukuo. It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history of Japan’s colonial rule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respect of Kwantung Army’s colonial consciousness，Cheng Hsiao-Hsu’s benevolent government and the Consonance Union’s national movement，the thesis discusses that the Consonance Union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olonial character of Manchukuo. It was a historical pattern that perished with the downfall of Japan’s colonial rule in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colonial consciousness；benevolent government；national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