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吉田书简”与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

杨宇翔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第二次“吉田书简”与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

杨宇翔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内容摘要]第二次“吉田书简”*“吉田书简”一词，特指日本政治家吉田茂寄出的几封具有重要意义的涉华政治书信。1951年12月24日，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向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写信，表明日本绝对不会与中国大陆方面缔结和约，而准备与台湾当局缔约。这就是最广为人知的“吉田书简”。1964年4月4日，前首相吉田茂在访台回国之后，向台当局“秘书长”张群回了一封信，其主要内容是就双方达成的反共共识——《中共对策要纲案》予以确认，这封信一般被外界称为“吉田书简致张群(1964年4月4日)”或者“第一次‘吉田书简’”。作为本文考察对象的“第二次‘吉田书简’”，仅指1964年5月7日吉田茂向张群寄出的一封涉及维尼龙设备对华出口和进出口银行融资的书信，1964年的前后两封吉田信件内容各有侧重，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为解决1964年日台危机、由前首相吉田茂向台湾方面发出的一封私人信件。它虽肇始于池田内阁，却在佐藤执政时期发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令LT贸易遭受损害。同时，作为观察佐藤内阁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指标，第二次“吉田书简”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融资问题，而是有台湾因素夹杂其中、涉及中国主权的复杂问题。佐藤对“吉田书简”的积极承认，事实上是在大陆和台湾当局的政治博弈中选择了后者，标志着佐藤内阁由标榜的“政经不可分”积极对华政策向“政经分离”支配下的消极对华政策的彻底转向。

[关键词]第二次“吉田书简”；佐藤内阁；对华政策；LT贸易；中日关系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第二次“吉田书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真伪性的论证、出台过程考察等，相关研究一般认为该书简是池田屈从于台湾压力并与吉田妥协的结果，它的出现严重破坏了中日贸易关系*长期以来学界和舆论对5月7日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内容和真伪都存有疑问，曾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但随着外交档案的公布和研究的深入，目前已经能确定5月7日吉田书信的真实可信度。关于第二次“吉田书简”的研究详情可参见陈奉林《池田勇人时期的日台关系》(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6期)；乔林生等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1945~197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日]清水丽《战后日中台关系与政治力学——围绕台湾的国际关系》(筑波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日]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日]国分良成等编《日中关系史》(有斐阁，2013年)等著作。。而第二次“吉田书简”所产生的后续影响、特别是它对佐藤执政时期的对华外交产生的消极作用则尚有研究空间。佐藤执政后为何要继续承认该书简？佐藤对该书简的态度有着怎样的变化过程？该书简对佐藤执政初期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以日本新公布的外交档案、国会记录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等重要一手资料为基础，结合对第二次“吉田书简”出台历程的梳理回顾，希冀进一步探析第二次“吉田书简”与佐藤政权初期对华政策的具体联系及其后续影响，从而厘清相关基本问题。

一、日台危机的爆发

在池田勇人执政期间，由于日本采取了相对灵活务实的对华政策，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两国关系也开始平稳发展。但这种良好发展的态势渐次引起了台湾方面的不安，1963年，在中日两国签署了《成套设备出口协议》和“周鸿庆事件”之后，日台关系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危机，台湾方面指责日本的所作所为“对不起中国”[1]184，双方一度面临“断交”的危险。

引发日台危机的原因首先来自于池田勇人执政期内中日贸易关系的迅猛发展。1960年7月，池田勇人就任首相，在岸信介执政期间陷入困顿的中日关系迎来了转机。池田推行相对务实的外交路线，积极主张“在文化、经济方面与中国开展尽可能多的交往”[2]。

在池田上台后不久，中国方面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池田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在周总理的关注下，1960年11月15日，通过日中贸易促进会的介绍，日本17家商社与中国的贸易公司签署了价值6万英镑的合同，中日间诞生了“友好商社”贸易，大量日本的中小企业通过该项目与中国开展贸易，自1958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以来几乎完全断绝的中日关系贸易关系开始重启。随着中日经贸往来的日趋频繁，“友好商社”贸易已经渐渐无法满足两国贸易发展的需要，日本的许多大中型企业迫切需要与拥有庞大资源和市场的中国建立成规模的、长期而稳定的贸易关系。

然而，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引起了台湾方面的忧虑，担心LT贸易最终走向政府层级，或者达到“以民促官”、中日进一步接近的政治效果。《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中所议定的采取进出口银行(简称“输银”)资金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机械设备的条款更是台湾方面关注的重点。

1963年8月20日，在冈崎嘉平太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日本正式批准了中国采取延期付款方式进口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的维尼龙生产成套机械设备事项，这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极度不满。21日，“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立刻与日“驻台大使”木村四郎七进行交涉，接着在22日又派“驻日大使”张厉生向外相大平正芳发出抗议。同时，蒋介石还向吉田茂发出一封电报，希望作为池田老师的吉田能够利用影响力，让出口成套机械设备一事“勒马悬崖，勿使实现”[3]199。

虽然亲台派吉田茂和岸信介等人多次就此事从中斡旋，企图阻止维尼龙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但是池田以“这是依循政经分离原则的贸易”[4]502等为由拒绝了台湾方面，仓敷公司的维尼龙成套设备利用输银资金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顺利出口到中国。这一事件让台湾方面大为恼火，于9月9日令张厉生回台，以示不满。

就在这一日台关系产生裂痕的时期，又突然发生了“周鸿庆事件”。10月7日，中国油压机械访日代表团的翻译周鸿庆欲通过台“驻日使馆”叛逃时，误入了苏联大使馆，警察随后将其逮捕。围绕周鸿庆的去向，大陆、台湾和日本三方进行了艰难的外交交锋，最后在中国的努力下，日本尊重了周鸿庆本人的意愿，决定将其送还中国。在日本处理“周鸿庆事件”的过程中，台湾方面不断利用各种手段向日本施压，蒋介石还亲自表态视其为“日本对我政策之一考验”[3]189，企图迫使日本交出周鸿庆，从而达到借周鸿庆进行反共宣传等政治目的。但是随着周鸿庆被送还中国，其反共阴谋破产，台湾方面恼羞成怒，对日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措施，不仅停止与日本官方进行贸易、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还令“驻日大使”张厉生辞职，召回“驻日公使”张伯谨，试图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反制日本，日台关系也因此走到了崩溃边缘。

二、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出台

为了安抚台湾，池田不得不派前首相吉田茂赴台斡旋，在此背景下，第二次“吉田书简”产生了。

1964年初，为了缓和日台关系，池田勇人请求已经86岁高龄的老师吉田茂作为首相的个人特使访问台湾。2月23日，吉田携带池田首相的亲笔信赴台访问。从2月23日赴台到2月27日离开台湾，短短的五天时间内，“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严家淦、“副总统”陈诚、“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分别与到访的吉田茂进行了会谈，其中吉田与蒋介石的会谈一共进行了三次，达成了一项“反共”的共识，后经张群和陪同吉田茂访台的众院议员北泽直吉整理成《中共对策要纲》：

第一，解放现在共产主义控制下之中国大陆民众，使其参加自由国家阵营。

水利工程施工周期较长，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会存在较多的影响因素，而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占据较大的影响比重，自然因素主要包含洪水、地震、干旱等不可抗的自然灾害，而人为因素则包含建设资金、违规作业或是区域经济等客观人为影响。除此之外，在质量标准上尚未统一，增加了水利工程质量管理难度。

第二，日、华两国应具体提携，实现两国的和平繁荣，以此向大陆民众宣誓自由主义体制规范，藉使大陆民众离弃共产主义，并诱导之将共产主义自大陆驱逐。

第三，当中华民国政府依据对中国大陆和世界形势的观察，认为政治七分军事三分的反攻大陆政策确实可以成功的时候，日本将不反对反攻大陆，并对此给予精神和道义的支持。

第四，日本反对所谓两个中国之构想。

第五，日本与大陆之贸易，以民间贸易为限，避免给予政府援助[5]。

这一要纲在3月4日由张群整理完成后寄送给吉田茂确认，吉田在4月4日向张群寄出了回信即《致张群(1964年4月4日)》，信中提到“‘中共对策要纲案’业已拜读”[4]508，算是对这一要纲予以确认，另外希望更正第三次与蒋介石的会谈记录中将印度记成印尼的错误。

取得了以上的访台“成果”之后，吉田茂于2月27日返回东京，日台危机得以初步缓和。

3月5日，日本派外务省政务次官毛利松平以“调查研究”为名进行修复日台关系进一步交涉，同时也有意试探在维持对华出口的前提下修复日台关系的可能。同月7日，福田一通产相在东京发表继续支持已经在LT贸易中基本谈妥的大日本纺织公司的维尼龙成套设备对华出口意见，台湾方面风闻此事后立即推迟了“驻日大使”的再派遣工作，态度又变得异常强硬：“日本有重视与中共的贸易而轻视国府的倾向，这是不被允许的严重伤害我们自尊的行为”[6]，从而迫使池田内阁认识到在继续“对中国采取以西欧同等的条件出口成套设备”[7]的前提下修复日台关系已经很难实现。3月15日，随访的外务省中国课长原富士男回国前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负责人陈建中以及“外交部”顾问李士英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台湾方面表示说“本想将‘重派大使’作为毛利次官回国的礼物，但由于第二次对华出口维尼龙设备一事而变得不可能了。我们无论如何也想在大平访台之际送上这份礼物，请一定来台湾访问”[8]。这次非正式会晤再一次强调了台湾方面反对日本对华出口维尼龙设备的态度，并且明确提出了大平外相访台的前提条件——停止维尼龙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这使得日纺公司对华出口维尼龙设备一事又增添了几分变数。

事实上，围绕着日台危机的解决各方力量都开始了运作。台湾方面是采取不断施压的方式希望池田内阁做出不对华出口成套设备的承诺，实现外相大平访台进而一次性解决日台危机和对华维尼龙设备出口问题；自民党内的亲台反共势力岸信介和石井光次郎等则完全站在台湾一边，公然反对池田的决定；前首相吉田茂也极力希望池田改变决定，希望“至少政府应该尽量不参与民间贸易”[9]。唯有松村谦三、冈崎嘉平太等人对首相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重压之下，一直同意对华出口维尼龙设备的池田也不得不做出相应让步。5月7日，面对张群的再三要求，已获知池田勇人态度的吉田茂向张群寄出了一封回信：

第一、关于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相关的融资应以纯粹的民间方式进行一事， 将会按照尊意进行研究；

第二、无论如何，没有同意本年度通过日本进出口银行对中共出口大日本纺织的维尼龙成套设备的打算。[10]

这封信即第二次“吉田书简”。该信件发出之后，台湾方面任命曾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等重要职务的魏道明出任“驻日大使”，后又邀请了外相大平正芳赴台访问。至此，陷入危机的日台关系开始恢复。但与此同时，中日贸易关系的良好态势却因为第二次“吉田书简”变得微妙起来。5月9日，官房长官黑金泰美和通产相福田一分别表态说“利用输银贷款来延期付款不适用对中维尼龙机械出口”以及“年内不再批准日纺公司的对华设备出口”[11]，代表官方否定了在1964年中向中国出口第二台维尼龙设备的可能性。可以说，第二次“吉田书简”使LT贸易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利用输银资金延期付款来实现对华成套设备的出口——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同时也给后续的中日关系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三、佐藤内阁对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处理

1964年11月，池田首相因病引退，佐藤荣作顺利接任首相，开始了长达七年多的执政生涯。暂时搁置的向中国出口日纺公司维尼龙机械设备的课题就留给了佐藤政权，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被视为佐藤内阁对华政策的“试金石”[12]111。

在上台之前，佐藤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态度让许多人抱有期待，曾一度被外界视为“积极的中日关系改善论者”[13]107。1964年4月，时任科学技术厅兼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的佐藤与到访的中国经济友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进行过多次会面，表示希望根据“政经不可分的原则发展中日关系”[14]28-29。此后，佐藤还派本派议员久野忠治赴华斡旋，希冀与周总理会面。以上这些言行，表现出了佐藤对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连南汉宸都说佐藤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15]，中国也一度对佐藤政权的诞生抱以“衷心欢迎”[14]32。

但是佐藤上台之后，其对华外交的态度就渐渐发生了变化。1964年11月10日，佐藤组阁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佐藤作了如下一番表态：

“中国现在有两个，但是两个都说‘只有一个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能说‘有两个中国’吗？这才真是干涉内政哩。不论幸与不幸，日本已经与国民政府缔结了讲和条约。我不认为蒋总统在终战时所表现出的好意能够束缚日本国民。虽然非常感谢蒋总统，但是依据这样的感情论是无法处理这一问题的。”[16]

佐藤的此番表态，强调了日本只承认“一个中国”，且与“一个中国”的台湾当局缔结了讲和条约，支持了台湾当局的主张，不会改变日本历届内阁的立场；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不能用“感情”处理这一问题，暗示了他在对华政策上会有新的改变。但这已经有别于其上台前所表现出的对华外交的积极的态度。这种转变很快得到了印证。11月20日，佐藤内阁会议拒绝了由彭真率领、原定参加日共九大的中共代表团入境，引起了中方和日共的强烈不满。随后在11月21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佐藤说得更加明确：“政府历来是在维持中华民国政府外交关系的同时，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与中共进行民间贸易层次的实际接触……今后，我要视国际形势的推移，慎重、严肃地处理该问题。”[17]在此情况下，输银融资的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

由于此前池田内阁已经明确在1964年不再重启大型设备的出口，冈崎嘉平太等人只能在年内开展硫胺、钢铁和化肥等产品贸易的同时，为次年的大型设备出口做好相关准备。这一阶段的LT贸易形势非常喜人，不仅双方的贸易量节节攀升，中日之间还正式签订了日纺公司向中国出口维尼龙设备的合约，并于11月16日促成了中方采取输银融资、延期付款方式从日立造船厂进口大型货轮的协议。关乎这些合约能否如期履行的最大的疑问，就只剩下佐藤内阁对第二次“吉田书简”采取怎样的态度了。

事实上，上台后佐藤对第二次“吉田书简”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进入1965年，日立造船厂履约期限迫近，使佐藤不得不做出相关决断。1月21日，通产省率先表态，认定日纺公司的维尼龙设备出口可以在不使用输银融资的条件下进行。这是佐藤内阁成立之后第一次就该问题进行正式表态。26日，通产相樱内义雄又以“日本不能成为特例”[18]为理由再次否定了日立造船厂轮船出口的输银融资一事。面对日纺和日立的困境，中国方面也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31日，廖承志在北京表态：“如果不允许使用输银资金，日纺公司的维尼龙设备进口一事就作罢”[19]。

2月6日，内阁官房长官桥本登美三郎在答记者问时说：“所谓的‘吉田书简’，佐藤内阁并未从池田内阁继承，所以与佐藤内阁无关，也并不知情。日纺公司的维尼龙设备出口问题一直由原吉平社长采取民间方式进行，政府是允许的，而且并没有说从此后都不允许使用输银资金。目前外务、大藏、通产等各省正就利用输银资金延期付款一事进行意见调整”[20]，这看似对维尼龙设备出口问题又发出了积极信号。但在2月8日，佐藤直接表明了对“吉田书简”的态度：“这虽是吉田先生的私信，但是在当时不是与政府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吉田书简’虽然(与佐藤内阁)不直接相关，但我认为是具有约束力的。”[21]在此基调下，日本政府于2月11日批准了日立造船厂向中国出口轮船的协议，但是没有同意输银融资一事。

得知佐藤的表态后，中国方面立即开展了对佐藤政府的批判与斗争。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佐藤政府必须取消“吉田信件”》，指出佐藤利用“吉田书简”破坏中日贸易，要求其取消“吉田书简”。2月14日，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回电日立造船厂松原会长说“由于日本政府坚持‘吉田书简’，业已签订的船舶契约不能如期履行了”[22]，履约日期被迫延迟到3月31日。15日，廖承志办公室向高碕事务所发出通告，宣布已与东洋工程公司草签的尿素机械进口协议失效，LT贸易形势急转直下。

但此时的佐藤尚未打算完全关闭输银融资的大门，而是希望寻找一个合适“时机”[23]，还一度表现出对冈崎等人“未能读懂小生之内心”[24]255的失望。这是因为：一方面，就像佐藤在施政演说时谈到的，他仍然希望与中国进行民间贸易层面甚至更高层次的接触，不受“恩义论”的束缚自主发展中日关系。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上台后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佐藤对输银融资问题一直态度暧昧；另一方面，作为池田时期日台关系动荡的亲历者，佐藤又不愿因否定第二次“吉田书简”、允许对华出口造成日台乃至日美关系的波动。

但很明显佐藤没有找到适当的平衡法。随着事态的发展，佐藤又在3月5日的参院预算委员会再次表明成套设备的出口是日本自主判断的问题，但是对“吉田书简”要“给与道义上的尊重”[25]。尽管其后围绕第二次“吉田书简”，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等人多次找佐藤商谈，但佐藤在犹豫过后最终还是在所谓“越南形势险恶的情况下”[24]254做出了最终判断。30日，佐藤内阁会议讨论后决定：“日立造船厂的契约应该尽早履行。但是输银融资问题另议”[12]110。

至此，以3月31日为履约期限的日立造船厂对华出口货轮一事已经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了。一个月后，日纺公司的维尼龙设备出口合约也因为得不到输银融资而失效。佐藤对第二次“吉田书简”的承认，不仅让LT贸易遭受沉重打击，也成为了佐藤政权与中国关系的“分水岭”[13]172。

四、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影响

如果说拒绝彭真访日、在联合国问题上追随美国是佐藤政权成立初期对历届政府外交路线的继承，那么承认第二次“吉田书简”、阻挠对华出口则显示其对华政策自主选择的一面。这一消极的决定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第一，佐藤内阁扩大第二次“吉田书简”的适用范围，导致中日贸易严重受创。原本“吉田书简”中有两个明确的限定，一是“本年度”，即1964年度；一是“维尼龙设备”。佐藤在1965年度多次承认“吉田书简”约束力，不仅使日纺公司的维尼龙设备的对华出口合约失效，连东洋工程公司的尿素机械交易、日立造船厂的货轮出口等都先后破裂，使“吉田书简”成为横亘在中日贸易关系面前的巨大人为障碍。据统计，1964年度中国大陆与日本的贸易额曾一年飙升至3.1亿美元，年增长率约为226%，占日本在东北亚地区贸易份额的20.7%，首次超越了台湾地区[13]102。但之后佐藤执政的七年多时间内，中日贸易一直发展曲折，1968年度同比还出现了负增长，这都与佐藤内阁承认“吉田书简”，阻挠中日贸易密不可分。佐藤以“道义尊重”和“自主判断”为口实不限时间、不设范围阻挠对华大型机械设备出口的输银融资，撕毁业已订立的商业合同，导致LT贸易中最重要的大型设备交易难以为继，破坏了中日贸易。

第二，佐藤内阁承认“吉田书简”导致了池田内阁期通过经贸活动积累的政治互信受损，中日关系步入倒退。对于上台之前佐藤荣作有志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多番表态，中国政府最初也对佐藤寄予了厚望，希望其如己所说突破池田内阁“政经分离”的原则，进一步在“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下发展中日关系。但是通过观察佐藤处理彭真访日、联合国代表权以及第二次“吉田书简”的言行后，使得中国方面对佐藤内阁“绝不抱有任何幻想”[26]。《人民日报》继而开始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佐藤内阁及其对中日民间贸易的干涉。可以说，以此事为转折点，中日两国开始渐行渐远。

回顾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形成及其影响可知，第二次“吉田书简”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融资问题，而是有台湾因素夹杂其中、涉及中国主权的复杂问题，也是中国观察佐藤内阁的重要指标。佐藤上台之后，首先通过否定彭真访日拒绝了中国的政治试探，其次利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加强了与台湾当局的政治联系，最后又坚持第二次“吉田书简”破坏了中日经贸往来。随着后续中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在“收回”冲绳的大目标下，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越来越消极，中日关系也因之陷入低谷。

[参 考 文 献]

[1]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M].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

[2] [日]池田首相表明政见[N].东京版朝日新闻(晨报)，1960-07-20.

[3] [日]在参院选举前的首相谈话[N].东京版朝日新闻(晚报)，1962-05-24.

[4] [日]产经新闻社编.“蒋总统”秘录——日中关系八十年的证言(下)[M].东京：产经出版株式会社.1984.

[5] [日]吉田前首相“中华民国”访问关系·中共对策要纲案[Z].外务省外交档案：A′15117.

[6] [日]本邦要人亚太诸国访问杂件·毛利外务政务次官“中华民国”访问关系·与“蒋总统”会谈中“总统”谈话要旨[Z].外务省外交档案：A′1512-1.

[7] [日]毛利政务次官5日访台[N].读卖新闻(晨报)，1964-02-29.

[8] [日]川岛真，清水丽，松田康博，杨永明.日台关系史1945~2008[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80.

[9] [日]吉田茂.吉田茂书翰[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4：91.

[10] [日]吉田前总理“中华民国”访问关系·吉田前总理致张群“秘书长”回信[Z].外务省外交档案：A′15117.

[11] [日]现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编辑委员会编.现代日中关系史年表1950~1978[Z].东京：岩波书店，2013：326.

[12] [日]清水丽.战后日中台关系与政治力学——围绕台湾的国际关系[D].茨城：筑波大学，2001.

[13] [日]添谷芳秀.日本外交与中国1945~1972[M].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95.

[14] [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流与自民党的领袖们[M].东京：读卖新闻社，1983.

[15] [日]竹内静子.南汉宸的40天[J].经济学家，42卷23号：28.

[16] [日]佐藤首相表明政见[N].东京版朝日新闻(晚报)，1964-11-10.

[17] [日]佐藤荣作.第四十七回国会所信表明演说[Z].

[18] [日]通产相禁止使用输银资金向中国出口货轮[N].东京版朝日新闻(晚报)，1965-01-26.

[19] [日]民主主义研究会编.年表(1965)[Z].日本·中共交流年志，1966：26.

[20] [日]向中国出口大型设备的延期付款一事无关“吉田书简”[N].东京版朝日新闻(晨报)，1965-02-07.

[21] [日]第48届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记录第8号[Z].

[22] [日]霞山会编.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M].东京：霞山会，1998：1014.

[23] [日]伊藤武雄，冈崎嘉平太，松本重治.我们生涯中的中国——六十年的回顾[M].东京：美铃书房，1983：226.

[24] [日]佐藤荣作.佐藤荣作日记(第2卷)[M].东京：朝日新闻社，1998.

[25] [日]第48届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号[Z].

[26] 佐藤政府反动面目进一步暴露[N].人民日报，1965-04-08.

[责任编辑：郭冬梅]

[中图分类号]K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5)01-0059-06

[收稿日期]2015-03-04

[作者简介]杨宇翔(1984-)，男，湖南常德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The Second Yoshida Letter and Sato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YANG Yu-xiang

(School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

Abstract：The second Yoshida Letter was a private letter to Taiwan from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Yoshida Shigeru，aiming to solve the crisi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1964. Beginning from Ikeda administration，it had a considerably negative impact on LT trade during the term of Sato administration.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to observe Sato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it was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concerned with Taiwan and China’s sovereignty，but not a simple financial concern. Sato’s positive acknowledgment of Yoshida Letter showed that his choice is Taiwan but not CPC in the political game and marked that Sato administration’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completely changed from a positive polic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nection to a negative on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eparation.

Key words：the second Yoshida Letter；Sato administration；China policy；LT trade；Sino-Japanese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