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民：郁郁不得志的民国政治家

□刘占青

林长民：郁郁不得志的民国政治家

□刘占青

提起林长民，在今天一般人的眼里显得有些陌生，但他还有另外一个“显赫”的身份，民国才女林徽因的父亲。在民国政治舞台上，耿介的林长民以其特有的担当与执拗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渡日本求“真经”

林长民（1876-1925）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林孝恂是进士出身，做过翰林。家学渊源颇深的林长民从小饱读诗书，二十一岁时考中秀才，按照林孝恂给儿子做的人生规划——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光宗耀祖。

不过，林长民对于求取功名并不上心，毕竟他所处之时代，国家正是多事之秋，尽遭列强欺凌，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天朝上国被打得体无完肤。相较于日益没落的老大帝国，蕞尔小国日本的国势正隆，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大踏步迈入了近代社会，一扫过往的落后和愚昧，并逐渐与欧美强国并驾齐驱。二十世纪初期日俄战争一役，小鼻子打败了大鼻子，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日本更令世界刮目相看。日本翻天覆地的变化，让那些为国家前途担忧的中国热血青年们纷纷到日本求取“真经”，希冀为祖国找到一条富强的正途。加之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大门被关闭，留学海外成了许多有理想的年轻人的不二选择。

在此背景下，林长民决定东渡日本去开眼界。对于儿子的这个想法，开明的林孝恂很是支持。于是，林长民于1906年告别父老赴日留学。他进入了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早稻田大学是一所颇为知名的私立大学，它的创立者是日本政坛元老大隈重信，该校以“学问的独立”、“知识的实际应用”以及“造就模范国民”为办学方针。在这所大学学习生活的三年时间里，学校自由探讨学术的氛围和刻苦钻研的学风，让林长民受益匪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政治和法律类书籍，勾勒着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凭借着超强的组织和演讲才能，很快，林长民便成了留日学生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被推举为留学公会的会长。闲暇之时，林长民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广泛结交中日政治名人，集聚了雄厚的政治人脉。

1909年，林长民学成归国，当时他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即要不要参加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归国考试。此考试是在清末新政时制定的，以此检验留学生的学业优劣。留学考试分为学成考试和廷试，学成考试合格者按照成绩的高低被授予进士、举人等称号，通过此考试者才可以参加廷试，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廷试成绩也分多等，并结合学成考试成绩授予相应的官职。父亲林孝恂是希望林长民参加这个考试来光耀门庭的，可林长民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通过这类考试进入官场。留日几年，林长民深感祖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积弱，归根到底是民治未开，急需大力普及教育，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法律意识。为此他到福建官办法政学堂担任了学校教务长，革新学校教育。后来又亲手创办了私立法政学堂以及附属中学，并担任校长，从出资到教学再到日常管理，林长民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除了投身于教育，林长民也密切关注着国家的政治走向。

宪政梦碎

此时，正值清末的预备立宪时期，按照预备立宪的要求，仿效西方政制，地方应设立谘议局，中央设立资政院。1909年各省纷纷成立了省级民意机构谘议局，林长民担任了福建省谘议局的书记长。作为立宪派的一员，林长民对国家高层的自我革新抱有很大期许，他希望当权者能够通过自我革新来完成国家的一次政治救赎。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立宪派希望清政府尽快走上君主立宪之路，否则政权极有可能被推翻。可在1908年8月清政府就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清廷高层的拖延态度让立宪派颇为失望。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立宪派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各省谘议局代表齐聚北京。迫于政治压力，清廷决定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决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并先行在1911年建立内阁。然而随着1911年皇族内阁名单的出台，让林长民这样的立宪派好似被冷水泼头一般，他们对清廷彻底失望了，觉得这个腐烂政权已无可救药，毫无改革的诚意，他们转而支持革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宣告了满清王朝丧钟的敲响，革命党人、立宪派无不欢呼雀跃。一时间全国云集响应，十七省相继宣布独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作为福建省代表的林长民当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的秘书长，熟悉法律的他参与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久南北和谈成功，南京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民国进入北洋政府时代。1913年初，中华民国举行了第一次国会选举，林长民当选为国会议员兼秘书长。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的宪法由国会制定，于是制定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被摆上了议事日程，林长民担任了宪法起草委员，《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1913年10月完成。

由于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天坛祈年殿，该草案又被称为“天坛宪草”。此宪法草案继承了《临时约法》的法治精神和理念，肯定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总统处于虚权地位，并限定了总统任期为五年，并只能任一届。对于这部宪法草案，热衷于权力的袁世凯极为不满，他解散了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国会，使得天坛宪草流产。然后袁世凯另起炉灶，利用自己控制的约法会议，于1914年5月强行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临时约法》被废止。《中华民国约法》扩大了总统权力，废除了责任内阁制，以立法院取代国会，总统不对立法院负责，立法权受制于总统，后来袁世凯又对《中华民国约法》进行了修订，总统任期变成了十年，还可以无限期连任，这为袁世凯在1915年称帝做了必要的政治铺垫。

林长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宪政民主的梦想，可当他目睹权欲熏心的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的行为，内心失望至极。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他迷茫不已，只能在国务院法制局长的位子上荒度时光。

三个月的司法总长

1916年6月，在护国运动的一片声讨声中，“民贼”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最终忧郁而死。之后，北洋的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新上台的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在人事任免和对德参战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矛盾，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1917年5月黎元洪干脆强行撤消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段祺瑞拒不服从黎元洪的免职令，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为了缓和“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电令江苏都督、清朝遗少张勋来京调停。哪知张勋率领辫子军到了北京，竟然把总统黎元洪赶下了台，和康有为一起把末代皇帝溥仪重新抬了出来，搞起了帝制复辟，一时间遭到了各界的声讨。段祺瑞见此形势，举起了驱张的大旗，率领“讨逆军”把张勋赶走，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誉。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担任政府总理，他任命熟悉司法事务的林长民为司法总长，至此，林长民成为了民国的部级大员。

踌躇满志的林长民原本打算在司法总长位子上干出一番事业，然而他一到任，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政治案子。案件的当事人名叫张镇芳，此人属于前清遗老。张勋复辟时，他属于铁杆支持者，还被拟任为议政大臣兼度支部尚书。哪知复辟闹剧十二天便烟消云散，张镇芳被以煽动内乱罪遭逮捕，并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不过，张镇芳倒是神通广大，竟然派人拿着一张十万元的银行支票找到了林长民，希望林能放他一马，将来还会有重谢。对于张镇芳的贿赂行径林长民嗤之以鼻，就是不买张镇芳的账，愣生生给挡了回去。孰料，为张镇芳说情开脱者大有人在，结果张镇芳在监狱没呆几天便被保释出来。这让林长民很是愤懑，觉得这是对国家司法的极大践踏和侮辱，愤而辞职，他这个司法总长仅干了三个月。

五四烽火的点燃者

1918年10月，徐世昌成为大总统后，爱惜林长民是个人才，就让其担任了总统顾问。恰逢一战结束，为便于中外交流，北洋政府设立了外交委员会，林长民任委员兼事务长。1919年初，作为战胜国一方的中国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五人谈判团参加了巴黎和会。对于这次和会，国内各方都极为关注，国人们都希望中国能在这次和会上扬眉吐气，收回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特别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为了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1919年2月，在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倡议下，一个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成立，该协会推举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张謇、王宠惠等十人为理事。此外，林长民还向徐世昌推荐好友梁启超担任了中方巴黎和会代表团的会外顾问兼记者，打算凭借梁在国外的政治声望，与各国人士交流联络声援中国。

在和会上，中方代表提出了收回德国在山东半岛主权的主张。结果几个掌控和会的政治大国英、法、美、意对此置若罔闻，毕竟中国在他们眼里依然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弱邦，甚至给予其发言权都是恩赐。大国们的政治算盘是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统统转交给日本，并纷纷与日本签订了密约，只等和会结束之时，让中国政府签字同意了事。身在巴黎的梁启超得知此事后，马上在4月24日给林长民拍来了电报：“对德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手握电报，内心的悲愤无以言表，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他马上把梁启超的电报送到了徐世昌手上，并给中国代表团拍去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林长民说道：“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

为了将此事告知国人，林长民在5月2日的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这篇文章虽仅有三百七十七字，却写得铿锵有力字字带血：

昨得梁任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此文堪称“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之后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口号响彻北京城。林长民在报纸发表文章一事遭到了北洋政府内部亲日派的嫉恨，日本公使更是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责林长民有煽动中国人闹事之嫌，说什么“北京散布之传单，多以林长民文中之语‘胶州亡矣，山东亡矣’为题，传播各省，煽动实行排斥日货。”要求北洋政府对林长民进行严惩。林长民迫不得已在5月25日辞去了外交委员会的一切职务，但他依然关注着巴黎和会的一举一动。

五四爱国运动，唤醒了每一位有担当的中国人的爱国情感，然而软弱的北洋政府却依然向中国代表团发出了签字训令，要求陆征祥在和约上签字，这让国人激愤不已。林长民给梁启超拍去了电报，请他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留学生和华侨，设法阻止中国代表团去签字。6月28日签字当天，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驻地，警告中国代表“如敢出门，当扑杀之”，逼迫代表团只得发表声明拒签和约。

殒命流弹之下

二十年代初，直系军阀曹锟的势力如日中天，控制了北洋政府。他先是在1922年6月赶走了大总统徐世昌，让黎元洪二次上台。一年之后，也想过过总统瘾的曹锟把黎元洪又一次轰下了台。为了能够让自己当选总统，曹锟以五千元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的选票，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猪仔”。作为议员的林长民自然也在曹锟收买之列，可林长民坚决不卖。担心曹锟报复，林长民只得带着全家老小到天津靠卖字度日。他还自题打油诗：“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十几年的宦海摸爬滚打，让屡在官场遭受打击的林长民对政治多了些灰心意冷，如果此时他能够当个“书生逸人”，远离政治风雨或许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发生，可他偏偏不是一个对政治熟视无睹的人。

1925年11月，在奉军内部不得志的名将郭松龄扛起了反奉大旗，成立了东北国民军，率领七万大军在滦州起兵，浩浩荡荡杀向东北。一时间东北国民军势如破竹，张作霖的奉军毫无招架之力，张作霖和手下的一帮铁哥们甚至做了逃亡日本的打算。

当时的郭松龄可说是自信满满，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直捣奉天“改朝换代”。行军途中，他开始谋划如何建设“新东北”，于是，延揽人才成了当务之急。很快，林长民就进入了郭松龄的视野。对于林长民的大名，郭松龄是早有耳闻，知道这是一位有大才的儒雅之士。为此，他专门派人找到林长民，盼望林长民能够担任自己的智囊，助自己一臂之力。对于郭松龄的邀约，林长民没有推辞。

自从1909年归国之后，林长民的政治抱负始终没有得以实现，政治舞台上的争权夺利、军阀混战让其厌倦不已，他不知自己未来的政治方向在哪里。而郭松龄反奉事件的发生，让林长民看到了新的政治曙光。他深知郭松龄文武全才，而郭松龄之所以反对张作霖，就是因为郭松龄反对进行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主张张作霖退出关内保境安民建设东北。林长民设想如果郭松龄能够反奉成功，自己照样可以在东北施展抱负。怀着太多的美好愿望，林长民独自一人坐上火车去了东北，这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眼看郭松龄有取代张作霖之势，在东北浸淫多年的日本为了拉拢郭松龄，派人与郭松龄会谈，让其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如其答应，日本人将做郭松龄的坚强后盾。对于日本人提出的条件，郭松龄和林长民商议，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早就痛恨无比的林长民主张全然拒绝。郭松龄采纳了林长民的建议，让日本人吃了闭门羹。郭的政治态度改变了后来的军事态势，由于身处“危难”的张作霖接受了日本人的漫天要价，重新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12月，当郭松龄的军队在辽宁新民县的巨流河与奉军对峙时，日本关东军向郭松龄的军队发动了袭击，日本飞机对郭松龄的部队轮番轰炸，郭军被打垮。而在郭松龄部队的后方，张作霖的手下吴俊升部对郭松龄进行了包抄，将在新民白旗堡车站郭松龄指挥部附近的弹药车打中。一时间火光冲天，指挥部人员不明原因，纷纷下车躲避。林长民在下车时殒命流弹，年仅四十九岁。

林长民短暂的一生，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作为一个留日海归，林长民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干，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尽一份绵薄之力。可在那个动荡黑暗的政治现实面前，根本就没有其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只能是空怅惘了。最终竟意外命丧战场，如此结局着实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