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重视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四点市场价值①

2015-03-22 07:02川北医学院管理学院廖翔慧
中国商论 2015年25期
关键词:战略意义走出去文化

川北医学院管理学院 廖翔慧

应该重视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四点市场价值①

川北医学院管理学院廖翔慧

摘 要:文化“走出去”的提出十余年来历久弥新,在党的十六、十七、十八届都进入国家战略布局,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根本原因在于其有四点战略价值:构筑文化安全,自塑国际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 战略意义 市场价值

文化“走出去”的提出肇始于2002年文化部座谈会,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这一提法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十八大提出“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走出去”战略?

1 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

关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用三句话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学术界对于“走出去”战略的内涵也做了一些探讨,诸如“指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1];“指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把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通过文化产品载体,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2];“指通过发展文化国际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促使具有中国特色元素的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3]。

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涉及三个方面: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贸易。这三者层层递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对外文化宣传,是以文化的方式说明中国,为我国开展交流合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4]。对外文化宣传是一种较为直白的文化传播活动,目的是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对外文化交流,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实现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5]。是以文化柔性的力量交流情感,为展示当代中国新形象架起桥梁[6]。对外文化交流,以双向或多向信息传播为主要特征,目的是搭建一个好的桥梁。对外文化贸易,是以货币为媒介的文化交换活动[7]。是一个国家文化能否真正走出去的主要标志[8]。对外文化贸易有别于前两者,以目标受众花钱消费为完成要件。目标受众只有认可了文化产品才会成为其消费者,对外文化贸易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是否真正走出去的重要标志。

所以,文化“走出去”的三个层面,即文化宣传意在传播文化信息,文化交流意在搭建沟通桥梁,文化贸易才是中国文化融入他者生活场景的真正体现。三者层层递进,互为一体。目前,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主流地位还没有形成,文化贸易还处于严重赤字,这种状况,对于我国树立大国形象极为不利,必须重视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价值。

2 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四点市场价值

关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价值,学界有一些探讨。诸如,澄清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误解与偏见,提升国家形象[9]。改变文化贸易逆差局面,提升国际文化领域话语权[10]。本文认为文化“走出去”成为当今中国的重要话题,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走出去”战略有如下四点价值。

2.1 构筑文化安全,加强文化贸易

塞缪尔·亨廷顿在19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11]。”亨氏的观点提出以后,有推崇者,也有质疑者。不管怎样,国际上的一些历史事件可以佐证文化冲突确实是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发展速度与实际效果令世人瞩目,赞赏者有之,抵制者有之,甚至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这样的说词。这些说词对我国发展极为不利,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中国威胁论事实上是一种“安全困境”,国家成长导致对外扩张,形成横向压力,在不信任等状态下,横向压力最可能转变成暴力冲突。克服“安全困境” 的最好做法就是加强沟通,充分理解彼此意图。文化“走出去”需要明确的顶层设计,明确的“核心文化理念[12]”。除了官方的对外传播,中国民间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互通活动,多角度、多渠道展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客观事实,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价值取向,缓解直至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崛起的疑虑。

所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一价值就是要传递中国声音,构筑文化安全基石。

2.2 自塑国际形象,实现文化经济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思想理念、文化产品到文化符号,都存在较为严重的‘认知逆差’现象[13]。”曾经,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停留在“辫子、功夫、李小龙”等文化符号。这与中国文化的传承理解有着深刻的关联,有人把其归结为“传统文化的宗教历史隐性”[14],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教文化最具代表性,带有明显的隐性色彩,真解非有缘不传,使得中华文化内涵从来就不为平常百姓所熟知,为文化“走出去”设置了障碍,使得作为世界现存传承最完整的古老文明并没有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树立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象。国家形象是外国公众对该国形成的主观印象和评价,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面貌及舆论反映[15]。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于提高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权,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需要整合多方资源,用好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展示政府形象、国民形象。

所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二价值就是要展示当代文化符号,树立当代中国新形象。

2.3 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产业市场化

1999年约瑟夫•奈提出了文化软实力一说,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2006年约瑟夫•奈进一步阐述“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之中: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我国也日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提升,十八大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软实力研究进行了第十二次集体学习。

提升文化软实力关键是要树立全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文化自觉、自信是文化“走出去”的内驱力[16]。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特色和发展趋向[17]。”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18]。”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在保持传统文化优越感的同时,要明白当代中国文化在世界大舞台上的弱势和差距,文化自信要求我们面对强势入侵的西方文化,要坚守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创造当代中国的文化符号。

所以,文化“走出去”的第三价值就是要唤醒文化自觉与自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2.4 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当今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基本解决,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八大指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既是国家服务人民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契机。解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问题,最直接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培育、推广有社会吸引力、有市场卖点的文化作品。这需要创新也需要借鉴,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也是“请进来”的过程[19]。文化的交流永远是互动的,哪怕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相遇,也会碰撞、激变,互相影响。

所以,文化“走出去”的终极价值就是要吸取他者之优,提升自身之质,投身世界文化创新的行列,满足中国人民精神生活新需求。

参考文献

[1] 骆玉安.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殷都学刊,2007(2).

[2] 杨明辉.美国文化产业与对外文化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5).

[3] 刘波,白志刚.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及其创新思路[J].理论学习,2012(9).

[4] 蔡武.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J].学习时报,2006(3).

[5]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骆玉安.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殷都学刊,2007(2).

[7] 李怀亮.国际文化贸易导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8] 骆玉安.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殷都学刊,2007(2).

[9] 张殿军.论中国“文化走出去”[J].理论探索,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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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寿源.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16] 谭振江.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几个问题[J].理论导刊,2013(5).

[17] 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8] 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J].红旗文稿,2010 (16).

[19] 谢晓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历史借鉴[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23).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5)09(a)-139-03

基金项目:①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四川跨越发展中基督宗教的文化适应研究”(15SA006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廖翔慧(1972-),女,四川营山人,川北医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行政管理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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