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经贸政策变迁及其影响

□文/金颖琦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情报研究所 北京）

澳大利亚是实行总理内阁制的联邦制国家，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分享不同的权力。澳大利亚的矿产和能源资源主要由联邦政府的工业、科学和资源部和澳大利亚地质调查机构，以及州政府的矿业管理部门负责，各州一般都有自己的矿政部门，负责本州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农业由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和各州、各地方农业管理部门负责；贸易主要由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负责，该部身兼外交和外贸双重职责，由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共同管理。其中，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负责贸易促进和市场开发工作，由贸易部长分管；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负责海外援助项目的管理，由外交部长分管。

澳大利亚是全球多种矿产第一大出口国和农业第四大出口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济保持持续增长。2000～2010年间，该国GDP 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1%左右，是全球经济增长强劲的国家之一。2010年澳大利亚GDP 为1.22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十三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54，869 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在2，000 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中位居第一位，远高于美国、英国等其他主要英语国家。

一、澳大利亚产业政策变迁及特点

（一）澳大利亚产业结构。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农牧业、采矿业为澳传统产业，有“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济经历了重大结构性调整，制造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增加，尤其是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占澳大利亚GDP 的50%以上。目前，服务业（包括教育出口、留学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四大主导产业。从表1 可以看出，近年来，在新兴经济体对原材料巨大需求的带动下，澳大利亚采矿业快速增长；服务业在2006/2007财年达到顶峰，但随着2008年底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在2008/2009财年大幅下降；制造业发展较为平稳，比重一直保持在10%以上；农业虽然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比重不大，但随着全球粮食危机的不断加重，促进了其产量、产值和效益的不断提高。（表1）

（二）澳大利亚产业政策调整及趋势

1、以外向型经济和专业化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为提升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全国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国民经济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澳大利亚政府逐渐意识到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突破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而且出口增长还可以改善国际收支情况，因此开始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增加出口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制造业由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变。为摆脱殖民经济的后遗症，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二战后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主要以多元化为目标，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逐步转变制造业发展模式，为更好地利用其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政府大力支持企业在维持一定生产技术和能力基础上，逐步向专业化生产转变。为此，政府力求使产品结构合理化，并调整了工业地区分布和企业组织。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一些电子元件、大型船舶停产，而许多新产品（如食品、医疗器械和文化用品等）则陆续投产，一些工业如汽车和造船业也进行了整顿。

2、引进竞争机制的国内市场发展战略。澳大利亚人口只有2，100

万，但私人消费已占其GDP 的60%，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使得澳大利亚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3年严重旱灾的双重考验。取得的成绩要归功于澳政府着力培育竞争的国内市场，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政策。一是积极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取消市场准入壁垒，实施放松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管制政策，提供富有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通过税收、福利等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四是通过充分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鼓励消费信贷等措施，提高个人即期消费能力。国内市场的培育既拉动了内需，又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维护了社会稳定。

3、作为“资源供给型发达国家”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尽管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澳大利亚却并不以制造业见长。作为一个资源供给型发达国家，澳大利亚财政和国际贸易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矿业等资源产业。这一独特而显著的经济特征令澳大利亚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而随后国际货币的大幅贬值正好抬升了澳洲矿产的价格；与此同时，中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对矿石等资源需求迅速上升。澳大利亚经济所表现出的稳健，除了部分得益于政府有效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令银行谨慎贷款的严格监管政策外，更多源于全球矿产市场的率先升温以及中国迅速扩大的资源的需求。据澳统计局统计，1994～2006年的13年间，采矿业产值由23.5 亿澳元迅速攀升至125.84 亿澳元。如今，澳大利亚50%以上的商品出口与矿石有关，采矿业的直接雇工数量及其与之依存的矿产品生产和加工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澳大利亚总就业总人口的近4%。尤其是最近5年，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对于铁矿石的需求日益攀升，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牢牢控制着全球铁矿石市场的定价权，并且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要。如今，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铁矿石进口国60%～70%的进口矿石来自澳大利亚，中国50%左右的进口铁矿石也来自澳大利亚。作为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来自矿产业的税收占到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8%。与之相比，澳大利亚采矿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增长及其趋势仍较为迟缓，这突出体现了澳大利亚作为资源供给型发达国家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表1 澳大利亚四大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表2 1950～2009年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结构（%）

二、澳大利亚贸易政策变迁及特点

对外贸易是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2010 财年（2009年7月1日～2010年6月30日），澳大利亚贸易总额为5，138.1 亿澳元。其中，出口额为2，543.3 亿澳元，同比下降10.6%；进口额为2，594.8 亿澳元，同比下降6.8%。贸易逆差为51.5 亿澳元，2009/2010财年为58.9 亿澳元顺差。

（一）澳大利亚贸易结构。澳大利亚是个资源大国、人口小国，资源成本低、劳工成本高，制造业价格在国际上比较优势少。为此，澳大利亚政府扬长避短，通过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同时出台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扩大贸易伙伴等宽松的外贸政策，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澳大利亚充分发挥其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其传统出口产品为矿产品、畜牧产品和农产品，进口以制造品为主。从表2 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澳大利亚主要的出口额是矿业和农业。而且，澳大利亚一直在初级产品的出口上保有领先的地位。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的非初级产品出口明显增长。在过去的20年间，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澳大利亚总出口的份额已经从74%下降到54%（主要是农产品出口的大幅下降），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已经翻了一倍有余，达24%。而进口商品的构成变化相对稳定。（表2）

（二）澳大利亚贸易政策特点。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提倡建立一套基于规则的强有力的国际贸易体系，该体系应当保证澳大利亚货物与服务进入外国市场，并为其出口商提供一个可预期的公平环境。作为一个拥有广泛贸易与投资利益的中等规模的强大国家，澳大利亚贸易政策的重中之重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寻求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澳大利亚坚持主张实行全球贸易自由化政策，政府实行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性贸易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举的方式。在多边领域，澳大利亚积极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在知识产权谈判、农业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双边领域，澳大利亚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推动澳美、澳新、澳泰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日本、东盟、中东和拉美地区国家的经贸关系。

1、率先向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全面开放市场。2002年10月25日，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墨西哥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的“CEO 峰会”上发表演讲时宣布，澳大利亚将从2003年7月1日起向全球50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关税和免配额的市场准入待遇，以此作为澳大利亚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全球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更多益处，并借此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一项举措。

2、提出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新动议。澳大利亚的产品和产业虽然在国际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就总量和多样性来说仍然是一个“小”的国家，它没有足够大到能够利用自身的关税和其他类型的贸易限制对自身产生有利的影响。因此，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对像澳大利亚这样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独占一块大陆，与西方发达国家距离遥远，无法利用区位优势进入例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关税协定中来扩大自己的贸易规模。因此，对澳大利亚来说，以规则为基础的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系是最好的答案。多边主义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歧视原则，即一个国家对待所有贸易伙伴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不歧视原则使得多边贸易体系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促进贸易互动，通过引入贸易往来中的预见性和透明度，并通过提供的解决机制纠纷。

在多边领域，澳大利亚积极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在知识产权谈判、农业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双边领域，澳大利亚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推动澳美、澳新、澳泰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日本、东盟、中东和拉美地区国家的经贸关系。

3、积极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1）《新加坡－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SAFTA）于2003年7月生效。新加坡是澳大利亚第7 大贸易伙伴，2003年澳大利亚向新加坡出口的商品价值达35 亿澳元。

（2）2003年10月，澳大利亚总理与泰国总理联合宣布两国已完成关于签订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泰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于2004年签署，于2005年1月生效，为澳大利亚与泰国这个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之间搭建了全新贸易平台。

（3）2004年，澳大利亚和美国成功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澳大利亚－美国自由贸易协定》（AUSFTA）将大力促进澳大利亚与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占全世界GDP 的1/3）之间的贸易。

（4）2002年5月，日本小泉向澳大利亚说明了东亚共同体构想。对此，澳大利亚总理哈瓦德不仅表示支持，而且希望在所有领域与日本缔结FTA。由此，双方开始就副部长级协商达成了协议。然而，由于日澳协商中有日本最敏感的农产品自由贸易问题，因此，双方的协商并不顺利。

（5）澳大利亚力求实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关于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商务便利化以及经济与技术支持的目标。两大关键协定：《澳大利亚－新西兰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贸易协定》（CER）、《东盟自由贸易区更为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FTA）的签订增强了澳大利亚在本地区经济中的分量。上述两大协定的目标是通过增进商业合作、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到2010年实现本地区贸易与投资翻一番。

（6）2011年5月初，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雷格·艾默生表示，澳大利亚将与印度两国开始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三、中澳经贸情况

1972年中澳建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了迅速发展。2009年中国已经在进口、出口两方市场上分别成为澳大利亚的头号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也成为中方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加工制造业，而澳大利亚的优势在于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远高于竞争性。两国的经贸结构层次和政策导向决定了：如果中澳两国能够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建立长期的贸易同盟的关系，中澳自贸区将会成为全球市场上新兴的重要的贸易区之一，对中澳两国经贸发展、经贸互助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中澳经贸关系发展建立在产业互补基础上。从整体看，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商品和少量高附加值的制成品，整体上以初级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和适度技术密集型的商品，整体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少量高新技术产品为主。从两国贸易结构的变化情况来看，长期以说，澳大利亚向中国输出资源性产品和中国向澳出售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格局未有实质性变化，但在此构架下不同时期不同产品的销量变化颇大。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砂及纺织纤维等工业原料的比重明显上升，而粮食、钢铁和有色金属等的比重明显下降；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商品中，纺织品服装鞋帽的比重下降，机电产品的比重上升。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中国钢铁工业飞速发展，因此，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铁矿砂迅猛增加。同时，中国纺织和服装业的持续发展，长期维持了澳大利亚羊毛为三大对华出口商品之一的位序。分析中澳贸易，可看出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着部分贸易商品的高互补性，其特征为：澳大利亚向华输出原材料产品来换取中国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中国对澳出口以消费品为主，澳大利亚售华商品则主要用于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建设，其次才是增长之中的生活消费需求。

（二）中澳双边经贸对两国的重要性上升。中澳贸易从1990年的16 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96.57 亿美元，18年间贸易额增长了37倍。在此期间，中国的贸易总量由1990年的1，155 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2，058.5 亿美元，19年间贸易额增长了19 倍，而澳大利亚贸易总量由1990年的818 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138.88 亿美元，19年间贸易额只增长3.84 倍。由于中澳两国间的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大于澳大利亚总体贸易增长速度，所以中国和澳大利亚双边贸易占澳大利亚总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由1990年的2.2%上升到2009年的19.84%，中澳双边贸易在澳大利亚已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对中国来说，中澳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与中国总体贸易的增长速度相一致，中澳双边贸易占中国总贸易的比重基本上保持不变。截至2009年，中国已成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第12 大贸易伙伴和第11 大出口目的地、第7大进口来源地。

中澳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得益于两国国内经济变化带来的机遇。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纷纷出台引进外资优惠政策和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而澳大利亚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新的调整，包括国内经济结构、对外经贸政策、国内投资环境、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等方面，采取的“出口导向”的外贸发展思路，进一步扩大澳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程度，特别是澳大利亚对外经贸活动将重心移向亚太地区。两国在这种形势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经贸的合作。

基于中澳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未来走势，中国的资源需求市场和澳大利亚的资源供给将是决定中澳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作为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投资新兴力量，中国企业对于澳大利亚相关产业政策的反应和态度将对澳外交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澳方而言，在中澳两国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同时维护澳美同盟关系，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处理双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确保澳大利亚在华经济利益，将成为其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大方向。

［1］罗伯特·康伦.澳大利亚的产业政策.经济资料译丛，2002.3.

［2］Ann Capling.澳大利亚贸易政策的两难处境.经济资料译丛，2009.4.

［3］侯敏跃.中澳贸易对中经济发展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5.1.

［4］谢国娥，谈文涛.中国与澳大利亚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亚太经济，2009.6.

［5］宋玮.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现状及特点.中国经济时报，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