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英宾的新闻实践与新闻职业观

李 洁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于19世纪初，最早在国内从事报刊编辑出版的是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他们一度垄断了中国国内报刊的出版。19世纪中后期，在外国人办报活动的启示下，国人突破清廷禁令掀起自办报刊的热潮，由此打破了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国人自办报刊萌芽于晚清内忧外患之际，从业者多为政治活动家，他们强调报刊在思想启蒙、政治改良和革命中的宣传教化作用，弱化其新闻性。另有科考落地、仕途失意的文人为养家糊口托身报界写一些寄兴文字，其娱乐性远大于新闻性。在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新闻还未能成为一种职业，不管是政治活动家还是落拓文人，当时的从业者都没有经过新闻职业教育，鲜有职业认同感，也缺少职业道德规范的自律。

民国建立后，新闻职业化不断发展。民国新闻职业化发展既有国内报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从国外，特别是美国借鉴了理论和实践经验。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的一些新闻从业者主动引介美国新闻职业化发展的经验并在国内推而广之，留美归来的汪英宾就是其中的一员。

汪英宾（1897-1970），字省斋，出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婺源（今江西婺源县）。1920年，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进入史量才经营的申报馆工作，因表现优异颇受史量才倚重。1922年，汪英宾赴美留学攻读新闻学，他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新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新闻学科班出身的“海归”寥若晨星，在汪英宾之前有资料可查的有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黄宪昭、董显光和在密歇根大学研修过新闻学的徐宝璜，而汪英宾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新闻学硕士。

自美返沪后，汪英宾应邀在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上海青年会、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海学生联合会、扶轮社、商科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等处做演讲，内容涉及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中美新闻事业的对比、报业管理、乡村新闻纸研究、新闻与职业、大学报学科的设置、广告学等问题。在与新闻界、大中学校和不同会社的交流中，他将美式新闻理论、新闻教育理念等介绍给学生和报界同仁，也与他们分享自己对中国报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汪英宾赴美留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此时，美国新闻业已发展成为一项职业，新闻教育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新闻团体、协会相继成立，职业道德规范陆续制订。汪英宾亲历了美国新闻职业化发展，对新闻职业化的必要性有一定体认。汪英宾学成归国，先后在《申报》和《时事新报》工作，间续逾十五年的报界从业经历，让他深谙国内新闻界的历史与现状，也明晰新闻职业化发展的必要。在他看来，“吾国新闻事业尚未达到职业时代。盖以报纸所载之新闻，每不能纯粹独立而常加入议论；报馆经济又难独立，职员薪水太少致不能专营新闻事业；新闻范围又觉狭小，偏重政治，其他人生问题则不甚注意。至于新闻家，又少一种会社之组织互相切磋设法增进新闻事业；新闻教育之设施亦甚缺乏，只有二三大学附设新闻科，不足造就新闻学人才”[1]。由此，他积极地推动新闻业走向职业化，强调自觉的职业认同，重视新闻教育，倡言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希望有志新闻事业者，急起图之，以改良吾国新闻事业也”[1]。

一、强调自觉的职业认同

近代报业起步之初，多数知识分子承继传统观念把科举入仕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他们对新闻工作兴趣缺乏。早年寄身于报界的，多是一些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政治活动家，或是科举考试落地的失意举子，又或仕途受挫的文人，他们在报纸上写字著文或为改良革命倡，或为稻粱谋，不少人依然等待机会期冀脱离报界重新入仕，办报不过是进入宦场的跳板。这种情况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改变，但变化依然不大，汪英宾曾如是观察，“当今新闻记者，泰半皆系政客之变相。其办新闻也，视之如同外务，一日得志或失志，即抛弃而不问。”[2]12当时，多数报人虽置身报界，却鲜有职业理想，缺少对所从事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职业忠诚度不高，流动性强，愿意终身从事新闻工作的少之又少。

而报馆对主笔和编辑之外的工作人员也不能给于足够重视，“中国报馆往往爱贪便宜。所有记者及办事人均系兼差者。其意以为新闻事业均在晚间。利用他种职业者之休息时间。以极小之工资。得适合之应用。其实此类职员既非专门。且于日间工作之余。疲顿已极。往往草草从事。敷衍了之。”[3]15为节省成本，报馆多聘用兼职者，兼职者身兼他职精力易分散，工作效率不高，而所得薪水欠丰，工作缺少动力，以致敷衍塞责，影响了报纸的质量。

新闻记者“泰半为政客之变相，人民不敢亲近政客，故亦不敢亲近新闻记者”[2]12，部分记者“无责任心”“平日不能完全为人民请命”[4]90，种种原因导致报纸、报人在公众中的整体形象不佳，社会对新闻从业者有“各种谬见”，“我国古人崇尚寡言为美德。泥古之士遂称新闻事业为造谣生事之无聊生涯，醉心宦途，专事苟营者；视新闻事业为升官发财之过度阶级；甚至有专阅戏目者以新闻事业为发行戏单之事业者。”[3]13在公众眼中当时的报人只是摇唇鼓舌的文人，或醉心仕途、蝇营狗苟，或舞文弄墨、造谣生事。新闻从业者在传统人士眼中都是不入流的。

鉴于当时报界和社会对新闻职业认知的不足，汪英宾强调自觉的职业认同。他曾发表《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一文分析中国报业存在的多种问题，第一个论及的便是“当觉悟报业为职业”。在汪英宾看来“欲明报业为一种职业，当先明报业之意义”[4]85。那报业的意义是什么呢？“报业并非手技，亦非营业，乃一种职业——新闻解释者之职业。”[4]86是“一种高尚的公共服务行业（a noble and public service）”。[5]50在政治方面，新闻事业“当负保障民权，监视政府之责”；在教育方面，“当负宣传智识教育平民之责”；在风俗方面，“宜以清洁纯正之新闻涵养阅报者之天真”；在社会方面，“当负建设之责任”，“维持社会治安，助进公益”。[3]13-14这里，汪英宾指出报纸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承担有传递信息，提供教育，建设社会，促进公益等责任，新闻工作的基本宗旨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他认为“惟职业有所责任，责任而后能称职也。”[4]87

二、注重新闻学教育

早期的新闻人才培养都是由各报馆独立承担，没有新闻教育。虽然在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从业者已逐渐认识到培训专业人才的必要，但是多数人并不把新闻业视作一种职业，也无意将它纳入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美国的新闻教育就经历过这样一个争议和挣扎的过程，一直到20世纪初，才实现新闻教育走进高校。

新闻教育发轫于欧美，美式新闻教育“开创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6]1，在20世纪渐渐成为世界新闻教育的主流。汪英宾求学的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新闻教育的先锋。他“情有独钟”[7]63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美国的第一所新闻学院，该院由沃尔特·威廉博士（Walter Williams）创办于1908年，办学宗旨就是提高新闻道德，培养新闻专业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新闻界颇有渊源，“米苏里除了造就人材服务中国报界外，又有直接提携中国大学中最早办新闻教育者——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之功。”[8]491威廉博士在1914年到1928年间曾五次访华，在与中国新闻界的交流中，他引介了美国新闻教育开展的经验。

中国的近代报业起步虽晚于西方，新闻教育发展却紧随世界步伐。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美式新闻教育输入中国。由“海归”新闻人推动，中国的新闻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起步。

中国的新闻教育可溯源至1912年，是年，全国报界俱进会就曾发出倡议，成立“报业学堂”进行新闻教育，只是因故未能付诸实践。1914年3月，威廉博士第一次访华，他与专业团体和报界人士交流，向他们介绍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办学情况和经验，并“深望中国报界也能办理此项学校”[9]34，为报界培养人才。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新闻教育之始。该研究会以“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材”为宗旨，研究“新闻之采集、编辑、造题及通信，并新闻纸之组织等”[10]，“培植明白新闻事业方法及记者责任之人才”[11]126。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邀请徐宝璜“主任其事，并兼任导师”[12]45，同时聘请邵飘萍入校讲授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学校正规的新闻教育的开始”[13]514。自此，中国新闻教育次第展开。

对于新闻教育的必要性，汪英宾的认识随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深入。1921年，威廉博士访华，汪英宾在听完他的学术演讲后，对美国新闻教育“心向往之”[7]64，遂动赴美学习新闻学的念头。两年的域外求学经历让汪英宾学有所获。在荣归故里后，他关注国内新闻教育的开展。他将“新闻记者良莠不齐”[2]10视为中国新闻事业不易发达的原因之一，认为“新闻而至发达时代，各项新闻，皆须专门人才担任。”[2]11“报业既犹未能成一种职业，自当有报业教育以养成专门资格”[4]90。

中国报界早年也是采取报馆自给自足培养新闻人才的模式，报馆培养模式侧重的是在职场训练中发现、培养新人。汪英宾就是这种培养模式的获益者，他求学时代国内还未出现新闻教育，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政治系的他在进入申报馆后，在工作中学习新闻采编。汪英宾认可这种报馆培养模式，他以美国新闻事业发展为借鉴，“查美国新闻职业者有十万余人，经新闻学校训练者，不过数千人。其余九万人，皆因实地经验而得各种知识，合作互助，致有今日之发达”[2]11，认为“新闻机关固为最广之专门学校”。[2]11

但汪英宾也意识到报馆培养模式的不足，“报馆何尝不能培植报界人才，惟中国报馆之办有成效者有几家，仗少数报馆以培养人才以备全国报界之用，吾恐杯水难救车薪。况大报馆培植之人才，往往不愿低就内地小报馆之职，我中国将来报馆业之希望不限于此区区租界之内，故对培植人才一层，不能不赖教育。”[4]90他很清楚新闻专校开办不易，“虽然，报学包含甚广，若设专校则非特经济难于措置，即年限学科方面，恐于设立专校事，有种种不经济之困难；固鄙见以为救济之法，莫妙语中国各大学多设报学专科”[4]90-91，于是他建议在报馆培养模式之外，要拓展新闻教育，主张“所有课本讲义由当今报界已有经验之人会订鉴定之”[4]91。

汪英宾对于新闻教育的重视不仅仅停留于口头上，在中国新闻教育的萌芽和发展期，他也积极投身其中。在新闻教育开展之初，新闻师资缺乏，高校多从报界聘请知名报人任教。拥有丰富报业从业经历，又有海外新闻学教育背景的汪英宾成为上海各高校新闻科（系）竭力延聘的老师。1925年春，南方大学添设报学科及报学专修科，这是继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之后第三所设立新闻科（系）的上海高校，汪英宾接受该校的聘请担任主任，为学生讲授“报学历史与原理”“广告学原理”等课程。南方大学停办后，汪英宾转至光华大学报学科任教，任职半年余，“学生研究兴致甚浓，故或绩卓著”[14]，学科“进步甚速成绩斐然”[15]。汪英宾承继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重视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传统，鼓励学生进行专业实践。他指导学生编辑出版英文周刊《光华进步》（Kwang Hua Progress），将其作为学生进行业务实践的园地。1931年，沪江大学与《时事新报》合办“新闻学训练班”，“以张竹平汪英宾两先生主持有方，成绩斐然”[16]115，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闻学科隶属于商学院。此外，汪英宾也在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教授过新闻学相关课程，为上海地区新闻教育的拓展贡献一份心力。

汪英宾把新闻教育视为“将来养成报业为职业之一线希望”[4]91。

三、倡言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袁世凯及各派系军阀轮流执政，在强权压制下，报业发展衰微，业内乱象频生，如汪英宾所言，“其实今日中国新闻事业犹属幼稚衰落之时期。虽全国出版品已有千种之多。造谣生事者有之。受津贴而偏向者有之。恃戏目之完备以扩展销路者时或见之。”[3]13报纸“所集之新闻，既多错误，又不能择其著要而有益于读者报告之”[4]87……当时，虚假新闻、有偿言论、过度追逐经济利益罔顾新闻道德的现象时有出现，新闻职业伦理不尽人意。由此，汪英宾倡言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强调，有助于提高从业者的专业水平，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形象。

中国近代对新闻从业者道德问题的直接探讨早已有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主张“兴各省新闻官”，择选标准是“性品诚实不阿”[17]69；王韬眼中的主笔应是“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18]171；徐宝璜在《新闻学》“新闻之采集”一章中设有“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一节，列举访员采编新闻时应该遵守的事项；邵飘萍把“品性”视为记者精神的第一要素[19]18……所有前人对新闻从业者道德规范的思考都可资报界参考，只是因为“没有加以‘典化’（codification）,也没有执行规范的权利机构，因此规范之遵守全凭从业者的良心”。[20]457-458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才出现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马星野受新闻学会委托起草了《中国新闻记者信条》。

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最早出现在美国。1911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主持制定了The Journalist’s Creed（曾译为《报人信条》《新闻记者之信条》），里面列出八条系统的报业职业道德规则，这是美国建立报业专业标准的开始。该信条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被世界报业协会采用。之后，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也制订了《新闻界信条》（1923年），美国记者公会通过了《记者道德律》（1934年）等。

五四运动后，国外的新闻职业道德信条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中国。1921年12月，威廉博士抵沪开始他的第三次访华行程，这一次他带来了《报人信条》，将其分赠给上海日报公会的各报总编辑或总经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人信条》在国内新闻界颇有影响。1932年，汪英宾重译The Journalist’s Creed，译文刊登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的《新闻学研究》。

报人信条[21]1-2

吾信报业乃为职业。

吾信公众新闻，为公众信托，凡与有关系者——以尽量责任而言，皆为公众委任人。凡不受公众役务而受较轻役务者，皆辜负此种信托。

吾信明思明论，正确与公平，为优美报学之基础。

吾信报人写作，当限于其心中持以为真者。

吾信遏止新闻而不为社会幸福设想者，难为辩护。

吾信报人之落笔，无君子之不当言者，摒去本人手册之贿赂一如摒去他手册之贿赂，个人责任，不得因他人之指挥或酬劳而放弃。

吾信广告新闻及评论栏，均须为读者谋极端福泽，全部分须真实纯洁，而唯一标准，以公众服务为优美报业之高等实验。

吾信报业成功最佳而最应成功，畏天而敬人，独立不挠。舆论狂傲，权势之贪婪，无足目动之。

其为业也，为建设的，宽恕而不苟，自束忍耐，始终对于读者，敬而无畏心，对于不公不义，必愤怒之，不为权利引诱，不为民乱摇动，凡法律忠实工资及人类互动方面所能为者，总期予人人以机会——一相等之机会。既极爱本国，而又诚恳世界美感，为人类之报业，属于今日世界；且为今日世界而设者也。

汪英宾对威廉博士主持制定的The Journalist’s Creed极为推崇，他不仅将其翻译为中文，还在演讲、讲座和授课中极力推介。1924年，刚从美国回来的汪英宾参加了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三周年纪念会，会上他将威廉博士的《报人信条》赠送给新闻界。1925年11月上海报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汪英宾应邀做演讲，演讲结束前他向与会者介绍了报人信条，希望新闻工作者可以将它当做格言。1930年5月，寰球中国学生会邀请汪英宾做题为《报学大纲》的演讲，演讲前主持者朱少屏在会场“分发汪君所作报人一及美国米苏里大学报学院长威廉博士《报人信条》印刷品两种”[22]，汪在演讲“末后提出报业职业道德等问题阐发甚详”（申报，1930）。复旦大学新闻系专刊出版时（1930年6月），汪英宾曾手书报人信条的其中一则“我信明思明论，正确与公平，为优美报业之基础”，以此与院系师生共勉。1941年，汪英宾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做题为《报业管理要义》的讲座，讲座最后他再提威廉报人信条，“威康（笔者注：“康”应为“廉”）博士Dr.Wieliam（笔者注：“Wieliam”应为“Williams”）之报人信条实可以做报学之基本原则，如果说这个信条适于资本主义的美国，不如说更适合于我国一些，愿诸君接受这个信条，积极勉励努力建立中国之报学。”[23]71

在具体的新闻实务中，汪英宾强调新闻客观性，践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他主张事实和观点应严格分开，报纸应以新闻报道为主，“新闻正而为主，评论副而为宾”[4]88。现在，我们都知道新闻运作的职业特色之一就是报道和意见分离，两者不仅是文体的区别，也有登载版面的区分。而在民国，多数报纸“所载新闻往往一半新闻一半评论，党派色彩在局内人一览便觉，局外人读之则蒙然被欺。尤足危者，即于每段新闻后作一小注，用记者按为起点，大笔一挥，变成一篇扰乱人心之危词矣”[4]88-89。汪英宾认为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混编，事实和意见杂糅，会影响报刊立场的公正性，使读者难辨真相，不利于新闻客观性的呈现，报刊应“于新闻方面严重改削，注重事实，所有各种党派之评论，尽可能另辟评论栏以载之”[4]89。这里，汪英宾虽未直言“客观性”这一名词，实际上已将美式新闻的客观性法则引入国内,而“客观性法则”被新闻从业者奉为至高无上的职业理想[24]54。

汪英宾的新闻职业观多借鉴自美国，有很深的“密苏里模式”烙印。他对民国新闻职业化发展的贡献在于，以演讲、讲座和授课的方式把美式新闻职业观引介入中国，拓展了新闻职业观的传播范围，并结合中国新闻界的现实进行实践，推动新闻业向职业化方向发展。由汪英宾的新闻职业观可管窥民国，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职业化发展概况，了解不同代际新闻人对新闻职业发展的思考。

[1]汪英宾君昨晚在寰球学生会演讲[N].申报，1924-11-16(14).

[2]汪英宾.中等教育与新闻学之关系[J].澄衷同学会季刊，1924.

[3]汪英宾.新闻-职业[G]∥寰球中国学生会廿周年纪念册.1925.

[4]汪英宾.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M]∥陈桂兰，主编.薪继火传：复旦大学新闻传播论文集（1929-199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Y.P.WANG.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M].COLUMBIA UNIVERSITY,1924.

[6]陈昌凤.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7]宁树藩.怀念汪英宾教授——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J].新闻大学,1997(1).

[8]高克毅.米苏里新闻学院[J].宇宙风,1937(46).

[9]转引自马光仁.中美新闻界友好交往的先驱——简介美国著名新闻学家威廉博士五次访华[J].新闻大学,2005(3).

[10]本校将设新闻研究会[N].北京大学日刊，1918-07-04(3).

[11]徐宝璜.《新闻周刊》发刊词[M]∥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徐宝璜.新闻学·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方汉奇.七十年来的中国新闻教育[M]∥发现与探索——方汉奇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4]光华大学报学科发行英文周刊[N].申报,1926-04-13(10).

[15]光华进步发行特刊[N].申报,1926-07-03(11).

[16]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学科[J].报学季刊,1935(1).

[17]洪仁玕.资政新编[M]∥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册）.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1981.

[18]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M]∥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9]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0]朱立.大众传播的控制[M]∥新闻学论集.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

[21]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M].上海：良友公司，1932.

[22]汪英宾演讲报学大纲[N].申报,1930-05-20(10).

[23]汪英宾.报业管理要义[J].新闻学季刊,1941,2(1).

[24]陆晔.美国新闻业“客观性法则”的历史演进[J].新闻大学,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