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镜像的他者: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

李 娟

（宿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纵观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一个呈现出强烈的全球化趋势的世界格局之中。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首要进程。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必然以某种方式渗透拓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一种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文化开始生成，人类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整合。这种世界性文化的整合生成，是‘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国际化以及全球范围内交往的必然需求，也是各民族国家自觉主动的一种价值选择。”[1]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生成，并不意味着无地域民族差异的大一统文化的建立和民族本土文化的消亡。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景观，中外学者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全球本土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表征，文化的民族化和世界化以及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总是共生并存的。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下，中西方文化交流融通的节奏也日益加快。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中西方文化不断相互对话和渗透的历史。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属于世界文化的一种互补结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明因此就成为20世纪以来人文学科的热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便是在如此背景下成为被学界重新审视的领域。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是我国近三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课题。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对文化异质性的关注和强调。就中西方文论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学话语上是相异的。这种异质文论话语遭遇时会相互激荡碰撞，彼此之间相互对话并形成互识互补的多元共生态势，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美国学者厄尔·迈纳（El Mina）在其著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中成功进行了文学理论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尝试，探讨了中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跨文化互补路径。“跨文化研究是一种学理路径，能够变换视点和互为主客，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广阔的场域中进行审视考察。多元文化背景下中西方文论的对话方式及相关原则是跨文化研究的重点。”[2]

一、文化发展的“全球本土化”趋势和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与思潮进入了后现代，而格局和视野则进入了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是人类不断跨越制度与文化等社会障碍以及跨越空间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实现交流沟通以求达到更多共识和共同行动的过程。”[3]全球化的发展主要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而逐渐深入的，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化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的。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共存共生关系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联结在一起，任何国家、文化或个人都不可能孤立生存或绝对自立生存。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的全球化和多元化。文化的全球化是一种兼具同质化和异质化的过程，是异质文化相互交融实现新的文化创生过程。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彼此互动日趋密切，无论是造成文明冲突或是促成文明交流，每一种文化传统总是而且必须与其他文化传统进行交往，迈向多元“他者”的文化传统，从而最终达至相互丰富。“全球本土化”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文学是文化的表现，本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学研究领域，打破不同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以一种跨越式的眼光审视文学，从而形成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文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是以近百年来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汇为基础的文学研究，主要探讨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间如何实现文学的理解与沟通。跨文化研究的最大特征就是整体主义立场和对话精神。异质文化间的文学交流融会和冲突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生。中西方文论由于文化的异质性必然属于异质文论，异质文论间的对话能够相互激活启发，从而促使文论新质的产生。异质文论间的相互激发应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上接受外来文论的影响，立足点和最终归宿应是本土文化。异质文化间文学比较的“跨越性”要求在文学研究中必须进行跨文化比较。跨文化研究从文学中获得对“他者”文化的认可,体认相异文化的文学映射,并在跨越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互识互证。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追究在文化交流中文学的流变和在文学互动中文化的映象以及在文学文化交流中的形式与功能因素。跨文化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主体间性、文化间性和文本间性等层面的研究。“主体间性”强调不同文化主体间的跨文化理解与阐释，注重研究主体与世界及作品间的主体间性关系。文学理论的“文化间性”研究则强调文学的跨文化对话与审美交流，注重研究文学的跨民族欣赏和跨语际传播等外部问题。文学理论的“文本间性”强调相互开放基础上所达到的跨文化交融会通，重点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作品间的挪用引用等问题。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是在多元文化中寻求文学理论创新转型的拐点。“文学在各种文化中有着较多的共同层面，它一直处于文化的前沿，能够实现不同文化学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同文化的文学间性则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必须要打破文化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界限和樊篱。每种文化的文学艺术思想在多元开放的场域中，都能够包容进来并且拥有自己的合理定位，同时在共通性基础上与‘他者’文化进行有效的沟通对话。”[4]跨文化研究是厄尔·迈纳强调最多也是实践最成功的理念。迈纳认为跨文化研究就是考察不同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的各种可能性作出充分的探讨，最终能够通过跨文化研究建构一种世界性文论。跨文化研究突破了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主张从二元世界转向多元世界，认为文学比较应在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场域中进行。跨文化研究拓展了多元文化间文学比较的途径，有利于新文学观念的建构。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文化的趋同化和多元文化的共生互补是并行发展的。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要通过对话研究和双向阐发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汇通中寻找新的文学观念生长点。

二、多元文化主义格局中的他者映像: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策略

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这是一种“格式塔”（Gestalt）的转型过程。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Tylor）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中曾经把“文化”定义为“复杂的整体”，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在其著作《文化模式》中也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认为所谓整体并不单纯是所有部分的总和，而是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的结果，它所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实体。在当今全球文化整合时代，存在着单一与多元以及本土与全球等要素之间的张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在文化层面上的主要策略就是全球文化整合。全球与本土相互建构，从而形成全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化和比较文明已经成为时代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比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的主要着力点就是越界和沟通。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性的文学研究，根本属性就在于其跨越性。在这些跨越性中最基本的应该是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

1.中西方文学理论跨文化研究的“间性研究策略”

“间性理论”是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首次提出的。20世纪以来“间性理论”已经触及到哲学、美学与文学等各类人文学科。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继语言间性和主体间性后提出了“文化间性”这一文化哲学术语。间性思维模式应用于文化学领域便派生出“文化间性”问题。“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理论则为文学理论研究拓展出新的研究维度和研究视野。“文化间性”是主体间性问题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表现出文化的共生共存和交流互识等特征。“文化间性”从共时性层面来看，就是多元文化间的主体间性。多元文化共在的“主体间性”，强调主体与主体互为条件的共在。“文化间性”讲求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共存共生，自我文化的建构离不开他者文化，不同文化的共在是文化间性的存在前提。不同文化的杂语共存，强调异质文化互为条件，在对方存在中反观自我。多元文化间的对话交流，形成沟通共识和求同存异的状态。异质文化间性中的对话交流使不同文化得到自识和互识，在坚持自我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并与他者文化融汇整合生成新质文化。不同文化间的互识互补和融合生成，促进了总体文化和自我文化的发展进步。任何特定文化都具有相对性，都保留着恒常开放的空间并向彼此开放，也向未来的可能性开放。间性理论向比较文学领域的渗透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间性理论强化了比较文学的对话性质，拓展了比较文学的文化边际。中西方文论的间性研究应该是从新的视阈探讨跨文化和跨国度的文学理论间的共同文学规律，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中西方文学理论异同的辨识力。文学的“主体间性”只能在文学交流的审美实践中获得，“主体间性”所指向的是使文学解释具有普遍有效性与客观性以及共同美感的特质。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将两大文化系统的文学进行相互观照，对双方的文学理论做寻根式的深层解读。当前世界文化格局发生普遍变化，文学现象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日益激烈，剖析文学与文化现象的最佳路径就是进行跨文化研究，它可以帮助世人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文学理论的跨文化间性研究，拟从全球场域建构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从诗学理论的普适性出发探讨世界各民族国家文学的共同规律。要求建构起独特的文论话语体系，以实现文学理论间的平等对话，拓展了中西方文论研究超越融合的路径。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要求必须超越原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将文本纳入到多元文化体系中进行全面观照。跨文化的间性研究则为文学理论的世界性建构提供了学理基础。

2.中西方文学理论跨文化研究的“外推策略”

“外推策略”是西方学者弗里茨·瓦尔纳（Fritz Wallner）首次提出的，当时只是作为科技整合研究的认识论策略。后经过华裔学者沈清松（Vincent Shen）的修正，并把它扩展到文化交流和宗教交谈的领域，进而成为跨文化哲学的研究策略。[5]所谓“外推”主要是指走出自我封闭的空间并走向多元他者的行动，从一种文化场域走向另一种文化场域。这种“外推”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之中，也因此能够应用到文化交流和宗教交谈之中。所谓的交流与交谈则可以视为一种相互外推的过程。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是一种文化交流与沟通，“外推策略”也可以运用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之中。跨文化研究首先必须先有“语言习取”，也就是学习和运用他者的语言或可以懂的语言才能进行“外推”。因此“外推”的第一步是“语言的外推”，就是把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论述或语言翻译成其他文化传统的论述或语言，或其他文化传统所能够理解的语言，看它是否能够借此获得理解。外推的第二步是“实践的外推”，就是把民族文化场域中的文化价值和表达方式，从其原先的文化场域或实践组织中抽取，旅行到另一文化场域或实践组织中，看其在新的场域中是否仍然是可行的和可以理解的。在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跨文化外推实例，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就是其中一例。佛教源自印度，其后传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儒道释三大主要哲学与宗教传统之一。由此可见，“外推”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研究策略，不仅适用于不同学科间的互动，也同样适用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外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跨文化互动中最起码的要求。文学理论跨文化研究的“外推策略”主要包括“文化翻译”和跨文化阐释。在跨文化研究的“外推”步骤中，最基本的应是“语言的外推”，这种“语言的外推”从某种层面上说就是“文化翻译”。“文化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在其著作《翻译研究》中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并提出了“文化翻译”的理念。[6]作为一种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文化翻译”是以人类学的文化理论作为基础的，它承认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同文化共处的前提条件。“文化翻译”本质上就是文化的对话与构建。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也认为“文化翻译”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位。“文化翻译”不是专属于特定学科领域和特定范畴的话语。“文化翻译”强调翻译过程中文化意义的传达，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文化塑型的力量。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翻译”则取翻译原本的“移动”之意，与“文化杂合”及“文化离散”同义，表现出后殖民语境中的一种文化生存状态。苏珊·巴斯内特与美国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其合著《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认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拥有共同的研究议题。翻译的目的在全球化语境下，不仅是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与传播。通过“异化翻译”认识理解和吸收异质文化，将极大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内涵。从“文化翻译”的视角来看，文化交流整体趋同过程应该是双向和多向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应该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的。跨文化研究的外推策略主要就是“文化翻译”，中西方文论在这种跨文化的阐释中“互为镜像中的他者”，并分别以“主位”与“客位”的视角来审视自我与“他者”，从而走向双向交流互动的“第三空间”。跨文化阐释是中西方文论最终走向世界文论和总体诗学的有效策略。在这种全球场域中，世界性诗学体系才能够得以建构和发展。

三、“总体诗学”的建构：中西方当代文论全球化发展路径

荷兰著名学者杜威·佛克马（Douwe W.Fokkema）认为：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在当代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的概念。在世界文学研究中，佛克马尤其注重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和普世价值，他在阐释世界文学的二重性时也强调了世界文学的普世性与相对性。[7]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霸权意识的急剧膨胀，西方文学与文化以强势话语开始向东方以及第三世界扩散。西方文学在此语境下，就是世界文学的代名词，在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其他文学处于被动的边缘化境地。文学一元化模式及其西方文化发展危机唤起了世人在文化上的民族意识。重新审视民族文化价值，倡导“文学多元化”，以独立身份参与到文学理论建构中，构建起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经成为学界的共同目标。这种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建构，反对以一种文化价值标准作为绝对的真理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优劣，强调民族国家间文学的独特性与共存性。文学最能表现独特的民族精神内涵，是民族国家的生存方式和心理性格等长期历史积淀的反映。文学同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审美层面来揭示人类的共同特征，民族性的文学因此而具有了世界性的特征。只有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吸纳不同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文学才能保持其强大的发展动力，真正成为世界性的文学。

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学理论都必须从其他文学理论体系中获取促进自身发展的动力，都不能在完全封闭的体系中发展。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是以跨越性视阈审视和考察不同民族文学理论的独特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更为广泛的普遍有效性。跨文化间性研究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与策略，这种多元文化构成的语境必将使中西方当代文论走向新的整合。“总体诗学”是一种为各民族国家广泛接受并具有世界性解释能力的文学理论。“‘总体诗学’作为一种现实的诗学目标进入到世人的学术视野，至今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总体诗学’是作为比较文学乃至整个文艺学学科的终极研究目标而设定的，它是一种诗学的基本构想。”[8]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总体诗学”的建构不是在某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与诗学基础上的扩张，而应是立足于世界上不同文学和诗学体系基础上的一种整体性建构。“总体诗学”的建构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存在着不同的实践偏重。引入“他者”和跨文明的场域建构是西方文化语境中总体诗学建构的突破口。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讲，中国文化语境中“总体诗学”建构的立足点则是寻求诗学话语的自我身份并形成对非西方文化诗学话语的多元关注。“总体诗学”是世界各民族文学观念的视阈融合，跨文化阐释使世界性诗学体系的建构成为可能。

结 语

概而言之，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世界越来越呈现为文化世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则是多元文化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共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全球化与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文化全球化是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展现，强调文化表现领域的全球性和不同文化碰撞的全球性。中国学者渡虎谷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一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使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联系空前增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呈现出整合生成的特征。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是不可能完全被改变的。正如霍米·巴巴所说：任何弱小文化或者群体文化都是一种不断开放生成的体系，不能借文化多元化或多样化之名将人类不同的文化同质化。[9]本尼迪克特也认为文化是通过民族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使该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行为活动和思维模式。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最终将形成一种各文化主体相互依存的有机文化整体。在这种文化有机体中，全球整体文化和民族文化在文化一体化和多元化的作用下，将会发生变化并进行各种交融创新，最终形成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关系，实现文化全球化的整体发展。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备受关注，比较研究可以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西方文论的比较研究则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构成部分，其根本点就是对话。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要求在文化间性话语下，把文学理论研究放在跨文化互动对话中进行。跨文化研究既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中西方文论发展的必然取向。总体诗学是比较诗学更高学术层次的发展，建构普适性的总体文论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学人共同的诗学理想。

[1]王卓君.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3(9):19-23.

[2]李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2008(4):25-28.

[3]王俊华.全球化概念及其历史进程刍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1-23.

[4]乐黛云.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J].东方论坛,2007(2):55-59.

[5]沈清松.跨文化哲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3-77.

[6]段峰.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述评[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9-91.

[7]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G]∥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23-125.

[8]杜吉刚.总体诗学问题：障碍、挑战与未来[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7(5):12-16.

[9]单波,姜可雨.“全球本土化”的跨文化悖论及其解决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