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与方东树交游述略

2015-04-02 00:51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2期
关键词:桐城派交游

刘 振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姚莹与方东树交游述略

刘振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230039)

摘要:分析了清朝中后期桐城派作家姚莹与方东树在时代变迁之际的交游状况,通过他们的文集、书信、诗稿等文献资料探索了他们交往的心路历程,认为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与学术探讨对后代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桐城派; 姚莹; 方东树; 交游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作家队伍庞大,人数众多,交往密切。对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游进行研讨,既是桐城派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梳理桐城派发展脉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笔者通过对桐城派中期两位名家交游情况的探究,揭示桐城派演进过程中,同门师友间相互砥砺、相互关怀的影响和作用。

一、 姚莹与方东树生平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起,历任平和、龙溪、台湾、武进等县县令。后被督抚陶澎、林则徐推荐,入朝为官,擢升淮南监掣同知,护理两淮盐运使。道光十八年(1838),派任台湾兵备道,任上积极抵抗英军侵略者,战后遭诬“冒功杀俘”,旋即贬官四川,再罚入藏。1851年咸丰帝即位后,重新起用,任湖北武昌盐法道。不久,擢升广西、湖南按察使。姚莹曾侍从姚鼐学习古文,在诗文、义理、词章等方面,造诣极深,作品宏富,著有《中复堂全集》,其中以《康輶纪行》一书最为著名。姚莹身处时代变迁之际,一生崇羡贾谊、王阳明,注重经世致用,文章立论深刻,能够指明时事利害。因此,也成为近代中国早期“睁眼看世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曾自号“仪卫老人”,安徽桐城人。亦随侍桐城文派集大成者姚鼐学习古文,深得真传,人称“姚门四杰”之一①最早提出“姚门四杰”之说的是姚鼐侄孙姚莹,他说:“余谓若吾桐方植之东树、刘孟涂开、上元梅伯言曾亮及异之,皆惜翁高足,可称‘四杰’”(见《中复堂全集·后湘二集》卷四《感怀杂诗》注)。另一说指姚莹与“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并称‘姚门四弟子’”(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他游历四方,佐幕讲学,传播桐城派文法,晚年居家十年,培养众多桐城本籍优秀生徒,为地方教育发展和桐城文派的承续,做出积极贡献。方东树尊崇程朱理学,关心国家命运,勤奋著述。主要有《汉学商兑》《书林扬觯》《昭昧詹言》《考盘集》《半字集》等。

姚莹和方东树既是同乡,又师出同门,二人互相倾佩才华,志趣相投,情谊深厚。虽然两人都是长年在外奔波,但仍然通过书信、诗文唱和,互相交流问候。偶尔相聚,把酒言欢,无所不谈,只恨时间飞逝,相聚时短。姚莹和方东树交游频繁时期,正值中国社会时代变迁之际。在学界,汉宋之争异常激烈;在政界,传统封建王朝正走向没落;军事上,仍以冷兵器为主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撬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就在这一时期发生。姚莹和方东树作为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顺应时代变迁,审时度势,以文载道,对桐城派的传衍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姚、方二人交游经历

姚莹和方东树的交游,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透过他们的文集、书信、诗稿等文献资料及同时期文人著作中关于二人交流的记录,考述他们的交游脉络,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旨在为学术界研究姚莹和方东树提供新的视野。

1.早年交游(姚莹任台湾道之前的交往)

姚莹与方东树结识时间在嘉庆十一年(1806),地点是在安庆敬敷书院,据姚莹之子记载:“惜抱先生主讲敬敷书院,府君岁试居院中,先生与言学问文章之事,始得其要归而为之益力。家多藏书,皆薑坞府君所丹铅。府君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宏伟,与同里朱歌堂(雅)、方植之(东树)、徐六襄(璈)、左匡叔(朝第)、方竹吾(秉澄)、光栗园(聪谐)、刘孟涂(开)、朱鲁岭(道文)为文章道义之交。”[1]4284可见姚莹与方东树是因求学于姚鼐而相订交*姚莹与方东树是同乡,他们在此之前是否认识,难以考究。由于二人年龄相差13岁,即使认识,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订交。因此,我们认为二人真正意义上的订交,应从此时算起。。姚莹、方东树与同里好友经常往来聚游,诗文相和,姚莹曾说:“嘉庆十一、二年间,则有李海帆、朱歌堂、方植之、马元伯、左匡叔、俆六襄、张阮林、刘孟涂、吴子方、光聿园、朱鲁存,此十数人者,皆以文章道义想取。余时年略少,每与往来,觞咏其中,以为竹林之游无以过也。”[2]此后,姚莹往金陵求学,到京师赴试,方东树也在外地奔波。

嘉庆十四年(1809)七月,姚莹抵达广东,入两广总督张百龄幕中,后因与幕主在对待招降海寇张保一事上意见相左,而郁郁不得志。其间方东树《寄姚石甫粤中》之二对姚莹表示关心:“战舸黄龙出海疆,幕中草檄迟才良。跳梁不用平戎策,且献铙歌短吹章。”[3]49此后五年多时间,他们之间应当没有见面及书信往来,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底,他们在桐城相聚。方东树在《送石甫入都赴选》的诗中,曾说:“五年恨别空缄字,十日论文共举杯。归及梅花开庾岭,去看芍药满丰台。石甫以除夕日自粤抵家。”嘉庆二十四年(1819),姚莹赴台湾县任职,曾邀请刘开、方东树到台湾观政,但二人皆因事耽搁而未能成行[4]。

道光元年(1821),方东树为姚莹文集作序,称“石甫平居以贾谊、王文成自比,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可见姚莹所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对于姚莹的文章学术,方东树备加推崇,他说:“余观其义理之创获,如浮云过而觌星辰也;其议论之豪宕,若快马逸而脱衔羁也;其辩证之浩博,如眺冥海而覩澜翻也……使人读其文如立石甫于前,而与之俯仰抵掌也。”[5]172道光五年(1825)姚莹由福建回乡,途中向在广东的方东树寄送《夏寒行寄方植之》一诗,诗中写到以前的许多好友都已经离世,伤感之情流露无遗,同时希望与方东树能够再次相聚,“问君何日得归来,握手一恸还相庆。莫教死后空衔哀,幸及生前勤问讯”[6]。道光十一年(1831)春,姚莹和方东树及诸多友人在桐城聚首论道[3]123,这次会面比较短暂,姚莹在二月二十四日就从家乡赴京,随后方东树亦“主宿松松滋书院”[7]。道光十三年(1833),姚莹在武进县任职,方东树应邀到武进编校姚范的《援鹑堂笔记》,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编校完毕,才与姚莹分别。其间,姚莹先后移官元和令、淮南监掣同知,方东树皆随同前往。道光十七年,方东树赠诗姚莹,对盐政提出建议:“江南多巨政,盐策制用关。体大弊亦大,由来非一端。万私纷窦目,一利为之门。……我欲进此论,文学同虚欢。”[3]156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可见,姚莹、方东树早年交游,主要表现在畅叙乡情、诗文唱和、时势探讨等方面。

2.中期交游(鸦片战争前后的交游)

道光十八年(1838),姚莹莅任台湾道,这是他第二次到台湾为官,姚莹第一次在台湾为官,主要是处理保境安民的“内政”问题,而此次姚莹把目光更多投向的是反侵略的施政举措。在对待吸食鸦片的问题上,姚莹云“昨奉宪行黄鸿胪请加重食烟人罪名,职道业已遵议详复”[8],“方今中外汲汲,莫不以鸦片、夷务为事矣!夷人数十年诡计,一旦为天朝烛破,严定吸食贩卖科条,自王公以及士庶,轻者徒流,重则论死,盖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瞆也”[9]。方东树在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化民正俗对》中说:“故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食者。欲严治食者,则莫若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其属不许相往还。”[10]可见,他们都是持厉行禁止吸食鸦片的观点。面对英国侵略者侵犯,姚莹带领台湾兵民积极备战,“相度形势,添设砲墩、巡船,雇募鄉勇、水勇,沿途传见绅耆等,谕令各庄团练壯勇”[1]4308,方东树在《寄姚石甫观察台湾》诗中,对其备战抵御外敌亦深感称赞。道光二十二年(1842)姚莹在给方东树的回信中,对方东树的文章学术备加赞赏,并探讨时政,“足下书皆卫道,见真语确,多前儒所未发,高、顾群公固不及之,即阳明亦未必不以为畏,岂待后世有子云耶?然所论辩,皆在学者用功著力处,苦心苦口,开悟来兹 ”[11]494。次年四月,姚莹在《再与方植之书》中,提到自己在台湾殚心竭虑治兵理政,却受到他人诬陷而将要回到内地接受审讯*此为震惊道光朝的“台湾之狱”案件。鸦片战争期间,姚莹带领台湾兵民挫败英军侵略,《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代表璞鼎查声称到台湾的船只为商船,指责达洪阿、姚莹妄杀英人,清政府迫于英军压力,而将姚莹等人解京审查入狱。,并在文中表明自己心志,“但愿委身法吏,从此永靖兵革以安吾民,则大幸耳。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是非之辨,何益于事!古有毁家纾难、杀身成仁者,彼独非丈夫哉”[12]。五月,姚莹作《又与方植之书》,对方东树的“义理之功”表示钦佩,并就“心性”问题进行讨论。信中还写道:“莹现所处,人皆以为患难。莹曰非也。患者,利害得失之谓;难者,困穷阸塞之事。此皆外物,无与干己。譬如风雨晦明,其实则然,而非我事。”[13]497从中可以体会到姚莹对待身处逆境的一种达观超然心境。随后姚莹入刑部狱,入狱六天之后被放出来,方东树得知其出狱消息后,作有《寄饯石甫》《喜闻石甫释罪出狱,用东坡西台诗句示伯符》《石甫蒙恩释狱,诏发往四川以同知知州录用树作诗送行》等诗作,表达自己牵挂朋友的真挚情谊。

3.晚年交游(姚莹获释后的交游)

姚莹被发往四川之前,曾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請假回籍省墓,十一月抵里”[1]4316,直到次年三月十五日离开家乡赴四川。这段时间,他与方东树曾短时间相聚。方东树作有《石甫蒙恩释狱,诏发往四川以同知知州补用,于甲辰二月由里赴蜀》《重送石甫即用其留别诗韵》等送别诗。姚莹在临行前,赠与方东树数百金以为生计,方后来得知姚莹使乍雅,又把此款归还姚莹家人[14]96。姚莹六十岁时,方东树作《姚石甫六十寿序》,称赞姚莹治学、孝亲交友、为官理政都是出于“实心实理”[15]。方东树晚年时期,对于佛学有所研究,而姚莹也与其进行探讨。道光二十六年(1846),姚莹作《复光律原书》,谈到了方东树的佛学问题,文中还说他把《康輶纪行》书稿寄给方东树,方看后认为此书“当有水火相济之益,似不致以水济水耳”[16]509。道光二十八年,姚莹在《方植之金刚经解义十种书后》中,阐述方东树研究佛学只是“自吐其胸中所得,借佛以发其意”[17],揭示方东树著佛书的真正意图,一语道破天机,可谓知己知心。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底,姚莹回到家乡,与方东树等诸多同里好友多次相聚,不乏往来诗文唱和。咸丰元年(1851),姚莹被派往广西赞理军务,方东树亦将往祁门东山书院讲席,临行前,同里友人为他们送行,方东树先后作有与之相关的纪事诗。其中有一首为《咸丰元年二月,予将赴祁阊,石甫蒙特旨简放督理湖北全省盐法道,过家赴任。余时年已八十,未卜后此能复见否,相与惜别,口占三绝句为赠》,方东树对于此次与姚莹分别,今后能否再相见,似乎已经有所预感。 五月下旬,方东树卒于东山书院,次年年底,姚莹亦卒于湖南按察使任上*姚莹病逝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历是1853年1月24日。。两位桐城派大师为教育、为国事,长恨他乡,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三、 姚、方二人交游的影响

姚莹与方东树从嘉庆十一年(1806)在安庆敬敷书院订交算起,其交游一直持续到方东树生命的尽头,长达45年之久。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同门,因此相聚的次数比较多。即使后来为了各自的前途与生计在外奔波,但他们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在这些频繁的交流中,他们探讨诗文学术、国政时势、国患民忧,也有彼此遇到困境时而相互关心、相互砥砺,以及提携后学的高尚情怀。

1.对学术的探讨加深各自对有关问题的认知

清代中后期,在学术上出现了汉宋之争的局面。姚莹发展了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的治学思想,认为为学要端有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四者要融会贯通。姚莹虽然对汉学家指斥宋学感到不满,但并没有完全排斥汉学。方东树亦持相似观点,如方东树在《汉学商兑后序》中,阐明汉学与宋学的辩证关系,“吾常譬之,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菑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弃于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18]。二人对于彼此的学术文章也是相互赞赏,姚莹认为方东树的作品“书皆卫道,见真语确,多前儒所未发”[11]497。方东树认为姚莹的文章能够“自抒心得,不假依傍”[5]172。但有时二人对于学术上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见解,如姚莹在《与方植之论陶渊明为桓公后说》中,就方东树坚持陶渊明非桓公后代而表示不同的意见,“足下知其不辞不确,犹取渊明非桓公后一语,非莹所敢安也”[19]。这些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不仅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反而加深他们各自对有关问题的认知,促进了彼此认识的提高。

2.对时势的探讨使各自所学能够体用兼备

姚莹“平居以贾谊、王文成自比,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5]172,他在广东游幕时期,就已经确立了经世的思想[20]。姚莹在为官期间,方东树多次与其探讨时政,方东树在《答姚石甫书》中云:“石甫所以治之者为猛为惠,为愧厉,为整齐,必有定见。然愚意则欲石甫以管子四维先之,使知尊亲也。”[21]姚莹在淮南监掣同知任上,方东树向姚莹提出自己对盐政的建议,以便姚莹施政时参考。早在嘉庆二十四年,姚莹刚赴台湾县任,就曾邀请方东树到台湾“观政”,只是由于当时方东树在粤东修志书,而没有去台湾。姚莹与方东树虽然皆习于义理之学,但在时代变迁之际,二人的思想并非因循守旧。姚莹早期曾在广东游幕,后又多年在福建、台湾等沿海地为官,能够较多的接触外界,因此其视野广阔,也成为中国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方东树一生虽未为官,但其多年客居广东,其对国势、时势也有所了解,并高度关注。在“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16]509的时候,姚莹却认为“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覆辙为美谈也”[16]509。当姚莹把《康輶纪行》寄给方东树看时,方认为其书“当有水火相济之益,似不致以水济水耳”[16] 509。

姚、方二人既探讨文章学术、国家时政,也相互关心生活、相互砥砺志向和提携后学。方东树一生较为贫困,姚莹曾在出往乍雅前赠给方东树数百金,以解燃眉之急。在道光三十年(1850),姚莹曾向安徽巡抚举荐方东树为孝廉方正,方因自己年龄大,而没有接受举荐[14]96。姚莹在台湾蒙冤之时,联想到方东树一生的遭遇,寄给方东树一封书信,意在相互勉励,“翁年七十有二,生平未尝处一顺境,鉴以磨而愈光,金以錬而益坚。是天之所以生翁者,原不在穷通得失,而非尽历奇穷拂逆,恐用功不能若是。”[13]497在姚莹出狱之时,方东树作有大量与之相关的诗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恨与喜悦之情。二人在在提携后学方面亦有影响:道光二十八年(1848),通过方东树的引荐,胡抱真向姚莹执弟子礼,“先生自戊申归里,咨后进,方植之先生以抱真名告。先生亟欲枉驾,先君子以其为乡贤,命抱真执弟子礼以见。”[22]

姚莹、方东树是桐城派中后期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勇于创新,因时而变,对桐城派文论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正如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所云:“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23]这一评价是极为中肯的。

参考文献:

[1] 姚濬昌.中復堂全集附錄.年谱[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4.

[2] 姚莹.北园宴集诗序[M]∥姚莹.东凕外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390.

[3] 施立业.姚莹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 2004.

[4] 姚莹.祭刘明东文[M]∥姚莹.东溟文集: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385.

[5] 方东树.姚石甫文集序[M]∥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72.

[6] 姚莹.夏寒行寄方植之[M]∥姚莹.后湘二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646.

[7] 吴洪泽,尹波,舒大刚.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44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165.

[8] 姚莹.复钟制府言事状[M]∥姚莹.东溟文后集: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441.

[9] 姚莹.复邓制府言夷务书[M]∥姚莹.东溟文后集: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484.

[10] 方东树.化民正俗对[M]∥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28-129.

[11] 姚莹.与方植之书[M]∥姚莹.东溟文后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2] 姚莹.再与方植之书[M]∥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497.

[13] 姚莹.又与方植之书[M]∥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497.

[14]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M]∥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96.

[15] 方东树.姚石甫六十寿序[M]∥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267-268.

[16] 姚莹.复光律原书[M]∥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509.

[17] 姚莹.方植之金刚经解义十种书后[M]∥姚莹.东溟文后集: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527.

[18] 方东树.汉学商兑后序[M]∥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74.

[19] 姚莹.与方植之论陶渊明为桓公后说[M]∥姚莹.东溟文后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427.

[20] 施立业.姚莹与桐城经世派的兴起[J].清史研究, 2004(2):27-33.

[21] 姚莹.答姚石甫书[M]∥姚莹.东溟文后集: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232.

[22] 姚莹.附胡抱真跋语[M]∥姚莹.中复堂遗稿: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754.

[23] 方宗诚.桐城文录序[M]∥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43.

【责任编辑王立坤】

Friendship between Yao Ying and Fang Dongshu

LiuZ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The companionship between Yao Ying and Fang Dongshu,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ongcheng School in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is analyzed.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literature of their corpus, letters and poems, the process of their interaction are probed into.It considers that, the emotional and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m had a major impact on later acade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Tongcheng School; Yao Ying; Fang Dongshu; companionship

作者简介:张兆龙(1985-),男,山东潍坊人,云南大学讲师。 刘雅静(1980-),女,吉林辽源人,沈阳大学讲师,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TY019);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11FTY002 )。

收稿日期:2014-10-13 2014-11-14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464(2015)02-0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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