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蟾传记的小说化探究

华 云 松

(1.沈阳大学 师范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1; 2.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刘海蟾传记的小说化探究

华 云 松1,2

(1.沈阳大学 师范学院, 辽宁 沈阳110041; 2.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110036)

摘要:介绍了刘海蟾其人及其传记,认为其传记体现了史传实录性与传奇小说虚构性的双重特性,具有鲜明的小说化倾向。同时指出,关于刘海蟾被度化的事迹记叙体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象征性表达。对刘海蟾修道、证果、布道的记叙,则以诗化的语言、诗化的形象,体现了对生命理想的别样追求。在丘处机道风盛行辽东的历史中,具有小说虚构色彩的刘海蟾传记亦当与有功焉。

关键词:刘海蟾; 传记; 小说化

刘海蟾,宋元全真道北五祖之一,道教史上著名的“活神仙”,与辽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术界对其传记只停留在材料引用层面,更无对其传记小说化现象的研究,今对这一文学现象加以探究,不仅有利于辽宁古代文学研究的拓展,更有利于深入探索中国叙事文学的民族特性。

一、 刘海蟾籍贯及传记考

刘海蟾,历史上有刘操、刘元英、刘玄英、刘海蟾、海蟾子等多个称呼,皆指一人。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云:“刘玄英,字宗成,号海蟾子,初名操,字昭远,后得道改称焉。燕地广陵人也。一云大辽人。”[1]382另据对燕地氏族的考证,有对刘元英为辽广宁人的记载[2]2331,对辽进士的记载中也有刘元英,文云:“广宁人,即显州,初名操,以明经擢进士”[2]3559。广宁,即今辽宁北镇,可见,刘海蟾当为辽宁人。

这样一位来自于辽宁地区的道教神仙人物,其传记主要见于以下诸作:元代的《金莲正宗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明代的《列仙全传》。《金莲正宗记》为元樗栎道人秦志安所编,作于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3]431;《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为元代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赵道一编集,作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4];《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为元刘志玄所撰,作于元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3]1586;《列仙全传》为明“玩虎轩”书坊主汪云鹏首刊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5]。上述作品记叙刘海蟾得度、修道、证果、布道的全过程,只是在内容细节上略有出入。从性质来看,这些作品均属于神仙传记。

中国的小说与史传本来关系密切,神仙传记更以其记叙对象的特殊与小说较为贴近。早在晋代,干宝即指出《搜神记》可“游目寓心”[6]25,又有创作年代不确定、托名郭宪的《洞冥记序》,亦认为道书有非同政教的“浮诞”特色[6]29,上述对神异内容娱乐性、虚构性的认可,间接印证了神仙传记与小说的密切关系。但神仙传记的作者,尤其是宗教人士,多认为所传人物为实有,如郭璞之于《山海经》、葛洪之于《神仙传》、干宝之于《搜神记》,皆认为神道不诬。上述刘海蟾传记的作者亦持此论,认为刘海蟾修道成仙事为史实,为之作传,当有以海蟾为后世修仙典范之意。詹石窗认为:中晚唐五代神仙传记由于其宗教性的实录追求,“同那些以虚构为主要原则的传奇小说区别开来,成为历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相交叉的一个中间地带”[7]。刘海蟾传记不仅体现了宗教徒视角的史传实录性,而且具有传奇小说的想象虚构色彩,史传的实录性与小说的虚构性在宗教的层面上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使作品具有“实录”与“虚构”的双重杂糅特性。也正因如此,刘海蟾传记笼罩着一层神秘化的轻纱,具有明显的小说虚构化倾向。

二、 现实人生的象征性表达

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刘海蟾“以明经擢第,仕燕主刘守光为相。素喜性命之说,钦崇黄老之教”[1]382。刘海蟾仕刘守光,是其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其被度化与这一段经历有直接的关系。关于刘海蟾被度化的事迹,《金莲正宗记》云:“一旦,有道者来谒,邀坐堂上,以宾礼待之。问其姓名,默而不答,但自称正阳子,愿乞鸡卵十枚,金钱一文。安金钱于案上而高累十卵,危而不坠。海蟾叹曰:‘危哉！’先生曰:‘相公身命俱危,更甚于此。’海蟾顿悟。先生乃收卵而藏之,擘金钱而弃之。遂辞而去。”[8]347这一段文字生动刻画了正阳子(即钟离权)度化刘海蟾的深刻、机变,一句“相公身命俱危,更甚于此”已颇可点题,结尾先生收卵而藏、擘金而弃更是引人深思,其后的《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与此文基本相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则进一步通过人物语言点明题旨,文云:正阳子累十鸡卵于金钱之上,“若浮图之状,海蟾惊异之,叹曰:‘危哉！’道人曰:‘人居荣禄之场,履忧患之地,其危有甚于此者。’复以尽其钱,擘破为二,掷之,遂辞而去,海蟾因此大悟。”[1]382明代《列仙全传》与此文完全相同。这一段文字将荣禄之危点出,直指现实人生的危难,虽无《金莲正宗记》的韵外之致,倒也符合道教的宣教主旨。

上述事迹很容易让人想到《韩非子·十过》中“危如累卵”之说,虽刘海蟾是否受正阳子度化、当时正阳子是否以危如累卵为喻,这些已皆不可考,文中却体现了典型的小说象征性笔法。如上文所述刘海蟾传记皆提到其为相之事,《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以其为辽上相,其余诸记皆言其为燕国之相,燕相说亦为学界多数所采纳,而燕后亦为辽所有,燕相说更合理。据《资治通鉴》,刘守光于后梁乾化元年(911)八月自号大燕皇帝,乾化三年(913)刘氏燕国即为晋王所灭,次年刘氏为晋王所杀,则刘海蟾若当相,亦应在911与913之间,其形势对于刘海蟾来说,确实相当严峻。他所服务的君主刘守光为极恶之人。后梁开平元年(907),刘守光在战乱中囚禁其父刘仁恭,自称节度使[9]3308,次年,刘守光在与其兄刘守文的军事对抗中侥幸得胜,又将其兄“囚之别室”[9]3322,乾化元年(911),刘守光克沧州,“自谓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诸铁笼,以火逼之;又为铁刷刷人面”[9]3333。当刘守光将称帝时,将佐多窃以为不可,谋士孙鹤强谏,刘守光大怒,“令军士剐而啖”,“鹤呼曰:‘不出百日,大兵当至。’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斩之。”[9]3334这样一位残暴的军阀,称帝后的第二年即为晋王手下大将周德威所败,被“斩首三千级”[9]3340,次年求降无望,求援于契丹无果,终为晋王所杀,其称帝只两年。若刘海蟾为刘守光之相属实,则刘海蟾的生存状况确实“危如累卵”。

在上述刘海蟾传记中,并未有对刘守光政权的介绍,但正阳子在劝诫刘海蟾时,不仅继承了韩非子危如累卵之说,而且创造性地以十卵积累于金钱之上,恰好形象地象征了刘海蟾为燕相富贵背后的险恶——君主残暴、列强环伺,从而自然引发了刘海蟾对现实的彻悟与出离。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刘海蟾列传对现实的影射具有鲜明的小说虚构化倾向。

三、 生命理想的诗化渲染

在记叙刘海蟾修道、证果、布道的传记中,则具有一种诗意虚构的色彩,体现了神仙人物传记对生命理想的别样追求。

其一是以诗化的语言虚构成仙的境界,主要表现为在散文中穿插韵文,从而在韵散兼行中体现一种浪漫的出世情怀。韵文有广狭之分,广义上韵文与散文相对,凡是有韵的文体都是韵文,包括诗、词、及赋、颂、箴、铭、诔等[10]。除《列仙全传·刘玄英》之外,刘海蟾传记中有大量的韵文,如:《金莲正宗记·海蟾刘真人》和《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海蟾子》各有古体诗两首、近体诗两句、赞一篇;《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刘玄英》有古体诗一首、近体诗两句。刘海蟾传记篇幅短小,一般不超过五百字,在这样的文章容量中,韵文的使用就显得比较频繁了。大量的韵文,使刘海蟾传记具有明显的诗意色彩。在这些诗意的语言中,对成仙境界的刻画具有明显的想象性,现以上述刘海蟾列传共引之一诗分析之:“醉骑白驴来,倒提铜尾棅。引个碧眼奴,担著独胡瘿。自忘尘世事,家任葛洪井。不读黄庭经,岂烧龙虎鼎。独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请。欲携霹雳琴,去上昆仑顶。吴牛买十角,溪田耕半顷。种黍酿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古松阴,闲立白云岭。要去即便去,直入秋毫影[8]347。此诗为刘海蟾得道之后所作,与其说表现了一种修仙之乐,不如说表现了浓厚的隐居之趣,“欲携霹雳琴,去上昆仑顶。吴牛买十角,溪田耕半顷。种黍酿白醪,便是仙家景”更是将修仙的浪漫想象与隐居巧妙地融合到一起,体现了儒臣出身的刘海蟾对修仙之道的独特理解。赞末作者秦志安所附之小诗则体现了鲜明的出世情怀:“击碎珊瑚不相燕,归来高卧白云边。携琴直上昆仑顶,冷笑浮生尽小年。”[8]347此处“直上昆仑顶”比上文刘诗“欲上昆仑顶”想象虚构性更强。不过相较而言,刘海蟾之诗有一种出世不离俗世的通脱,其成仙的虚构想象是以现实为依托的,秦志安之诗则偏于出世的冷寂,其成仙的想象表现出对现实的弃绝,两首诗体现了不同的修道境界与诗意情怀。

其二是诗化的虚构形象,主要表现为对刘海蟾得道成仙后神通变化的形象塑造上。《金莲正宗记》云:刘海蟾得道后,“忽一日,于代州寿宁观,以墨水泼成‘龟鹤齐寿’四字,纳一丈余,并自写真于壁间。继有西蜀成都府青羊宫,以墨水泼成‘清安福寿’四字;代州凤凰山来仪观,泼成‘寿山福海’四字。三处相隔,不啻数千里,皆同日而书之,以表其神变无方耳。”[8]347分身度世,本是仙道小说常用的情节,列传此处更赋予刘海蟾度世以诗意虚构的色彩,以道观为背景,以书法为媒介,泼墨纵笔,所题之字又尽显仙家得道后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逍遥自在、福寿绵长,其境界正是世人迷恋又难以企及之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刘海蟾登仙尸解情状:“丹成尸解,有白气自顶门出,化而为鹤,飞而冲天。”[1]382千古艰难唯一死,而此处对死亡的描写则充满神异的浪漫,化鹤冲天的诗意形象,更是使死亡充满解脱的自由与愉悦。史传的笔法本易流于质木无文,但神仙传记的写作对象主要为得道成仙者,故其人物形象自然具有神异性,其形象塑造也就易具有虚构色彩。

四、 结语

吴光正认为:“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神话、政治宗教神话、道教神话、佛教神话以及民间宗教神话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规范,这些叙事规范后来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手段。对这些宗教叙事手段进行清理,可以揭示出古代小说作家的独特表达方式,可以提供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基本元素。”[11]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刘海蟾列传本身就具有道教神话性质,其中叙事的象征化与诗意化虚构特色,在后来的神魔、世情等古代小说中都是重要的叙事手段,这两大虚构特色也足可加入中国叙事学基本元素表。

《奉天通志·礼俗·神教》云:“唐奉老子为玄元皇帝,立庙致祀,其徒弥广,然皆蔓衍于东南。辽东自丁仙化鹤后,未之有闻。及丘处机至北京,其风始扇”,“今中国北部道流,皆其法嗣”[2]2272。刘海蟾及其小说化的传记虽不出众,然亦载于《奉天通志·人物·方外》卷,在丘处机道风盛行辽东的历史中,其人其传当与有功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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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卿希泰.中国道教:第二册[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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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

[7] 詹石窗.道教文学史[M]上海文艺, 1992:402.

[8] 道藏:第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9]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10] 李广宽.谈从用韵角度点校韵文[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865.

[11] 吴光正.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J].文艺研究, 2007(12):41.

【责任编辑田懋秀】

Novelization of Liu Haichan’s Biography

HuaYunsong1,2

(1.Normal School,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4, China; 2.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Liu Haichan and his biographies are introduced.His biographies reflect the faithful character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the fictitious character of legendary novels, which have distinctive novel tendency.The experience about Liu Haichan being enlightened reflects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of reality.The narration about Liu Haichan’s path of cultivation, attainment and preach reflects the different kind of life ideal by the poetic language and poetic image.In the history of Qiu Chuji’s spreading Taoist religion in Liaodong, Liu Haichan and his fictitious biography had some contributions.

Key words:Liaoning; biography; novelization

作者简介:孙志波(1987-),男,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JA740034)。

收稿日期:2014-12-08

中图分类号:K 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464(2015)02-02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