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阈下翻译研究译者主体性转向阐释

李晗佶,闫怡恂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哲学视阈下翻译研究译者主体性转向阐释

李晗佶,闫怡恂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阐述了哲学与翻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概述了西方哲学主体性思想的转向;分析了中西翻译史中的主体性转向,从翻译研究的阐释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女性主义学派与文化学派等视角对译者主体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发展进行梳理;最后提出了今后的翻译研究应开阔视野,基于哲学视阈下的研究新思路应引起重视。

哲学;译者主体性;主体;客体;转向

近年来,翻译研究的焦点逐渐转移到了对译者的探索上,翻译研究不同学派所提出的翻译理论都呈现出对“译者主体性”这一领域的浓厚兴趣。我国的“译者主体性”研究首先受到了西方译学研究转向的影响。随后,20世纪80年代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学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也促成了翻译界对译者主体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在近20年的时间里,国内翻译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果。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 (2005—2015)上以“译者主体性”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得到1 797篇期刊论文与1 306篇硕博士论文。国内的众多学者对“译者主体性”研究表现出了极大地热情,分别从阐释学,如屠国元,朱献珑(2003)、唐培(2003);生态翻译学,如胡庚申(2004)、王宁(2011)、王宏(201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如刘军平(2004)、徐来(2004)、李红玉(2009);伦理学,如孙艺凤(2003)、李庆明(2011);主体间性,如许钧(2003)、陈大亮(2005)等视角发表了其观点。但是,却鲜少有学者将其与“哲学”结合进行研究。以哲学的视角看待翻译研究的“译者主体性”转变与发展,会发现这种转向并非偶然,其实质与哲学研究本身的转向密不可分。关于主体性的哲学思考就奠定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层理论基础。

一、哲学与翻译学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与具体科学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各门具体科学是哲学的认识基础,而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讲的是普遍性和规律性,但是其实是在较小范围内的普遍性与规律性,而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遍性。哲学具有超验性、抽象性和凝固性的特点。这就告诉人们,如果仅从科学的角度看待世界,就不能对其有全面、立体的了解,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探究现实世界才能有全面、立体的了解,进而更加接近事物的真像以得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答案。

翻译行为历史悠久,就其本质而言又是十分复杂的一项人类活动。由于早期人们过于重视翻译的实践性而忽视相关的理论研究,翻译学一直未能取得与语言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同样的科学地位。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翻译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霍姆斯(James Holmes)于1972年发表的《翻译研究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提出了建立翻译学学科的构想,明确了翻译学的两个主要目标,即描写客观存在的翻译现象与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普遍原则[1]。自此,翻译学逐渐走向了科学化,也取得了其学科地位,成为了真正的一门科学。因此,翻译学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客体进行深入广泛的分析。哲学与翻译学的融合会给翻译学带来全新的发展平台。翻译学与哲学有着水乳交融、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传统的经典哲学还是现代的分析哲学,都涉及了大量的翻译问题,众多的翻译理论也体现着哲学的思辨与哲学方法论的应用。刘军平认为,一方面,哲学中包含翻译理论研究所需的“精华”“精髓”和“灵魂”,给翻译理论以指导。另一方面,作为学科建设,翻译理论也应该有意识地从哲学中汲取营养,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2]。董明认为翻译学的哲学视角包括两个方面,不仅涉及到哲学对翻译理论的观照,还涉及到从哲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理论[3]。

二、哲学思想的主体性转向

主体性(subjectivity),是西方哲学当中的术语。主体性哲学的主要特点是突出人自身的力量,尤其强调人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的基础作用[4]。主体性问题是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的,但人类对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发展与人的主体意识逐步形成的统一[5]。

张世英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将其发展脉络清晰地分为三次转向,其代表人物分别为苏格拉底、笛卡儿与康德[6]。早期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等人认为,一切就是一切,人与万物融合为一。这就是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就是没有主体与客体之分的原始统一。但是从苏格拉底(Socrates)开始,哲学家们就逐渐把中心从人与存在的“契合”转到了抽象的概念,就已经形成了对于人类自身力量的思考,如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就是主张注重人的内在,强调通过内在认识外在,认为外部世界的意义由人的内在思想所决定。又如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意在强调重视人自身的需求以及感觉。希腊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特质,又鼓励着人去自由思想,这也成为欧洲物质文明中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7]。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以其追求知识确定性首开了唯理论的先河,他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以及由此所展开的自我意识运动成为近代哲学主体性的宣言。正如笛卡儿所开创的那样,对主体性的强调,反映出人们试图发现一种毋庸置疑的出发点,从而达到更可靠的“客观知识”的一种努力。笛卡儿把人提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真正体现了人在认识世界中的关键作用。德国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黑格尔(Hegel)把主体与实体联系起来,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他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客观世界不仅是可以被认识的,而且必须在被人认识的前提之下才得以存在。”[8]

三、翻译研究的译者主体性转向

纵观翻译研究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与哲学思想的发展转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谢天振曾在其著作《翻译研究新视野》之中阐述了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特征,将之概括为三次更本性的突破:首先就是从一般层面上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然后是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转移到对译作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纵者和接受者的研究;最后是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研究,就是说把翻译拿到一个更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的多元研究[9]。由此可以发现,翻译研究就是在不同的哲学思潮的引领下,经历了一次由客体到主体,一元到多元的巨变。

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出现,不同部落之间的沟通交流就孕育了最早的翻译的出现。在中西译论发展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众多的翻译实践家与翻译理论家也从未停止过对翻译研究的探索。早期的翻译理论家均身兼实践的工作,他们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经验,通常讨论的都是文本的“直译”与“意译”,“可译”与“不可译”等文本表层的问题。如西方早期的西塞罗(Cicero)从修辞学角度出发,将翻译分成“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贺拉斯对于直译,死译的翻译方式进行了批判;又如哲罗姆的灵活翻译,区分“宗教翻译”与“文学翻译”和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的思想;泰特勒(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译作应该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该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三条翻译必须遵循的三大原则。我国的传统译论也十分相似,三国时期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就佛经翻译就发出了自己的感叹,“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他也首先提出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即“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东晋前秦时高僧道安最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也是来源于佛经翻译之中的真实体会;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师之一的唐代名僧玄奘,对翻译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须通俗”八个字的标准。宋僧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卷首中记载了玄奘关于“五不翻”的论述。以上这些零散式的译论,大都来自译者亲身的翻译实践,无疑都是基于译文与原文文本之上的客体研究。这一时期的译论,无一例外地都忽视了译者这一重要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认为译者就是处于从属性或依附性的地位。从众多对于译者的比喻之中我们就可窥探一二,如译者被比喻成“奴仆”“说谎的媒婆”“鹦鹉”等,又如意大利著名的谚语“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即叛逆),虽然这些比喻对“翻译”这一本体所联想到的喻体各不相同,但是追其本质,终究是对译者这一身份的否定与轻视。当时的社会极力推崇“原作中心论”,翻译的真正主体,也就是译者,被放置于边缘的位置。人们普遍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由精准的言语来进行诠释。这在翻译研究之中就表现为原文与译文的镜像关系,强调译文要忠实地再现原文[10]260。

直到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翻译才真正成为了一门被学界承认的科学。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还是在20世纪后半叶。1959年,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的《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的发表被视为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的标志。在这一时期,众多的语言学家都投入到了翻译研究的事业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翻译研究语言学派,他们几乎将语言学研究之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应用到了翻译研究上。如卡特福德(J.C.Catford)在《论翻译转换》(Translation Shift)一文中就运用语言学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翻译的不同语言层次进行描写研究,并采用统计的方法对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描述;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引入转换生成语法,提出了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与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等全新的概念;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翻译问题的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从语义学出发,强调了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与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的区别,并对两种翻译的本质和适用范围进行准确的阐释。

这种翻译研究的转向并非偶然,而是随着西方哲学研究认识论的转向,学者将感性经验让位于理性思维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依然有其弊端,与已经成熟的语言学研究一样,学者们把人为因素和社会因素排除在了其研究范围之外,认为语言研究与科学研究一样,就是一种纯理性的行为,过分地强调了其客观性与科学性。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虽然语言学流派的翻译研究较之前的语文学派研究时期更为科学,但是依然处于翻译客体,也就是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之内,语言学派的代表学者们都力求文本之间最大程度地完成译入语与译出语的意义等值转换。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开始从认识论转向了语言论,语言分析也成为了哲学研究的新方向。语言哲学摒弃了主客体对立的理论预设,通过对“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语用研究,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目的就是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10]2。

翻译的阐释学派对翻译研究影响深远,阐释学(Hermenutics)的翻译观就是以对文本的理解为基础,强调“翻译即理解”。翻译的阐释学派三大代表人物的思想变化正式西方哲学思想变化的缩影。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古典阐释学认为解释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错误的出现,为此他设计出了两种文本重构的方案,即客观重构和主观重构,并相应给出了两套解决对策,即语法解释(grammatical rules of interpretation)和心理学解释(psychological rules of interpretation)。海德格尔(Heidegger)则将翻译视为一种实践,他所代表的是本体论的解释学。他强调脱离源语的桎梏,让语言脱离思想而存在。在他看来,翻译不应该完全是揭示原作者本意的工作,而应该传达语言本身特征。这就是说翻译就是译者将自己所理解的原作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行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Gadamer)继承并发扬了其老师的阐释学思想。伽达默尔认为:“一切解释就已经是翻译。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现实给与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他还提出:“任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背叛,都是对原文的不忠”[11]。因此,他认为真正客观意义上的等值翻译是不存在的。由此,伽达默尔得出结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发展到这里,阐释学就已经从对文本,也就是客体的分析完完全全转变成为了对译者,也就是主体个性的张扬。

解构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它以解释学作为哲学基础,主张多元性地看问题,旨在打破结构主义所建构出来封闭的观念,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观念,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12]315。解构主义学派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占有者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强调的就是推翻“忠实翻译”这一概念,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就是要打破固有的原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主从关系,先后关系。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率先发出了震惊学术界的言论,“作者死了”。这完全颠覆了社会对翻译的固有观念,人们普遍认为原作是译作的源头,没有原作哪来译作?而解构主义者的观点则与其背道而驰,他们认为一旦原作完成,其他的一切都与作者无关,读者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而原作也正是凭借着译作才能够得以延续生命。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德里达(Derrida)认为哲学的起源就是翻译,或是可译性的问题。他所提出的’“延异”(différance)推翻了“原文/作者——译文/译者”的二元论,颠覆了将“忠实”作为翻译首要标准的传统观念。解构主义翻译流派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可以被视为翻译研究从客体到主题这条道路上,对译者主体性表达最为强烈的学者了。他站在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英美强势文化的全球性入侵与弱势文化逐渐边缘化的这一过程,他强调对译者的权利及其文化身份的认同。他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呼吁颠覆强势文化的霸权地位,译者应该通过“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的策略来使其“显身”。

解构主义思潮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显现颓势,但是它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翻译研究的各个领域。解构主义打开了传统的结构主义封闭的大门,此后翻译研究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研究态势。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浪潮兴起。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地位,要求与男性拥有相同的权利与话语地位。她们后来又将视角投向文本,她们认为,传统的男性/女性地位关系与作者/译者地位关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女性与译者都处于从属的,次级的位置。雪莉·西蒙(Sherry Simon),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芭芭拉·格达德(Barbara Goddard)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都强调凸显女性译者的主体性,主张“创造”,致力于“差异”的凸显。这里所说的“差异”,一是指不求与原作一致,二是指强调女性与男性话语之间的差异。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在《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一书中提出了三种具有强烈女性色彩的翻译策略,即补充(supplementing)、加注与前言(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这些都是为了彰显女性特色,突出译者主体创造性的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另一个不得不提的翻译研究学派就是文化学派,该学派的核心宗旨就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入语文学之中的一部分,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12]198。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文中提出了“改写”(rewriting)理论,他经过研究,总结出了“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人”(patronage)与“诗学”(poetics)三个会“操纵”(manipulation)翻译的因素。这种说法看似说明译者是一位身不由己,被“操纵”的人。但这并非是译者身份的全部解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又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有着鲜明的反“操控”特性。译者就可能对原文进行“改写”。除了以上所提及的翻译研究流派之外,后殖民主义翻译学派,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研究成果都表现译者主体性的极大关注。

四、结 语

认识主体面对的是一个客体化的主体世界,任何一个特定的认识主体面对的都是一个体现着本主体和其他主体的主体性客观世界。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人们目前已经认识到,整个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和客体与客体互动的过程。重新梳理西方翻译研究发展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众多流派的翻译理论正是朝着这样一条从客体到主体的研究方向而前进的,这与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而随着人们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当前的翻译研究已经不满足于仅对翻译主体也就是译者进行研究,多元系统理论,读者反应理论等众多最新研究成果已经将研究的范畴扩大到了主体间性与客体间性的范围之内。哲学作为一门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学问,时刻都指导着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学者应该了解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从而丰富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Holmes J.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Lawrence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4:184 -191.

[2]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247.

[3]董明.翻译学的哲学视野[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1:12 13.

[4]王娟.理论旅行:吸收与变异[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18.

[5]高鸿.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困境[J].理论导刊,2007(3):42- 45.

[6]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78-179.

[7]王富聪.对欧洲文明史的哲学反思[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0- 52.

[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玫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24- 26.

[10]朱湘军.翻译研究之哲学启示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2.

[11]Gadamen H G.Truth and Method[M].Barden G, Cumming J,trans.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93:346.

[12]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曹一萍】

A Paradigm Shift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Philosophy View

Li Hanji,Yan Yix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4,China)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hilosophy is demonstrated.The subjective shif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s overviewed.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ermeneutics,deconstructivism,feminism and cultural school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summarized.Finally,it suggestes that more research angles should be included and the philosophy view need to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urrent study.

philosophy;translator’s subjectivity;subject;object; shift

H 059

A

2095-5464(2015)05-0624-05

2015- 04- 23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5346);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L14AYY003)。

李晗佶(1990-),男,辽宁锦州人,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闫怡恂(1971-),女,辽宁兴城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