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

2015-04-02 19:21伍美云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学派范式经济学

伍美云,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

伍美云,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回顾劳动经济研究的历史,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似乎一直主导着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但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对劳动经济学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过比较制度经济学范式和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两本经典教材,结合对劳动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研究,可分析两种研究范式下劳动经济学的不同。劳动经济学发展至今,是一个见证制度经济学范式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衰落、主流经济学范式逐渐取而代之的过程。它验证了“科学进步”的过程理论。同时,在未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主流经济学范式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范式;主流经济学范式

引言

库恩(Kuhn,1970)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一说[1]。他将科学进步视作为一种“范式”建立、出现危机,然后被新的“范式”取代的过程。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劳动经济学也势必存在其自身的研究范式。然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什么?它是如何发展的?是否劳动经济学发展也蕴含着“科学进步”的过程?有研究者认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萌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革命中形成[2]。另一些研究者虽然没有提及“范式”,但在他们对劳动经济学的演进研究中也偏重强调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后文将其称为主流经济学)对劳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3-4]。这些研究者均忽视了20世纪初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之时,制度经济学范式对劳动经济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且他们认为劳动经济学始终遵循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回顾劳动经济的研究历史,主流经济学为劳动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但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对劳动经济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通过对制度经济学范式和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劳动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结合对劳动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研究,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制度经济学范式和主流经济学范式下劳动经济学研究有何不同?制度经济学范式在劳动经济学的发展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劳动经济学发展过程是否意味着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的“科学进步”过程?

本文选取两本经典教材作为研究样本观察劳动经济学科的发展,一本是美国劳动经济学家摩尔根编著的《劳动经济学》[5],另一本是美国劳动经济学家伊兰伯格和史密斯著的《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后文简称《现代劳动经济学》)。选择这两本教材作为研究样本的原因有:第一,这两本教材分别是制度学派和主流经济学派分析劳动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通过对这两本书的比较,可以分析不同学派范式下,对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不同。第二,两本教材都出自美国劳动经济学家之手,学科传统对学科分析造成的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此外,这种研究方式有以下优点:第一,教材所涵盖的内容基本是本领域达成共识的。按照库恩对范式的定义,只有领域内共同认可的理论前提、基本方法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规范才称得上范式。因此,教材研究具备范式的分析基础。第二,教材是一门学科长期沉淀、积累的成果,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内本学科的研究特点和历史背景。与研究论文相比,没有争议性,更具权威性。与著作相比,更具一般性,基本囊括了该学科的所有理论和研究内容,而著作往往聚焦于某一个或几个问题的探讨并存在一定争议性。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两种范式分别仅以一本教材作为样本,虽然这两本教材是领域内认可的代表性教材,但仍难免有不足之处。

一、《劳动经济学》的特点

摩尔根的《劳动经济学》首次编著出版于1962年,随后分别在1966年和1970年再版,并于1984年出版中译本。本部分参照1984年中译本,从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归纳研究。

1.研究框架

该书对劳动经济研究框架基本遵循一种“演化”的过程特点,即“工业化造成的劳动市场问题分析—为解决问题出现的组织、集体行动分析—劳动市场制度问题分析”的思路。如同该书对劳动经济学重要研究领域的发展顺序图一样,该教材的逻辑框架沿着研究领域的发展逐步推进。

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若干农业社会不存在的问题领域。同时,工业化进程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带来雇员的无保障问题,包括失业、工伤或职业病造成的劳动力丧失以及老龄工人无保障问题。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市场出现了越来越集体化的方式来确定工资、工时及工作条件和最大限度解决雇员的无保障问题。最初,为了便于劳动力市场的集体交涉,工会和雇主协会产生了。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集体行动,并产生了若干妥协性的解决方式,比如,签署劳动协议。同时,双方也进行相关的政治和立法活动,通过影响政府的立法、政策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样,政府成为了劳动力市场的第三方主体,并通过劳动关系立法和实体劳动立法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政府、工会和雇主协会各司其职、相互作用又带来相应的体制问题,三方在劳动力市场应当如何协调合作的制度问题成为劳动经济学的又一研究领域。

简言之,该教材将劳动经济学研究视为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及变化引起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发展过程可以被看作随着工业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两大问题领域、三大市场主体”产生、演变的过程,而该书的阐释框架则围绕着“两大问题领域、三大市场主体”的脉络展开。

2.研究方法

对于研究方法,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其特点。

首先,从编者提倡的劳动经济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看到,编者主张“三步骤”法[5],即“尽可能地收集并分类事实资料——客观研究得出暂时结论——不同时间、条件下验证其真伪”。实则这是一种是基于事实的归纳方法。同时,编者认为数学、逻辑学和统计学是主要的研究工具。此外,编者提出,“劳动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个真正社会科学家所寻求的是更充分地理解他所考察的现象,无需把很多时间用在所考察现象‘正确’或‘错误’的争辩上”。即我们应当注重对问题、制度本身的分析研究,而非对现象制度作价值判断。此处,书中以工会为例说明我们要去分析理解这一制度现象,而不是讨论其“可取性”。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书本强调了制度经济学派的归纳方法和制度的分析方法。

其次,考察该书的分析方法可知,无论是理论阐释、问题说明还是制度分析,都遵循历史的分析方法。在此方法基础上,讲述了理论的沿革、问题的历史发展及立法、制度演变,分析了现状,并对“制度趋势”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比如,第二部分对工资理论和就业理论进行的归纳、第三部分对美国劳工运动、雇主协会成长的回顾和最后一部分对劳工组织、雇主及其组织以及政府三个体制的作用和展望的分析,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整个过程中,该书并没有对制度进行评判,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存在”进行分析。这种历史、制度的分析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派的典型分析方法。而对制度趋势的研究,是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个共同点,也是形成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

3.研究内容

该书指出,“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同劳动和劳动市场有关的经济方面问题,以及就业不稳定和体制发展问题”[5]。该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模块:一是劳动市场的经济问题。主要涉及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等劳动关系的主要问题*此处,部分劳动经济学家可能不认同将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等问题阐述为劳动关系的主要问题,但本文遵照教材编者的原意阐释。,以及雇员失业、丧失工作能力、老龄等保障问题。另一个是劳动市场的制度问题。此处,制度既包括劳动市场的组织——工会和雇主协会,也包括双方的交涉及相关的活动,还包括第三方市场主体——政府,及相关立法活动和三方运行规则、制度和权力平衡问题的论述。

虽然在内容上,该书介绍了一些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比如斯密和李嘉图的工资理论,以及边际生产力的理论等,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书在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上,更多地体现并秉承了制度经济学派的特点。从框架上讲,该书体现了制度经济学派劳动经济学家们研究问题的演化趋势。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典型的制度经济学派分析方法,基于历史、事实归纳并客观分析制度及制度的趋势。在研究内容方面,注重制度的演化分析,秉承了制度学派的研究重点。因此,可以完全将其视为制度经济范式的劳动经济学教材。

同时,该书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早期制度经济学派的特点。在方法上,更多地承袭了以米契尔为代表的经验统计派;在内容分析上,更多地秉承了以康芒斯为代表的社会法律学派的特点。该书与新制度经济学没有什么关联。新制度学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62年,从时间上看,几乎没有与新制度学派范式发生关系。首先,新制度学派主张制度分析与价值判断相联系,而该书明确提出不对“制度”作价值判断。其次,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早期凡伯伦(社会心理派)的传承者,重视科学技术对“制度”影响,并提出“二元劳动市场体系”,这在该书中并未得到体现。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主张将制度的分析嵌入新古典经济的理论模型,并遵循新古典经济的分析范式,该书明显并不具备这一特征。

二、《现代劳动经济学》的特点

伊兰伯格和史密斯合著的《现代劳动经济学》首版于1982年,2011年已发行第11版,中译第10版已于2011年发行。从此书的再版次数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近几十年的迅速发展,以及该书的受欢迎程度。把这本教材作为目前劳动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样本是最佳选择。同样,本部分从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分别对其进行归纳研究。

1.研究框架

就研究框架而言,该教材遵循主流经济学以“市场”为中心、以“供求分析”为基本工具的分析特点。整本书的内容阐释紧紧围绕劳动力市场展开,自始至终都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进行分析。同时,该书在分析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政策应用分析分布于各章,体现了劳动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实证与规范的结合。

该书运用了当今主流经济学的经典分析模式来阐释劳动经济学的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说法,所有的经济结果都取决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力量。那么,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结果也不例外。该教材首先围绕“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与供给进行一般性分析,并构建一个最简单的劳动力市场经济模型。然后,该教材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双方的行为分别进行分析。包括需求方的动机和行为、影响需求的因素、供给方的流动、人力资本投资及工作决策等。即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行为”进行分析,也是对劳动力市场经济模型的进一步深化。最后,该教材就一些劳动力市场运行结果的热点专题进行了探讨。比如,劳动力市场上制度的力量、工会、失业和歧视等。对这些市场结果的分析也始终围绕供求双方进行分析。此外,在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展开分析的同时,书本始终将“政策”、“制度”纳入分析范围,丰富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力量的分析,体现了劳动经济学的应用性。

概言之,该教材将劳动经济学视作为以劳动力市场为中心、以供求分析为基本工具、以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科。该教材以劳动力需求方和供给方的行为分析为主线,辅以相应政策和制度分析,并呈现相应的劳动力市场结果。

2.研究方法

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编者主张从两个层面展开,而该书的阐释方法也主要从这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是运用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释市场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运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做出政策的价值判断。其中,编者提倡着重于前者,即用经济理论分析“是什么”的问题。

具体来讲,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基于资源稀缺性和“理性人”假设(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成本—收益分析一般基于一定的理论假设,构建模型解释行为进行预测。此处,在方法上,是对一般原理或模型进行演绎推理,以便于解释、进行预测。比如,教材中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对工资率和劳动力供需变化进行的解释预测。

规范经济分析方法更多应用于在政策分析的过程中,其分析一般都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市场失灵和市场缺位会带来受损的交易,那么,可以政府干预来消除阻碍互惠交易达成的问题,实现帕累托效率。通常地,效率与公平是规范经济学的两个价值判断标准,但一般经济学家们更多地用效率衡量,因为效率可以进行更为科学的分析,即运用相应计量模型进行计算。比如,书本中对最低工资立法所带来的影响评估等。

3.研究内容

“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进行研究。更确切地说,主要研究的是雇主和雇员对于工资、价格、利润及像工作条件等雇佣关系中的非货币因素做出的反应”[6]。该书的内容主要围绕劳动力市场展开,可分为四大部分。同时,将政策分析嵌入在各部分当中。第一部分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中供给需求的一般性分析,概览劳动力市场行为的主要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部分是对劳动力需求方的动机行为分析,分析了影响需求行为的因素,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及准固定劳动成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劳动攻击行为各方面的分析,包括劳动参与问题、工作决策、家庭劳动问题、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等;第四部分则是对当前的热点专题进行了探讨,包括企业薪酬设计与生产率提高问题、与种族、性别及族裔有关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工会的市场效应以及工资报酬不平等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书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对劳动经济学问题进行了阐释。首先,研究内容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内容与时俱进。比如,将家庭生产、家庭联合劳动供给加入供给行为分析,而劳动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将研究领域从市场劳动扩展到非市场劳动或家庭劳动。另外,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是1960年以后才提出并得到发展的,而且这些理论都在新古典的理论基础上,将劳动经济学与一般的经济理论更紧密地结合。其次,研究方法上,结合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张抽象演绎法,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建立一般性的劳动经济原理,并运用数据进行相关说明与预测。第三,在政策分析上,不再简单拘泥于讲述政府的立法、政策制定,而是从效率—公平角度,运用计量模型对政策的市场效应进行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判断。

三、二者的比较分析

对两本书进行比较分析,主要侧重于两种范式对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不同的分析(见表1)。

首先,二者的理论研究前提不同。《劳动经济学》不赞同“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而更为注重事实资料和制度。因为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早期遗留下来的,人是生活在制度的指导下的,因此不可能“理性”。而《现代劳动经济学》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可以在“理性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基础上进行规范性经济分析。

其次,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前者非常强调历史归纳法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同时主张对制度进行客观分析,而不浪费时间进行“可取性”的价值判断。在方法论上,美国制度学派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注重经验分析,反对“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抽象演绎逻辑。后者则推崇抽象的演绎分析,主张理性建模和数量分析。而前者认为数学和统计学可以是研究工具,但反对抽象建模的数据计量分析。

第三,在研究层面上,前者更为强调集体甚至国家层面的分析,而后者则是一个多层面的分析,且注重围观个体层面的行为分析。因为制度学派认为,经济活动不是个人活动的总和,而是各种模式的集体行动,所以他们不主张个体层面的分析。同时,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不可取的。而主流经济学主要用“个人主义方法论”,通过对个体理性行为分析,推广到“一般性原理”。

最后,在研究内容上,后者比前者更为宽泛。前者主要聚焦于劳工运动和劳动关系范畴的研究,而后者除了关注劳动关系范畴的内容,也关注其他围绕“劳动力市场”运行的行为和结果分析。前者局限于劳工运动和劳动关系范畴,与劳动经济学这一学科最初建成时所关注的问题不无关系。而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展也需要归功于20 世纪40 年代芝加哥学派进行的“劳动经济学革命”。这场革命中,信奉“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将劳动力市场理论扩展到劳动经济学中。他们不仅研究劳动制度、劳动关系问题,还研究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需问题、就业与失业问题和工资问题等,丰富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制度经济学范式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劳动经济学在理论假定、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层面及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各具特点。摩尔根《劳动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范式向伊兰伯格和史密斯的《现代劳动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劳动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且这种演变体现了库恩所说的“科学进步”的过程理论。

产业革命以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都提出了重要的劳动经济理论。但是,“作为应用领域里的劳动经济学的发展,一直受制度学派运动的影响。这种状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表现得最为突出”[7]。劳动经济学在这一时期受到制度学派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早期劳动经济学聚焦劳动问题的研究,劳动问题研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劳动经济学与经济过程和经济理论的分离。其次,在劳动经济学建立之初,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诸多问题,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此时,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制度经济学派兴起并迅速发展。

摩尔根的教材内容聚焦于劳工运动、劳动关系范畴以及劳动立法问题。这与早期劳动经济学聚焦于劳动问题研究不无关系。劳动经济学家约瑟夫·多尔夫曼(1959)写道:“1918—1929年间在劳动领域里出现了一种悖论:随着有组织的劳动者数量和力量的减弱,一个新的学科——劳动经济学出现了,即它被逐渐认可,开始形成一种具有明确理论性和实证性的体系。”[7]。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建立之初,聚焦劳动问题研究,并试将劳动问题的研究理论化、实证化。此外,劳动经济学早期聚焦于劳动问题,也可从1925年所罗门·布卢姆著的第一本名为《劳动经济学》的教科书得到验证。在美国很长一段历史里,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学是联合使用或交替使用的,而主流的劳动问题研究的分析方法基本与经济理论无关。比如,1905年,托马斯·S·亚当斯和海伦·L·萨姆纳的《劳动问题》试图在制度分析中为杂乱无章的数据找到一种秩序,以取代经济理论所能提供的系统结构,这是一种明显具有制度学派特点的方法。

此外,最早的劳动经济学家排斥既有的经济理论,因为他们认为无论古典模式还是新古典的边际效用理论,都将社会视作个体凝聚,会使理论过于“狭隘”。他们试图在群体基础上重构经济理论。而这种群体分析与制度主义范式是一致的。20世纪20年代左右直至凯恩斯主义的出现,经济学原理具有明显的制度主义倾向。当然,他们又被经济学家批判为非经济学,因为他们的方法、研究范围都与经济学相差甚远。比如,塞利格·珀尔曼的《劳工运动理论》被认为是一本劳动经济学著作,但他的书同主流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主流方法没有联系。而劳动经济学家埃里的《美国劳工运动》则更像是一部劳动研究史的著作。

早年,无论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还是从劳动经济学家的主张进行考察,劳动经济学与主流经济理论是分离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由于内部没有统一观点且研究范围过于狭隘而受到各种质疑并逐渐衰落。一方面,随着制度经济学本身的衰落,其对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影响降低。另一方面,劳动经济学研究也受到研究范围过窄、研究理论性等批评。20 世纪40 年代,信奉“自由主义”新古典理论的芝加哥学派进行的劳动经济学革命,扩展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同时,将劳动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理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劳动经济学从其面临的发展困境中逐渐走出来,并促使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制度经济学范式逐渐被主流经济学范式所替代。从《现代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及研究内容都可以看出,近40年,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以主流经济学范式为主导,且这一趋势将被延续。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只在具体问题上细化,而没有范式上的变迁。

[1]Kuhn T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2]张金英.劳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其演进过程[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9(5):85-89.

[3]朱宁洁.西方劳动经济学发展综述[J].广西社会科学,2007(6):189-193.

[4]陈柳钦.西方劳动经济学的演进[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2(2):1-8.

[5]C·A·摩尔根.劳动经济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6]罗纳德·G·伊兰伯格,罗伯特·S·史密斯.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保罗·J·麦克纳尔蒂.劳动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宛恬伊)

The Study of Evolution of Labor Economics Research Paradigm

WU Meiyun,YANG Heqing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From the history of labor economics,it seems that mainstream economics paradigm dominates the labor economics study.However,the influence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aradigm to labor economics should not be ignored,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s.By comparing two classical textbooks which one is institutional paradigm while the other is mainstream economics paradigm,combining with stud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labor economic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paradigm labor economics,and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conomics is a process,which witnesses in the labor economics field,the fading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aradigm which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paradigm of main stream economics.The process verified the “science progress” theory.The paradigm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will keep domination the research of labor economics in the future.

labor economics;paradigm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paradigm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2015-03-10

伍美云(1988—),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和劳动关系;杨河清(1951—),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劳动关系。

F240

A

1008-2700(2015)03-00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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