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学校报校刊的育人功能
——基于近代高校校报校刊史的分析

虞晨阳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 201620)

试论大学校报校刊的育人功能
——基于近代高校校报校刊史的分析

虞晨阳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 201620)

从近代高校校报发展史来看，高校校报校刊在营造追求新知氛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形成思想争鸣风气、推进教育改革等方面促进了校园文化建设，也是学生编辑成长为革命家、新闻人、文艺家的重要平台。发挥导向作用、关注深度内容、运用学生力量是高校校报校刊史对今天坚持办报办刊育人的启示。

大学校报校刊；育人功能；校园文化建设

一、近代大学校报校刊的发展

一般认为，创刊于1890年的圣约翰大学英文学生刊物《约翰声》（St.John’s Echo）是中国最早的高校校刊，而1897年创刊的长沙校经书院的院报《湘学新报》则是中国第一份中文校报。

辛亥革命后，中国新闻界出现了又一次办报热潮，高校校报也取得长足发展，如1913年创刊的西北大学《学从》、1915年创刊的南洋公学《南洋》和复旦公学《复旦》等。1917年后，在新文化运动引领下，《北京大学日刊》（1917）等由校方主办的校报相继创办与发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基本形成了公立、私立、教会大学三分的高等教育格局，公立大学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0）以及私立、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校刊》（1928）、《辅大校刊》（辅仁大学，1929）等先后创刊。

抗日战争期间，《西安临大校刊》（193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刊》（1938）、《西北联大校刊》等陆续创刊，在高校内迁办学中坚持办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同时《陕北公学》（1937）、《延大通讯》等一批革命根据地校报相继出版。

二、大学校报校刊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无论是新思想的传播、教育改革的推行，还是不同主义的争鸣、学生运动的发起，校报校刊都是校方和师生发表意见、公开争论、发起号召、召集行动的第一选择，校报在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输入学理，营造追求新知氛围

胡适曾将新思潮的手段概括为“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所谓“输入学理”即“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1]。大学校报在介绍与传播新思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中国学术的进展、革命的成功、文化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复旦》1917年第1卷3期刊登有《微生物学大意》等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的文章，又有《德国之科学教育与工业》等介绍社会科学的论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设有“教育新潮”栏目，介绍教育学方面的论著、讲坛、译述；《北京大学日刊》全文刊登杜威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又曾连载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葛利普的讲稿。

这些文章目的在于引进新思潮、新学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呼应。同时，大批留学归国的学者和直接从国外聘请的专家在校报校刊上开辟了第二课堂，为无法现场听课的学生和青年提供了吸收新思潮、新学术的机会。

（二）崇尚进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前，东吴大学《雁来红》刊登《中国贵族专政时代之盛衰》，为清末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思潮营造舆论；《南洋旬刊》第1卷第7期发表《警醒歌》，表达“振兴中华”的强烈意愿；由复旦公学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神州日报》跟踪报道晚清革命党人的活动，抨击清廷的腐朽和帝国的侵华。

五四运动前后，《南洋》1919年1期刊登《面粉公

司与日商之往来》等文章，表明因对日本侵华的愤慨而发起抵制日货行动。1919年5月13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周报》报道该校学生举办集会“作北京学界之后援”，并揭露武昌军警镇压该校学生示威的丑恶行径。

抗战爆发后，校报除刊登学校一般消息外还常常关注抗战形势和师生支援抗战的消息。《西北农专周刊》在创刊号刊登了《抗敌将士后援会成立》的消息；《东北大学校刊》1944年12月1日刊登《臧校长勉子从军的一封信》并附有该校从军学生的姓名。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抗日救亡，校报校刊始终是青年学生表达爱国热情和投身爱国运动的舆论场和召集地。

（三）商榷往复，形成思想争鸣风气

1925年《清华周刊》发表了《谈国家主义》、《再谈国家主义》、《再谈国家主义并答辩》等一系列讨论国家主义的文章；1935年和1936年《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刊登了《什么是合作主义》、《前马克斯社会主义和合作主义之检讨》等文章。对于主义的讨论是当时校园思想活跃的一般表征，其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获得越来越多进步学生的认可与接受。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0年16期刊登了一篇《论著Ammonia译名之商榷》的文章，讨论学术翻译；《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5年3期有《女子参政运动的商榷》，对社会政治问题提出建议；《清华周刊》1927年28卷4、5期分别刊登《关于清华大学文科课程的商榷》和《关于清华大学理工科课程的商榷》，讨论本校课程设置。

无论主义的辩论还是问题的商榷都是大学校园思想交锋与争鸣的具体表现，这使得各种思想在校园中百花齐放，各种问题得到充分研究与分析，各方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与综合。一种鼓励思想争鸣的风气使得大学在研究问题与谈论主义中产生丰富的学术成果与优秀的专业人才。

（四）通达信息，推进教育改革措施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发起了一系列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风气，引进《新青年》作者群，同时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日刊》，希望师生可以“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2]。一些重大的改革如设立评议会的决定直接刊布于《北京大学日刊》，评议会的决议和选举结果也在日刊上公布，促进了北大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

蔡元培的演说词、序言、信函等常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如《对傅斯年来函的按语》对大学分科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倡本科教育（即博雅教育），《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提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高尚的道德追求。校长的谆谆教诲通过校报传达给更多学生，其教育主张也更好地得到实施。

张伯苓认为“振人心之利器有二：曰演说，曰报纸。二者各有所长，惟报纸为能致远而经久”[3]。发表于《校风》的《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则表明了他对新教育的主张与措施；《谈戒赌》则希望学生戒除陋习，注重修身与养德；《我校之各项政策》则详细说明了学校的课程设置、经费预算、校务管理等政策。这一系列文章表明张伯苓充分利用校刊宣传教育主张，推进教育改革。

三、大学校报校刊是学生成长的有效平台

校园报刊的编辑队伍中有不少是学生翘楚，他们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锻炼，在校长的关心、教师编辑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今后成为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打下十分坚实的基础。

（一）注重舆论宣传的革命家

报刊是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袖在青年时代也十分重视以报刊为启蒙与宣传的武器，毛泽东、周恩来都曾担任过校园刊物的编辑，这段经历对于他们成长为经验丰富的革命领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被查封后被邀请担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报《新湖南》的总编辑，他提出“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4]的办报宗旨，并撰写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工读问题》等思想鲜明的文章。

1916年至1917年，在南开读书的周恩来担任《校风》总经理兼编辑部纪事类主任，他在《校风》上撰写纪事、新闻等280多则，其中《本社之责任观》在总结办报经验时特别强调校园报刊对学校建设与管理负有“建议之义务”，同时还呼吁学生本着“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的自我期望关心集体，关心社会。

在担任编辑期间，毛泽东、周恩来都对所在报刊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既使刊物面貌一新，又使自己的办报经验和舆论宣传经验更加丰富与成熟，校园报刊与未来的革命家实现了共同成长。

（二）追求进步思想的新闻人

参与校园报刊的编辑对学生最基本的训练是接触并掌握新闻人的专业技能，采编消息、撰写评论、编排组稿、印刷出版等工作都可以使未来的新闻出版家得到锻炼。邹韬奋就是一位从《约翰声》学生编

辑队伍走出来的新闻出版家。

邹韬奋于1919年至1921年在圣约翰大学学习，期间担任过校刊《约翰声》的编辑，在该刊发表了《妇女解放》、《改良家庭教育丛谈》、《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等文章，展现出一位关心国家和社会改良的进步青年的编辑和写作能力。这些文章得到了黄炎培的赏识，因此他被邀请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进而又因编辑《生活》周刊而在新闻出版界蜚声全国。

像邹韬奋这样有志于新闻出版事业的青年在校刊撰稿与编辑过程中必定受益不少，而且圣约翰大学后来建立了报学系以培养新闻人才，可见圣约翰大学确有以校园刊物锻炼培养新闻人才的设想。

（三）走上创作之路的文艺家

校园报刊的另一大特点是刊登有不少师生的文艺作品，这为热心文艺的学生提供了习作与交流的机会，对他们创作生涯的起步与创作水准的提高有着不小的意义。

《约翰声》的另一位学生编辑林语堂因为英文出色而被选为编辑，这更激发了他学习英语的热情，“对英语的热衷如鹅鸭趋水”。《约翰声》的撰稿与编辑也确实对英文写作帮助很大，“《约翰声》撰述稿件则搜枯肠，亦费时日，学生往来于图书馆翻阅书籍，无孔不入”[5]，一位圣约翰学生曾这样回忆。

此外，叶君健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于《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上，方成在武汉大学校报上发表漫画作品。这对刚开始创作的文艺家在创作之路上走下去提供了信心和支持。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也丰富了校园刊物的版面内容，促进了新文学在校园内的传播。

四、大学校报校刊史对坚持办报育人的启示

今天的高校校报校刊面临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与近代报刊作为新兴事物所处的大好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人们对信息和阅读的需求却并没有改变。高校校报校刊在跟上技术变革步伐的同时也不妨回头看看出发时所坚持的一些特质。

（一）发挥导向作用

校报校刊对于倡导进步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学校的管理者也十分重视通过校报校刊对学生进行引导与教育，蔡元培、张伯苓都曾亲自在校报校刊上撰写文章鼓励和引导学生注重自身修养，以正确的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激励学生不断提升自我。同时，蔡元培等也十分注意在校报校刊上宣传教育改革措施，为教育改革的推行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

今天的高校校报作为学校党委的机关报，必须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基本要求，有责任有义务在学校中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督促学生形成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良好风气。同时，高校校报也应为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积极正面的舆论支持，营造改革创新的和谐校园氛围。

（二）关注深度内容

回顾近代高校校报校刊的历史，校园报刊不拘泥于信息发布与新闻采写，引入不少文艺作品、翻译介绍、政治评论、讲演记录等不属于严格意义新闻题材的内容。这一方面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校园新闻的有限和采编力量的不足。

今天的校报也或多或少面临同样的困难，同时也不再抱有思想启蒙的宗旨。诸如讲演的预告、讲演内容的记录、特色专栏的开设也有延续的必要与可能，这些具有校园特色与独家资源的内容正是目前新媒体时代所缺少的深度阅读。这是高校校报等传统媒体的优势和存在必要。

（三）运用学生力量

近代高校的校园刊物大部分由学生发起创立，其编辑、出版、发行甚至广告等均由学生负责，这些校园刊物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培养了许多学生编辑。同时，由学校发起创立的校报校刊通过选拔优秀学生担任编辑，一方面鼓励学生关心社会现实和校园管理，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

今天，高校校报的读者群依旧以学校师生为主，而学生又是读者中的多数，让学生在采写与编辑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十分必要。这样可以使校报的内容更贴近学生校园生活实际，让更多的学生关注和阅读校报。同时这又可以锻炼学生的采访、写作、编辑、组织等多方面能力，让学生在参与校报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真正实现办报与育人的有机融合与统一。

[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1919，(1).

[2]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J].北京大学月刊，1919，(1).

[3]张伯苓.拟向校风社社员演说大旨[J].校风，1916，(39).

[4]魏国英，方延明，汤继强.中国高校校报史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

[5]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32.

（责任编辑：王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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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416（2015）03—0112—03

2015-05-26

虞晨阳（1988-），男，江苏丹阳人，文学硕士，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研究实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