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与现代文学两个三十年之比较

吴　怡　施锦芳

新时期与现代文学两个三十年之比较

吴怡施锦芳

由于评论家们评价尺度不同、视角不同，文学现象的复杂程度不同，因此，也就诞生了诸多意见不一的观念。通过现代文学来评价，毛泽东先生曾用“新诗迄无成功”这句话高度赞扬古典诗词的成就，而沸腾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文学大师排名则遭到了青年学者的一次次质疑。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现代文学三十年里成就了不少的文学天才，而文学史奇观的诞生亦是可遇不可求的。在现代文学三十年里，有历史、政论、文学各方面成绩卓越者，也有办刊物、翻译、评论、诗歌、散文、小说等文武全才，知名的人物如钱钟书、林语堂、沈从文、冯至、曹禺、老舍、巴金、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周作人、鲁迅、胡适等大师级人物。在内部斗争中无产阶级文学不断取得进步，情况也愈加复杂。由此，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与掌握出现了偏差，继而针对革命衍生的幼稚病展开了艰苦斗争。同时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由于人们生活环境以及人文思想的不同，对革命战略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争论由此产生。在我国现代化文学运动（无产阶级）中，幼稚病主要呈现教条主义以及宗派思想两方面的表现，在文学艺术性上并未明显突出，且其并不认同具有公式化以及概念化的艺术规律。促进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坚持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展开必要的内部思想斗争，必然能够对中国革命中的文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起到推动作用。

自新中国成立，我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变革，人们开始意识到改变历史、创造历史，成为社会当家做主之人，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推动作用。新中国文学创作者的根本原则与方法在于历史、真实、在现实发展与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历经漫长的艺术实践后，20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特征与主导风格，并开始正视主题与题材的重大性与时代性，希望创作具有思想深度与广泛内容的史诗性文学，从历史长河中挖掘民族特色与民族性格，继而创造出雄浑壮阔的文学艺术，从历史长河中体会战斗精神。在《茶馆》《红岩》《创业史》《红旗谱》等优秀作品中都体现出思想上艺术上的特点，作品的表现鲜明而突出。虽然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存在着诸如粉饰现实的偏差，尚有待改进，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具有时代与中国特色的主导性风格已经初具模型，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正不断走向成熟。

现代文学概述

文学的含义多种多样，它代表一个民族的智慧和艺术，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起源，在中国的先秦时期，文学是以文字写成的作品，而在魏晋之后，才单独列出文学作品，而戏剧、散文、小说、诗歌是现代文学四大类别。古希腊的《伊利昂纪》、印度的《罗摩衍那》以及中国的《诗经》是最早的书面文学。文学还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表达心理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学科，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还与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并驾于社会之上层，是社会学学科分类之一。因此，可以将文学总结为以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将客观现实形象化地反映出来，以童话、寓言、剧本、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表现出作家的心灵世界的艺术。

在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外国文学被的频繁接触让我国文学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类新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不仅在表现手法与艺术形式上革新了传统文学，还用现代语言将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表现出来，并创建了新的文学体裁，例如，报告文学、散文诗、杂文、现代小说、新诗、话剧等，且从结构组成、描写手段、抒情方式、叙述角度等方面都具有现代化特点，都体现了新的创造。“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现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的不断演变，现代文学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分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段的文学既有共同的特点与传统，存在着连续性，又因各自历史面貌的不同，不同的阶段也呈现出差异性。在抗战阶段，民族危难作家能够更紧密地与人民相连，通过共同命运相互维系，让许多为了艺术创作而创作的作家从个人小天地中走出来，不再脱离人民。抗战初期不同政治艺术倾向的作家把“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作为根本要求。在抗战中期，对文学的思考重点开始转移到人民与文学、人民与作家的关系上。在实际文学创作中，其重要主题为爱国主义，创作者在对伟大民族精神的刻画以及热情表现中在民族精神上形成了新面貌。抗战中后期，对文学的思考重点转为对原有历史与现阶段现实的认知与思考，重点相对更倾向于会对民族团结与国家进步产生阻碍的黑暗势力，并且在原有文学创作基础上研究传统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这一阶段的创作者对自身民族具有强烈责任感，具有与国家发展休戚与共的联系。民族解放战争的出现对文学形式产生了影响，例如在抗战初期，我国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通俗易懂、篇章较短的作品；中后期以长篇叙事、多幕剧、长篇小说为主，均对人民群众、文学艺术、时代三者间的紧密结合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比两个三十年

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同时具有空前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新时期作家对中国的思考将以无情的历史为出发点，更注重对政治痼疾的深入分析。而现代作家在改造国民性时，是通过思想启蒙来实现的。因当代中国政治痼疾的根深蒂固以及思想启蒙的终止，产生了许多悲剧。因此，暴露政治痼疾就体现了当代作家的启蒙思想，并且在小说方面还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当代感，因此，现代文学是不能和新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与政治小说相提并论的。无论是重塑民族文化还是重新认识民族性的文化精神长篇历史小说，都表现出了充满痛苦抉择、燃烧着忧患意识的历史人物的独特文化使命感与当代人们空前成熟的政治智慧。对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的呼唤以及与政治历史旧账的清算是这些历史小说和政治小说中当代知识分子所体现的主要情怀。为了区别于反映社会问题与建设成就的报告文学，我们先将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纪实力作、报告文学称为政治性报告文学，而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是关切政治的作家们为改革呐喊的使命感。这使命感体现出中国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优良传统，并开掘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体现出新时期文学创作者对胡适、鲁迅等老一辈创作者对政治的关心、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发扬。饱经政治运动风霜后的作家们常会忆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将自己呼唤民主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意识表达在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中，不论文坛如何风起云涌，他们依然坚定不移、奋勇向前。

在现代文学史上，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的主要特质表现为暴露下层民众卑怯、自欺欺人、愚昧、蝇营狗苟等，在揭示文化痼疾时也表现出作家对改造国民性的深信不疑。在新时期文学中，这种揭示和暴露被进一步加深、刻画，从莫言的《红高粱》、郑万隆的《我的光》、李杭育的《珊瑚沙的弄潮儿》等作品中，让我们相信民间也有浪漫活法。从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张宇的《侯七》，阿城的《棋王》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生存在麻木社会底层百姓活着的希望，在那样的希望中，我们重新认识了豁达、坚韧、顽强的含义。在激进主义风潮中，新思维跟随现代化进程逐渐高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诸多矛盾。这对于培养理解世俗、理解民间、理解底层的朴素意识，对于认识现实人生复杂性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诞生于新时期的重返民间的思潮明显带有务实的朴素，而并非以神州尽尧舜的立场建立的，而建设年代已经逐渐取代了革命年代。经历过那个动荡的政治年代的人们都会记忆犹新，多少不堪回首的血雨腥风在政治运动中频频引发，而政治运动又使人们反感与抵触改造思想。在那样的年代里，人能活着已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早已消磨殆尽，也渐渐失去了当初改造国民性的影响。但是，国民性改造依然是必需的。就拿当今的社会来说，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城市的形象等都不是素质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在政治运动、革命、战争以及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中国民族性也变得提高了文化水平、狂热了经济改革、敏感了政治，但同时中国不论怎么改变，仍然是中国，风向在变、潮流在变，可是活法却没有变。中国仍将讲究实惠、讲究关系、讲究人情、讲究等级。中国人的具有传统的文化品格、人情世故并未改变。

由此，我们用当代新启蒙的观点来审视民间本色的思潮，人们在解放思想中，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着，品味着各自的人生。人们一旦按照世俗的欲望随意而活，按照自己的意愿率性而活，那么文学浮现出世俗化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还在被人们所宣扬，但是已经不能阻挡世俗化、个性化的风气。现代主义其实就是世俗化与个性化的结合体。在实际生活中，世俗化与个性化摒弃了矛盾，和谐共处。因此，世俗化的强大是不断被人们所追赶的个性化所证明着的。新时期文学在一个相对较和平的环境中获得稳定的发展，并且交融于世俗中。这样的交融既显示出在多元发展中当代文化融汇的特色，又显示出当代人的智慧。当政治运动的压抑与战争的破坏逐渐消逝，相对和平的创造心境也在几代作家的笔下诞生。与现代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时期文学在文学景观上具有特殊性。新时期文学新潮频繁地更迭，也多是现代文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随着一批批思潮的翻涌、高涨，实力不相上下的作家也会大批涌现。一些佼佼者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以出色的才华将大师们遗留的诸多文学空白填补起来，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当代文学影响力随着传媒的发达而与时俱进。优秀文学作品以电影等形式在传达着不同的思想，而与现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影响力相比，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力依然大放光彩，永不磨灭。

这样比较起来，新时期文学劣于现代大师文学的种种言论都不攻自破了，新时期文学的价值无可厚非。时代、政策等因素正在削弱文学的影响力，而作家的心情也因物欲横流的社会而浮躁，那么，新时期文学难道就不能诞生大师吗？其实，算不算大师，或许站得远了才能看得更清楚。

结　语

在历史的洪流中，新时期文学也经历过三十年的曲折与艰辛，与现代文学相比，新时期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并不能单纯以有没有大师来衡量，新时代文学所承载的是一段不能重来的时光，是这三十年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1］张杰.虚实之间——对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民族特性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

［2］潘水萍.古典主义在中国的植入与辐射——对20世纪文学思潮论的一种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

［3］李丹.开设文学批评课程的必要性及其他——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位论文谈起［J］.继续教育研究，2013（3）.

［4］黄宝国.丰富中华文学库存塑造文化认同感——经典诵读：值得传承和创新的文化积淀与培育［J］.中小学教师培训，2013（3）.

［5］轩红芹.平民作家的独特发现——读《东西方文化影响与老舍文学世界的建构及其研究》［J］.枣庄学院学报，2013（1）.

［6］周子玉.不安于成，百尺竿头再进——评赵炎秋教授《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3（1）.

［7］尚光一.文化创意产业视域中的文学产业发展研究——以严歌苓作品产业开发为例［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3（1）.

［8］李春林.“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鲁迅激赏的民族性格——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对鲁迅精神的背叛［J］.文化学刊，2012（5）.

［9］陈佳冀.中国当代动物叙事主述模式类型研究——以新时期文学（1978—2008）为重点［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10］曾镇南.当代知识分子文学形象变迁——新时期文学发轫期科技知识分子形象回眸［J］.博览群书，2012（12）.

施锦芳（1977— ），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

吴怡（1979— ），女，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