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式剧评——伪满洲国戏剧评论的特征透析

2015-05-14 02:17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评论者盛京时报

何 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随感式剧评
——伪满洲国戏剧评论的特征透析

何 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散落于伪满洲国各大报刊中的戏剧评论文章,数量丰厚但是内容零碎,形成了“随感式”的主体风格。评论者多以个人感受和喜恶进行评论,呈现出吹捧与谩骂两种极端性评价;对于伪满本土编演的戏剧则较为宽容,表现出较多的希望与期待之意;兼具戏剧宣传与评点的广告式剧评文章,力图凸显本土特色,同时注重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引导,将“国策”暗含其中。

伪满洲国;戏剧评论;随感式;意识形态

中国话剧自出生之后虽历经波折但不断发展壮大,与之相伴随,中国戏剧批评由于戏剧运动与创作的活跃也逐渐发展。戏剧批评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戏剧批评包括戏剧评论、戏剧理论以及戏剧美学;狭义的戏剧批评专指戏剧评论,即对戏剧创作、演出、欣赏活动的分析、阐释与评价。[1]248早在1918年,欧阳予倩便指出新的戏剧评论应该是 “根据剧本,根据人情事理以立论”。[2]但是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戏剧批评状况,它的发展始终是缓慢的、滞后的。刘念渠指出抗战戏剧批评中存在的“捧”或“骂”的现象,“不仅是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谓批评只等于‘捧’或‘骂’,就是一部分写批评的,或口头发表他们的宏见的时候,也不免流于‘捧’或‘骂’。 ”[3]3田禽在《中国戏剧批评》中,进一步批判了戏剧界“胡捧”、“乱骂”式的批评,指出戏剧批评“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并没有尽到它应该尽的责任——指导戏剧的动向。”[4]因此有学者以“残缺的戏剧翅膀”指称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这种批评状况也发生在伪满洲国,“在东北沦陷区,理论批评在总体上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和系统的理论性”,[5]6戏剧评论亦是如此,呈现出“随感”、“观后感”、“闲谈”、“闲话”式的总体风格。

在伪满时期的报纸、杂志中,戏剧评论文章大量存在。报刊不仅成为剧评的主要刊发阵地,也成为引导大众戏剧观念的风向标,并且深刻影响着剧评文章的时代特色和剧评主体的风格。尤其是戏剧专栏和评论专栏的设置,让剧评文章更加集中、更加特质鲜明。伪满时期发行的报纸几乎都曾设置戏剧专栏。《国际协报》早期曾设置“戏剧”栏目,刊载剧本和剧评文章;在其他文艺栏目中,如“珊瑚网”“国际公园”“游艺”中,也散见戏剧评论文章。《滨江时报》的“电影”版面专设“影评与介绍”一栏,“菊声”“消闲”“夙夕”“艺苑大观”栏目以剧谈、评剧、剧考、谈剧等形式刊载戏曲文章。《盛京时报》的“剧哨”专栏为话剧批评及理论探究提供平台,“影海”专栏成为电影评论的集中空间。《哈尔滨公报》有“电影周刊”;《华文大阪每日》设立“影剧”专栏;《黑龙江民报》的“戏剧”“嫩流”“黑水艺舟”板块都曾刊载戏评文章;《午报》的“钟声”板块中长期有“电影与戏剧”栏目,连续刊载戏评与剧谈文章。戏剧栏目对剧评的影响深远,它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板块,将零散的戏剧言论集中起来,形成戏剧评论的舆论空间和导向,对整个伪满剧评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围绕着报纸的剧评栏目,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评论主体。以《盛京时报》为中心,集结了奉天(今沈阳)的一批戏剧评论者,包括旧剧评论者姚济堃、映霞;以评论映画(即电影)为主的凌鹤、摩尔、步光、泳藜;主要评论话剧的凡郎、淼森、程柴等。围绕在《大同报》周围,形成了新京(今长春)的戏剧评论群体,主要有王则、张引、张罗、季风、菊子等;以《滨江时报》《滨江日报》《哈尔滨公报》《哈尔滨五日画报》等为核心,哈尔滨的戏剧评论队伍主要有青萍、森森、若华等。评论主体的评价标准和态度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戏剧专栏作为整个报纸的组成部分,要与报纸的整体文化选择保持一致,报纸的思想导向影响着剧评的风格,各大报纸都注意对批评群体的培养。其次,受地域性的因素影响,戏剧栏目多以对本地的剧团组织和剧场演出的讨论为主,以促进本地的戏剧事业发展,因此在剧评文章中常出现对本地演剧的报道和期待之文。最后,作为报纸的“副刊”,戏剧专栏需要满足广大读者的审美娱乐需求,不少剧评者注意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增加评论的娱乐性和消遣性。透过对剧评栏目的梳理和对剧评主体的考察,伪满剧评文章的特色和风貌逐渐浮现出来。

一、吹捧与谩骂:极端性批评

剧评者所点评的戏剧往往是当时的热点剧目,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戏剧演出的状况,以及民众的戏剧欣赏水平;同时评论者的点评又能够影响社会舆论,引导观众观剧的评价标准。因此,评论者客观、公正的点评与讨论,对于戏剧来说非常重要,它将成为演员、编剧、导演调整与改进戏剧的参考依据。正如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所指出的:“戏剧评论家最可靠之处,在于能够准确地区分每一场的得失,什么或者哪些应由作者负责,什么或者哪些应由演员负责。把甲的过失推给乙,妄加指责,对两者都是有害的”。[6]3

但是在伪满洲国的剧评文章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极端式的点评方式,即吹捧与谩骂。戏剧评论多为“随感随评”,多出于评论者个人对演员或是编导的喜爱,或是观看时产生的情感冲击和剧场感受。在剧评内容上感性色彩浓重,以剧评者的阅读或观赏感受为主;形式上较为随意、零碎和松散,多是针对剧本的情节内容或者演员的舞台表演作出的片段式品评文字。评论者往往依据个人的喜恶进行点评,要么因偏爱某位导演或演员而极尽溢美之词,从而肯定整部戏剧;要么因厌恶某一细节而指责甚至谩骂,从而否定了整部戏剧。伪满剧作家李乔的放送剧 《夜歌》发表后,署名常程、东风、野明、羽明的四人,分别以《谈〈夜歌〉》《评〈夜歌〉》《听完〈夜歌〉》为名在《盛京时报》上接续发表评论文章。四人均在文中表达了对创作者与表演者的颂扬,认为全剧在剧本主题、演员表演、音响效果等方面都是“极佳”,尤其对李乔的编剧手法给予极高地肯定,溢美之情溢于言表,称之在满洲放送剧界“造成了最高纪录”。[7]随后李乔发表《关于〈夜歌〉及其他》一文,对四位评论者的评价做出回应,认为剧评文章“赞美大于指责,客气观念太重了,有捧场之嫌”,指出“毛病不被人发掘,只被人歌颂着,歌颂的调子越狂热,自己越受良心的催逼”。[8]戏剧理论者吴郎曾将伪满与日本的“新演剧运动”作对比,指出日本的剧运是依靠着从坪内逍遥、小山内董,到长田秀雄、秋田雨雀、中村吉藏,及至久米正雄、山本有三、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等诸多文笔士的实践来推进的。而在伪满却缺少有着 “缜密的构思”与“默察周遭”的戏剧批评者,大多数的批评家只会在戏剧上映时,写一些“人云亦云、逢场作戏、出风头的话”,或者“故意歪曲了事实而弄口舌的文章”,他将此称为是批评家“玩熟的把戏”。[9]

伪满报刊上的剧评文章数量虽庞大,但是剧评者的队伍杂乱,且多是平庸之作,缺少真知灼见,更缺少批评的深刻性。“一位戏剧批评家既然具有表现的工具,就应该不只是记述个人的印象,或鉴定属敌属友,必须着重于规律的构成,经过深入的研究以后,再着笔。”[10]4而这正是伪满批评家所缺乏的,“过去现在各报纸各杂志上,我们不曾看见一篇正确的关于戏曲的批评和理论文字,都是一些模模糊糊的轮廓”。[11]梁倩在《大同报》上连载理论文章“小倩随感”,其中在《满洲文坛的骂与批评》一文中,指出批评不是容易的事,“真正的文艺创作者好找,真正的批评家很难寻”,在满洲的文坛上,“抓不到批评的背影”,多是“骂匠”,“用名头的互相格斗”。作者批评伪满评论者的批评态度与作风,甚至讽刺其“就是骂也得有点理论的艺术化”,从而提出批评家所应该具备的重要条件,要有“健壮的理智”和“敏锐的观察”。[12]

最能体现这种极端性点评方式的莫过于1938年《盛京时报》上刊载的关于“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处女作——《明星的诞生》的剧评文章。《明星的诞生》是“满映”成立后制作的以娱乐观赏为主的映画剧,影片以“大胖子”何其人与“美男子”高振邦投考电影公司为主要线索,以演员考试为场景,将“满映”的众多演员展现于电影中,成为“一部带有闹剧性质的歌舞片”。[13]52影片上映后,《盛京时报》连续半个多月刊载15篇观后感,为“满映”新片造势,同时“给读者对满映新片以研究检讨机会”,并由《盛京时报》的编者对15篇观后感作了总结。

表1 《明星的诞生》15篇观后感名录

透过对这15篇剧评文章的考察,我们能够发现伪满映画剧的评论特色与风貌。由于是“满映”的新片,评论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映画的拍摄效果上,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结果。署名ZN生、若愚、栩栩、玺、KY之文认为此片 “低劣”,“难言成功”,“竟没有报纸上所说的那么好”,“看过之后才知是虚名”,“完全辜负了我们的期待”。批判者将此片视为“满映”映画制作上的败笔,指出剧情中不尽人意之处、演员技术的不成熟、画面模糊、对白不清等诸多问题。与此观点相反,以兆文、永、张国全、明渊等人为主,对此剧表示肯定,认为“首次艺术表演底(的)成绩收获尚属佳妙”,[14]对剧中演员的表演及导演的拍摄手法表示极大地肯定。由于评论者缺少专业的知识背景和基本的评判标准,加之个人素养的限制,对一部影片的评价呈现出较大的极端性,两种迥然不同的点评同时存在。然而在这两种极端性点评之外,我们发现15篇文章存有一共同之处,即评论者的落脚点都在于对“满映”的支持与希望上。无论褒贬与否,评论者均肯定此片作为“满映”处女作的初创功绩,将之称为“满洲影界的一个序幕”,“满映的一个引言”。[15]而其中评论者对映画技巧方面的探讨,比如画面的清晰与否、摄影剪辑的连贯与否、场面光度的强弱协调等,基本上奠定了伪满映画剧的评论模式,随后的“满映”电影评论也大体沿着这样的批评思路行进。

二、宽容与责任:希冀性点评

由于东北文化艺术相较关内地区存有一定的落后性,加之话剧、放送剧、映画剧的新兴性质,导致剧评者在评论时,尤其是对伪满本土编演的戏剧,往往带有较多的鼓励与期待意味。在不少剧评文章中,批评者不断表白伪满的戏剧发展尚在初创时期,戏剧土壤的贫瘠以及多方面资源的匮乏,导致戏剧工作者仍处于“拓荒”阶段。“话剧,在过去的满洲的确是一张没有一点墨迹的白纸,没有人去提起,并且也没有人来理会。从来在人们的记忆里,就没有这么一页。”[16]面对戏剧的这种“荒原”状态,剧评者在对伪满本土戏剧创作与公演进行点评时,多了一些宽容,更多的是对伪满戏剧发展的关心与扶持,对所获得的成绩也格外珍视。如《雷雨》在伪满公演时,有评论者指出“东北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这荒野里居然看到了嫩芽”,希望观众和批评家“不要要求的太苛。”[17]即使是对戏剧的批判之文,剧评者也常在文尾加入希冀之词。“改编后《雷雨》的上演,并不令人十二分的满意,但是付出了勇气和力量。”“《雷雨》的成功与否,对于满洲的剧运有什么影响,都待爱护它的朋友们底(的)批评,与满洲剧运方向的变来证实的”。[18]

除了对伪满戏剧创作的宽容心理外,促成这种希冀性评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剧作者和剧评者对伪满戏剧所负有的责任感。1939年,奉天放送话剧团演出前,李乔发表《登台公演序言》,以积极的心态和极大的热忱,表白对戏剧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以及传达戏剧所承载的社会功效的使命感:

露演,我们一向在热烈地描摹等待,盼想。然而天不会见怜于优汉,我们只有追求。追求——为了一点“意义”而拼了命爬出于制压,推挤冷观、狞笑的夹壁,钻出脑袋。我们终于抓住了这梦的一点尾巴。

现在我们的志愿,只在用自己的热,来烤着枪后国民的良心,来煽起文化的死灰。当然不是艺术的丘陵以至高峰,然而还不越乎艺术。我们是肯干的。真干!决不想盲(莽)撞与敷衍常常是遗忘了自身的存在。本来是无为,而我们要“为”。无论如何我们的心确确是火热火热的。[19]

这种对“一点意义”的追求,对“枪后良心”的坚守,使得一些剧评文中表现出强烈的期待之情,一方面希望戏剧工作者创作与编演更多的戏剧,另一方面渴望更多的人关注与参与到戏剧评论中来。剧评对伪满戏剧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戏剧工作者希望用批评带动与促进戏剧活动和创作。因此,一些报刊积极征集剧评之文。1941年,《盛京时报》的“剧哨”专栏发布一则“征稿启示”,征集与戏剧相关的文章:舞台剧、放送剧各剧团,或编导演员各剧人,尤注重在离大都市较远的地方,与剧有关的情报,演出的照片,批评文,从事剧运的经验谈。[20]1942年,《盛京时报》又曾多次发布征稿启事:《过去演剧总检讨》,专门募集与满洲演剧运动相关的剧评文章。主办者明确表示出剧评文章的八项具体要求:剧名、编、导、主演、时、地、效果批评、新作或旧作;并顾及到读者的文化层面和参与范围:“无论远年近日”、“无论已否在报上刊过”,“尤望除大都市各僻地作出之批评”。更为重要的是,募集者有将这些剧评之文汇集成册的计划,“于他日(印)装成册,为我满洲戏剧史上供给一点资料”。[21]这显示出在伪满时期,戏剧界已经注意到戏剧评论对戏剧发展的重要性,将戏剧批评作为一项独立而专门的事业进行研究。

三、宣传与引导:广告式剧评

在剧评文章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评论形式,即演剧广告。通常意义上的“广告”是指对特定商品的一种“广而告之”,但是在文学中,广告被赋予了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特征。因此在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大量戏剧广告,不仅是对将要上演剧目的一种宣传,包括戏剧的上演时间、地点、票价、演出剧目信息等;同时也将戏剧观念和价值意义传导至公共空间,试图影响、引导观众的观剧理念。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演剧广告是剧评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探究戏剧演出与评论的独特窗口与有效途径。

1.凸显本土特色的宣传评论

演剧广告的形式多样,在内容上往往将戏剧宣传与戏剧评点相结合。在有效宣传戏剧的同时,评论者对该剧的精炼评价会对舆论起到导向作用,将自身的戏剧观念传递给读者与观众,甚至影响到后来者对该剧的评论。与此同时,简短而精彩的剧评又能作为广告宣传语,起到吸引观众的作用。在这种广告式的剧评文章中,评论者着重凸显伪满戏剧的地方特色,将本土演员的表演点评或是本土剧团的创作评价作为“卖点”进行宣传。1939年,奉天放送话剧团由放送转为登台公演时,《盛京时报》连续多日刊登“出场演员剪影”,以点评伪满本土演员的表演艺术作为演剧的广告宣传。这其中不乏精彩的评价,如指出演员蔡皞的特点是 “有着中古骑士风度的年青的汉子”,演员春子在剧中的表现是“一种中性女人的性格”,总结白木的表演是 “老练”、“多角型的演技”。[22]1940年第九卷第二期的《新青年》杂志推出《〈雷雨〉特辑》,对伪满自行编演的《雷雨》一剧进行宣传。杂志不仅将《雷雨》的演出剧照、演员素描刊出,并节选剧评者对戏剧和演员的精彩点评,将二者结合推广话剧。节录剧评中一段文字:

都知道,我们故乡是文化落后的地方,然而雷雨却公演了。而且还是老乡们扮演,这一点就够痛快的,别的我觉得再(在)其次。

在演出上,一定有人会找一些毛病来指摘。但是不要要求的太苛,而忘了我们的现实。在建设的途中是免不了有些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已在建设了,总比放在桌上的伟大设计要有点立体的力量的。——节录于1940年《盛京时报》万野先生的《由演雷雨谈起》[23]。

这则精短的剧评建构了伪满戏剧的发展环境,指明了此剧演出的首创之功,表明了剧评者对此剧的基本观点,对读者和观众作了引导性评价,也对其后的剧评者提出了建议。作为“卖点”之一的是此剧由伪满本土的演员出演,因此宣传者同时节选了对剧中重要演员的点评。剧评者对“鲁贵”的扮演者李凌作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并未细致描绘,以一句“给与整个剧情以相当的助力”概括其表演成绩。对于演员丹玛所饰“四风”的表演,更以一句“把这更多的批评交给观众”,留出空间吸引观众去实际观剧。同时,作为曹禺的名作,各种版本《雷雨》的演出早已出现,剧情也已经烂熟于观众内心,剧评者以演员“充分的理解了曹禺想象人物的性格”的评价,引导观众将原剧本中鲁贵的原型、先前版本中鲁贵的演出与伪满此剧鲁贵的表演作对比,将广告推广与演出评价结合在一起。其中剧评者所突显的“卖点”,实际就是剧评者的文学主张。

2.暗含“国策”的意识形态引导

意识形态的评价与引导是剧评者所关注的焦点,这也渗透进演剧广告中。伪满洲国的戏剧批评家将戏剧作为折射现实与人生的镜子,强调戏剧在社会中的指导意义。《新青年》杂志在为“青年剧社”的演出做宣传时,首先阐释了“戏剧与文艺”的密切关系,抓住了戏剧的社会效用做宣传,指出戏剧“能更直接地把社会的各面底(的)意识形态传达给观众底(的)视觉与听觉”。[24]而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中,伪满“国策”始终是其中重要的标准,评论者往往将“国策”意识融进广告式的剧评文章中。一方面以广告效应宣传伪政府的政治、政策,另一方面借剧评将评判标准和价值导向传导至读者。在这两者中,演剧广告只是文章的表层,借广告评点戏剧成为核心。1942年,《盛京时报》对大同剧团的新剧《林则徐》进行宣传,其中在对戏剧主题进行概括时,融进了伪满的“国策”意识,企图对民众的观点加以引导。

满洲唯一历史悠久的大同剧团以建国十周年事业之一。于兹大东亚圣职上,演述东亚人所公愤之鸦片战争历史,意义尤为重大。兹该团为暴露鸦片流毒之英美罪恶,颂扬兴亚先驱者,挺身抵抗英美,愤然消灭鸦片伟人林则徐之伟大精神。特临时组织“林则徐公演事务局”宣传与制作本剧。……预定四月十日至十四日间,于新京纪念公会堂首次公演。此后遍演全国各地,及日本中华民国各大都市。活跃于东亚共荣圈,担当艺术交流兴亚工作。[25]

这篇戏剧广告从话剧编演的初衷谈起(“大东亚圣职”),介绍戏剧的演出团体(大同剧团)。在概括戏剧核心内容时,浓缩了剧评者所要传达的基本观念,即以此剧谴责英美流毒、颂扬林则徐禁毒,借此对现实社会予以警示,暗合了伪政府的“国策”宣传,引导观众对此剧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评论者对此剧“豪华”的制作与演出规模的介绍,成为宣传中的一大“卖点”。专设“林则徐公演事务局”进行宣传;在以独幕剧居多的伪满制作“四幕八场”的多幕剧规模;“三万余元”的经费耗资,无不显示出此剧试图“打破记录”的“精良制作”。在被称为“文化荒漠”的伪满,这样的戏剧确实能够激发观众极大的观剧兴趣。除此之外,“满洲剧界泰斗藤川研一氏编导”、“演员五十余名出演”的编演群体,再加之“遍演全国各地,及日本中华民国各大都市”的宣传,不得不让读者和观众充满期待,格外关注演出的时间与地点信息。

戏剧不是单纯的文本,它是鲜活的舞台艺术,但是这种“鲜活”却是难以复制的“过去式”。而剧评成为走进或还原过去时代舞台表演的重要方式之一,它以文字的形式记录戏剧的生长,借由评论家之笔点评创作与表演,同时发现精彩、纠正误区,引导戏剧的发展。无论是出于个人喜恶的极端性点评,充满期待的本土戏剧评论,还是宣传与批评共存的广告式剧评,伪满洲国的戏剧评论仍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体现出“随感随评”的整体特征。但是已经显示出对本土戏剧发展的扶持与寄托,对戏剧评论的重视与努力。透过对伪满剧评的考察,我们能够有效洞悉伪满戏剧的真实状况,感知整体社会的舆论导向与审美喜好,探寻过去时代戏剧的行走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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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征稿启示[N].盛京时报.剧哨,1941-04-29.

[21]过去演剧总检讨[N].盛京时报,1942-05.

[22]奉天放送话剧团公演前 出场演员剪影[N].盛京时报,1939-11-29.

[23]《雷雨》特辑[J].新青年,1940(9):2.

[24]王丁二:写在青年剧社公演之前[J].新青年,1936(2):3.

[25]大同剧团近将演《林则徐》[N].盛京时报,1942-03-20.

H319.9

A

1008—7974(2015)02—0105—05

2015-01-05

何爽,女,河北石家庄人,文学博士,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章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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