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序传:宋人文集序跋意识自觉化及其影响

2015-05-15 00:48梅华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5年1期
关键词:宋代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集序跋;文以序传;影响

摘要: 宋代重视文人文集之编纂与整理,雕版印刷的发展又使文集传播更为方便通畅。这样的文化环境与条件促成宋人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文以序传得到集体认同。文集序跋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数量庞大,精品多见,而且出现了刊刻序跋、读后感式序跋等新形式的文集序跋,甚至在文人间还出现了序跋对话的独特文化现象。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1006907

Anthologies Relying on Prefaces:Consciousness Of Song Dynasty's Anthology Prefaces and Influence

MEI 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Key words: Song Dynasty; anthology prefaces; anthologies relying on prefaces; influence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iterary anthology of collection and codification. Anthologies' spread was convenien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lock printing. These cultural conditions facilitated consciousness of anthology preface, thus resulting in collective identity of anthologies relying on prefaces. Anthology prefaces developed very fast not only in multitude but masterpieces. The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tyle, such as publication of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reading notes as prefaces, but also made a new form of their mutual dialogue.

第1期梅华: 文以序传:宋人文集序跋意识自觉化及其影响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宋代文集序跋空前发展,其数量大大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朝代。勾稽《全宋文》及相关文献可知,宋代文集序跋几近三千篇,涉及近千位作者。在文集序跋繁荣的背景下,两宋时期出现了对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本文试就宋人文集序跋意识自觉之现象稍作探讨,并关注一下该现象在文化方面所产生的相应影响。

一、宋代文集序跋意识自觉的产生及其表现

文集序跋之出现与发展,必以文集之存在为前提和基础。先秦时期,世人尚未有著书立说以传后世的观念与意识,私人著述并不多见,故以文集为依托之文集序跋自然不可能出现。到魏晋时期,逐渐摆脱经学束缚的文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地位不断提高,并最终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领域,许多文人雅士专务文学创作,从而带来了魏晋文学的大发展。同时,东汉以后,世人也有了编纂文集的自觉意识,这样文集序在魏晋时期得以迅速成长。隋唐时期是文集序的成熟期,尤其是到了中唐以后,文人撰序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不过这一时期的文集序大多是在文集作者作古之后,由其后嗣子孙自序或请他人代序而成。迨至两宋,时人创作的文集序跋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既有一般的诗文集、词集序跋,还出现了奏议集、谏稿集、尺牍集、制诰集等新型文集序跋。有宋一代,文人们通过为本人文集自序自跋、请他人给自己文集代为序跋或受请托而为他人文集作序题跋,使得文集序跋这一文化现象不断得以强化,最终逐渐形成一种翕然从之的时代氛围。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出现正是宋人文集序跋意识自觉的表现。

文集序跋之所以至有宋而空前繁荣,并就此一文体出现意识自觉现象,乃至出现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盖因两宋时期的文人对文集序跋的功能与意义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南宋时期吕午在《义师求寄闲诗集序》一文中载述义师向其解释求序的动机时曰:“昔参寥未有闻,以‘藕花无数满汀洲之句见赏于坡仙,遂以能诗称诸公。闻钱塘勤聪诗,亦皆得坡叙(序)以传。窃愿附此义。”[1]315册,71义师正是看到了参寥与勤聪两人诗集因为苏轼作序而得流传,才就自己的诗集要坚持向吕午求序。同为南宋时期的释道璨,在为其好友莹玉涧诗集作序时道:“予常谓惟俨诗不传于后世,而托名于欧阳一序;参寥诗可传者十数解,藉东坡一语而盛行。”[1] 349册,301在此,释道璨也强调了序文的重要性,乃至对于诗文集之流传关系甚大。

到了两宋时期,人们对于文集序跋的价值、功能及意义与前人相比,在认识上出现了根本变化。两宋以前,文人文集多是在作者去世之后由其故人或子孙整理结就,其序跋则由整理者自己或请人所作,文人生前请他人为其文集作序题跋的情况在宋代以前并不多见。据笔者管见,庾信请宇文逌为其文集撰序应是此一做法的滥觞。宇文逌《庾信集序》结语云:“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两帙,付之后尔。余与子山,风期款密,情约缟纻,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2]到初、盛唐时期,这种情况依然不多,直到中、晚唐以后,情况才有所变化。

根据笔者对唐代现存文献的查考,唐代文集作者生前请人撰序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文集作者生前亲自委托;另一种是文集作者临终以遗嘱相托付。笔者通过勾稽相关文献可知,有唐一代共有五篇文集序属于第一种情况,即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于頔《释皎然杼山集序》、元稹《白氏长庆集序》、郑亚《太尉卫公会昌一品制集序》。另一类文集序尽管是受托者为他人之遗文所作,但也属于文集作者在生前所托付。元宗简在其弥留之际曾委托白居易为其文集撰序,刘禹锡也曾为柳宗元之文集作序,该两者大抵属于此类情形。由此可见,在宋代以前,文集作者生前请序于他人虽然已经出现,但并不普遍。endprint

到了宋代,文集作者生前请人撰序题跋的做法逐渐流行起来。宋人多有一官一集、或一时一集的情况,每当一部文集结就,多会自序或请人撰序,甚至一部文集会请多人为其撰序。如北宋许大方在海陵为官期间整理自己的文章,结集为《海陵集》,曾先后请张耒和晁补之为其撰序。南宋刘才邵的《檆溪居士集》,先请周必大作有《檆溪集序》,后又请杨万里撰写《檆溪集后序》。文集作者愿意请人写序题跋或谓如今多是托人写序,不见请人题跋,但在宋代确实存在请人题跋的情况,如周行己《晁元升集序》:“将与元升别,求元升近文。元升出此编,因使予跋,遂以此书。”杨椿《跋孝感诗集》:“士大夫纪其实而侈其事者,致盈编焉。其子嘉谋献可录示,且请为跋。”,而受托者也以此为荣,多愿意接受此种请托,甚至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他人文集作序,如司马光曾在《吕献可章奏集序》中云:“今既没,其子由庚等搜求章奏遗稿,得二百余篇。光请而序之,俾后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献可之心”[1]56册,108。宋人对于文集序跋之认真与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可知,在宋代文人中已产生了明确的文集序跋意识,人们认为一部文集若无序跋将无以传于后世,故一部文集结就之日,也即作序题跋之时,无论是自序还是他序都是郑重严肃,必不可少之事,此即为文集序跋意识之自觉。

宋代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宋人对文集序跋之功能与意义进行了认真的辨析与探讨。有人认为序不必作,如姚勉在《秋崖毛应父诗序》中曰:

剑江毛应父以诗集来教予,求序之。予曰:诗不以序传也。三百五篇皆有序,朱夫子犹使人舍序而求诗,序不足据也,姑舍是。后世诗亦尔。杜子美、李太白、白乐天、唐诗人之冠冕者,各以其诗传,不以元微之、李阳冰序传也。东坡之诗,无敢序,山谷之诗,无敢序,近时诚斋之诗,无敢序,信乎诗不以序传,而以诗传也。[1]315册,449

有人认为“文以序传”,如黄廓《溪诗话跋》云:

志以言而章,言以文而远,文以叙而传,叙以德而久……及古道废阙,英才埋没,往往托之著述比兴以自见者多矣,然非得当世闻人表而出之,则亦无以取信于后世。[1]223册,362

经过广泛地争论,更多的人认同了后者,即相信“文以序传”。甚至有人认为,文集作者死后由他人来为其文集撰序与为其人作行状、写墓志铭一样重要。欧阳修《仲氏文集序》曰:

君之既殁,富春孙莘老状其行以告于史,临川王介甫铭之石以藏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于世。然则君之不苟屈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3]

同样,晁补之在《书邢敦夫遗稿》中曰:

邢河阳既哭其子惇夫,以书抵山阳李端叔,云:吾儿垂绝时,问所欲,言曰:“愿得豫章黄鲁直状其行,以累高邮孙公铭之,而遗稿以属补之为序。”端叔为补之言,补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贺,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为贺者而已。然吾岂可以负惇夫将死托邪?[1]126册,152

由此可知,北宋诗人邢居实在其弥留之际曾委托黄庭坚为其写行状,孙觉为其作墓志铭,晁补之为其文集作序。在两宋时期对一般士人来说,身后文集有人撰序题跋与由他人为其作行状、写墓志铭一样,不可或缺。

其二,宋代出现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宋人认为文集在进入正式流通之前,或每次刊刻出版之前,必得有人为其撰序或题跋,方可取信于世人,从而使序跋在文集传播中的价值与意义得以突显。刘挚之子刘路在函托刘安世为其父文集撰序时曰:“先人平生为文,方弃诸孤,仅存一箧,类次之,已成编集,念当有序引以信于后”[1]118册,175。刘路在此明确提出文集“当有序引以信于后”,说明时人对于序跋在文集传播中的价值已经有了充分认识。

既然文以序传得到普遍认可,那么通过何种方式方能使欲“取信于后”之序跋取得预期的效果呢?名人大家在社会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多“一言九鼎”,因此如能由当世之名人大家出面作序,自可“取信于后”, 这也是大家名人之序跋较为常见的重要原因。黄廓《溪诗话跋》云:

志以言而章,言以文而远,文以叙而传,叙以德而久……及古道废阙,英才埋没,往往托之著述比兴以自见者多矣,然非得当世闻人表而出之,则亦无以取信于后世。[1]223册,362

在此,黄廓认为理想的序跋作者非“当世闻人”莫属,并且此“当世闻人”只有有“德者”方可让文集流传百世,正如杨时所云:“士以一言轻重,足以信今传后,惟有德者能之。”[1]124册,256

两宋三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文学文化繁荣的时期,也是文学传播新方式和新媒介风行于世的时期。“文章行世与否,固然离不开其本身的内容含量与艺术价值,但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播媒介给予传播,再好的作品也只会藏在深闺人不识,而序跋就是一种甚富功效的传播媒介”[4],宋人正是认识到序跋的这一价值,才产生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

二、宋代文集序跋意识自觉之历史条件

文集序跋意识之自觉何以出现在有宋一代,透过纷繁的表象可知,此文化现象之产生于宋代,可谓良有以也。文集序跋的产生必须以文集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文集的整理与编纂就成为文集序跋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文集雕印出版时,为扩大文集之流通与传播也会请人或自行撰写刊刻序跋。可见,相当数量的文集编纂和刊印是产生文集序跋意识自觉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两宋时期大规模的文集整理与刊刻正好提供了相应的时代条件。

(一)由政府推动的图书整理与文集编纂工作

在两宋时期,国家不仅通过内府进行系统的图书整理,还曾多次诏令地方搜求天下遗书。整个北宋时期对文献的整理从未间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宋史·艺文志》总结云:

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5]15册,5033endprint

可见,经过七朝的努力,到北宋后期馆阁藏书量已达到七万余卷,远远超过唐代《开元四部录》所载图书。但惨烈的靖康之变使北宋官私藏书均遭遇严重损失,故南宋建立不久高宗就开始下诏搜求天下书籍,恢复国家的藏书。经过孝宗、宁宗等朝的努力,国家藏书量基本得到了恢复。

在宋代进行的数次图书整理工作中,政府对文人文集亦给予相当之关注,如宋徽宗曾命王安石的门人薛昂整理王安石的文集:“重和元年六月壬申,门下侍郎薛昂奏:承诏编集王安石遗文,乞更不置局,止就臣府编集,差检阅文字官三员。从之。”[6]许光凝在《华阳集序》中提到大观二年(1108)徽宗下诏对王珪文集进行整理:“大观二年正月甲寅,有诏故相岐国王公之家,以《文集》来上。”[1]138册,84在国家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中,对前代及当代文人文集进行的搜集整理,对文人文集的保存是极为有益的。

有宋一代,除中央政府对文化典籍进行系统的整理外,各地方官出于推动当地文化发展的意愿,也不断地对当地先贤文集进行搜集和整理。很多地方官常常在政事之暇,甚至是到任伊始,即号召文士整理当地先贤或宦历当地之文人文集。政和元年(1111)四月,朱衮知吴江县,“既至其邑,想其遗风,因求善本校证,刻之于版”[1]140册,64,朱衮对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予以校证并且将之镂版以行。宣和五年(1123),到道州任知州的王次翁刊刻了寇准的诗集,其在《新开寇公诗集序》中云:“宣和壬寅,次翁受命假守,既至,拜公像……又得公诗三卷,凡二百四十篇,为校正其讹错,镂板传久”[1]156册,5。

在两宋时期,各地方官不仅是当地文化建设的推动者与参与者,同时也是一地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宦游各地时,常常将其所熟知的文化从一地带到另一地。因此,宋代各级地方官在文人文集的保存、刊刻、传播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二)民间自发进行的文集整理工作

宋人认为“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但真正能够“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1] 34册,166者甚少,大多仕途坎坷,沉于下僚。因此,宋代士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较为多元,他们认为“不朽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有一于斯,可以无愧于后世”[1]132册,133。在宋人看来,除了道德和事业可以使人流芳外,著书立说同样可以使他们“无愧于后世”。宋人是以大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文集,常常精心编纂刊刻使之广为流传。在两宋时期,很多文人都在生前对其作品予以整理,如王禹偁、苏辙、晁补之、秦观、贺铸等。宋代文人文集之编纂形式多样,其整理和保存亦煞费苦心,甚至达到一官一集、一时一集之程度。余靖在《宋太博尤川杂撰序》中云:

康定建元之明年,岁在实沉,广平贯之以奉常博士移刺琼管,途繇曲江,因出文稿四编示,其一曰《剑池编》、次曰《龟城集》、次曰《尤川杂撰》、次曰《永平录》,皆一官所成之集也。且曰:“《剑池》《永平》二集,今待制宗人子京、暨大理丞王君子元各为之序,以冠篇首,尚以《尤川》一篇累吾执。”[1]27册,22

余靖在此提到,宋贯之曾编纂自己的文稿为四编,均为一官一集,并且每结集之后都会请人为之作序,可见宋贯之对自己文集之重视。

此外,两宋文人还会对某个时间段内的作品予以整理,编纂成集,即一时一集。如郑刚中在其《北山集叙》中详细地介绍了自己按时间先后编纂文集的情况:

《北山初集》,即余所谓《笑腹编》也。余以绍兴乙卯至甲子岁所录文字,自号《北山中集》,《笑腹编》则宣和卒(应为“辛”)丑至乙卯岁中所录者,因号《初集》。若辛丑以前见于纸笔者,皆为盗所火,不复能记忆矣。甲子而后,时时因事有稿,老懒杂置箧中,他日有能为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1]178册,271

郑刚中的《北山初集》,即《笑腹编》,收集的是宣和辛丑(1121)至绍兴乙卯(1135)时期的作品,而《北山中集》收集的是绍兴乙卯(1135)至绍兴甲子(1144)期间的作品。宋人平时相当注意整理保存自己的文集,若生前未能及时整理编纂,那么在其去世之后,他们的子孙、故友也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其遗文,并编集刊刻,尽量使之流传于世。

(三)宋代文集刊刻的繁荣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主要靠抄录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既影响书籍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同时也影响书籍内容的准确性。隋唐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及广泛应用,书籍的传播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辉煌时期,其雕印书籍范围之广泛、雕印技术之精湛,是隋唐乃至两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之匹敌的。雕版印刷术的大量运用,带动了宋代刻书业的发达。宋代形成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刻书模式相鼎立的格局,此三种刻书模式之间相互补充,各有侧重。宋代刻书业繁荣发展,规模宏大,形成了以杭州、福建、四川为中心的三大刻书区域。宋代刻书业之三大中心区域各有所重,最终形成各有特色,相得益彰的格局。两宋时期多样的刻书模式、广阔的刻书区域以及精良的刻书队伍共同促使了宋代刻书业的发达[7]。宋代刻书业的繁荣自然为文人文集之刊印提供了便利条件。

北宋时期,由于严峻的国防形势,出于保密之需要,朝廷一度对当朝文人文集之刊印管控较严。到了南宋时期,因与金国长期处于南北对峙局面,局势相对稳定,战事减少,对文集雕印的控制也较为缓和。故文集尤其是本朝文人文集,在南宋时期终于迎来了雕印出版的新曙光。文人文集的刊刻出版,既是文集作者之所愿,又是嘉惠世人之事,同时文集的出售也会给书商带来巨额利润。因此对于刻书者来说,雕印文集是“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8]。

综观相关文献,两宋时期雕印文人文集的数量相当可观。宋人雕印前代文人文集多以唐时旧本为依据,因而在文字内容上接近旧时面貌,学术价值相对较高。对于宋人文集,则是当代人雕印当代作品,其版本价值更是不言而喻。两宋时期方兴未艾的文集整理与编纂为文集序跋之繁荣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也为宋代文集序跋意识之自觉营造了时代氛围。雕版印刷的应用使文人文集可化身千万,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增加锓行文集文本的公信力,文集序跋的价值不断凸显,由此也对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也起到了相当大的刺激作用。endprint

三、宋代文集序跋意识自觉之影响

如前所述,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文集的传播不再仅仅依靠抄录或刻石,刊刻出版成为文集传播的一种新的重要途经。这种新颖的传播方式使得文人文集的流通更为广泛和频繁。在宋人文集序跋意识自觉的情况下,在宋代士人间产生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由此不仅推动了宋代文集序跋这一文体形式的重大发展,而且对当时的文人生活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一)文集序跋形式多样化

在宋代以前,所谓文集序跋主要是编纂序跋,到了两宋时期,文集序跋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形成编纂序跋、读后感式序跋、刊刻序跋鼎足而立的局面。

刊刻序跋主要为雕印文集而作,而编纂序跋主要为汇编文集而作。一般来说,前者不涉及文集编纂,后者不涉及文集雕印。刊刻序跋的出现,改变了编纂序跋一统天下的局面。文人文集在最初编纂成集时虽已有人为此撰写过序跋,但在雕印出版时还会再次请人撰写序跋。如晁子健在其祖父晁说之去世之后,“求访遗文三年”,最终将其祖父文集“编成一十二卷”[1]192册,117,并在绍兴二年(1132)正月二十八日撰写了《嵩山集跋》。而晁子健在乾道三年(1167)五月将《嵩山景迂生文集》刊刻时,又再次撰写了《刊嵩山景迂生文集跋》,其中有“谨用锓木于临汀郡庠,以广其传”云云。[1]192册,119对于华镇的《云溪居士集》,华镇之子华初成曾于楼炤在会稽为官时请其作序,楼炤在绍兴癸亥(1143)为其撰写了《云溪居士集序》。到了绍兴十三年(1149)九月,华初成将《云溪居士集》镂版时,楼炤又为其撰写了《云溪居士集跋》,其在该跋文中云:“乐道人之善,非公殆不能与于此,是用镂版而传之。”[9]如果说编纂序跋的繁荣是宋代文人文集整理和编纂风行于世的最好注脚,那么刊刻序跋的勃兴则是宋代文人文集刊刻雕印发展繁荣的最好见证。

在两宋时期,不仅出现了新形式的刊刻序跋,读后感式序跋也在这一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获得书籍变得更加容易,故有宋一代出现了众多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少者数千卷,多者数万卷。费衮《梁溪漫志》记载司马光“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10]。司马光不仅藏书丰富,且惜书如命。《宋史·胡仲尧传》云胡仲尧“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4]38册,13390

藏书之家及藏书数量的增多,使得士人读书也变得相对方便容易。宋代一些士人在读书时又时常有感而发,并为之题跋,这种习惯逐渐风行开来,从而产生了诸多读后感式序跋。此类序跋大多写来相对随意,如行云流水般任意抒发读者的情感。李纲《书四家诗选后》云:“偶读《四家诗选》,因书其后。”[1]172册,42李纲在此一题跋中对王安石选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四家诗予以评价。陆游《跋王右丞集》云:“余年十七八时,读摩诘诗最熟;后遂置之者几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昼无事,再取读之,如见旧师友,恨间阔之久也。”[1]223册,24陆游在该跋文中生动地表现出其对王维诗歌的热爱。读后感式序跋多是在文集及文集作者对序跋者内心深处有所触动时而发,自然真实,无矫揉造作之情,写来简洁明了,常常成为文集序跋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二)“序跋对话”成为文人雅事

有宋一朝采取右文政策,“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11],而且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提供了文人参政议政的机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也为文人参政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总之,有宋一朝,“海内文士,彬彬辈出”[4]37册,12997。

宽松的政治环境、健全的科举制度、优渥的政策待遇等宋代特有的氛围,让宋代文人充分认识和享受到读书的益处,正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宋代士人的文化素质亦由此得以普遍提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文人雅事的形式也大为增加。宋代文人常常游宴唱和、赏亭题刻、品茶题画,他们在畅游美景、恣情山水的同时,常常豪兴迸发,多在风景胜地题名以作纪念。

宋代文人雅兴常发之处除了名胜题刻外,撰序题跋更是成为他们展显才情,标榜风雅的彬彬文事。宋代文集序跋意识自觉的产生,使得撰序题跋已内化为文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相互间对话的一种新形式。宋代科举取士至多,文人间唱酬交往更为频繁,而撰序题跋逐渐演变成为宋代文人沟通交往的一种新形式。宋代文人重视其文集的整理,每有新集结就常常会分送故旧亲朋,而后者也会通过序跋的形式对文集作者及作品予以品评和推挹,从而形成了文人间对话的一种方式。

张守在其《又跋刘绍先诗卷》中云:“刘君将赴官陕右,出示诗卷,要予志其后”,张守在跋文中首先对刘绍先文武兼备的才能予以肯定:“刘君将种,以忠勇智略世其家,又能博采古名将事业而歌咏之,意气所期,盖不在古人后。”[1]174册,6雷公达曾历经千辛万苦将潘仲严的诗卷带给郑刚中,郑刚中在其《跋雷公达所示潘仲严诗卷》中对雷公达珍藏爱护潘仲严诗卷之不易予以颂扬:“公达自东吴道长沙,逆犯三峡风涛之险,行李间关者万里,而箧中仲严三十八诗,与偕来无恙。”[1]178册,274郑刚中在该跋文中对雷公达万里携诗行为的纪述,生动地展现出雷、潘之间的真挚情谊。

除了序跋作者与文集作者间通过序跋这一独特形式进行沟通外,序跋作者之间也能通过序跋形成对话。《初寮集》是王安中的文集,在宋代先后有李邴、周必大、周紫芝三人为其作序。周必大、周紫芝在序文中均引用或提到李邴序文对王安中的评价。周必大在《初寮先生前后集序》中引用李邴《初寮集序略》中“天才英迈,笔力有余,于文于诗,环奇高妙,无所不能”[1]175册,57,对王安中诗文做总体评价。周紫芝在《书初寮集后》中提到李邴时认为,“公(李邴)当承平之世,多褒扬粉泽之词”[3]162册,190,但又认为李邴总结得很准确。这种针对同一部文集而作的序跋彼此之间互相称引,从而在同一部文集的序跋作者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对话情景。endprint

宋代还有针对文集序而作的题跋,黄裳曾为左纬(号委羽居士)的文集撰序,即《委羽居士集序》,而陈瓘曾对此文集序作过两次题跋,即《跋黄裳委羽居士集序一、二》,其《跋黄裳委羽居士集序·二》云:

余抵丹丘之三年,左经臣(左纬)携黄公序见访,尝为跋其后。今又两年矣,复持以相示。余读经臣诗编,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别人经无数日,百年能得几多时?”非特词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幻,逝景迅速,读此二语,能无警乎!序所谓使人意虚而志远,非溢言也。[1]129册,129

在这篇文集序之题跋中,陈瓘评价左纬之诗“词意清逸”,认为黄裳之序真实客观,非溢美之词。这种围绕文集及文集序而展开的品评,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作者之间的一种对话。

总之,有宋一代上至朝廷官署,下至纤儒黎庶,均非常重视对文人文集的搜求与编纂,并且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文人文集得以大量刊印,文集传播更为方便畅通,这些客观条件最终促成了宋代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进而产生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宋代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不仅推动了此一文体形式的发展,而且还使得撰序题跋内化为文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相互间对话的一种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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