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副刊与近代中国女性解放

◎冯 帆 姚欣然

《大公报》副刊与近代中国女性解放

◎冯 帆 姚欣然

在“三驾马车”的新记时期，《大公报》不但注重社评、星期论文、通讯以及新闻，还对副刊、专刊格外重视。续刊初期就由何心冷于第八版创设名为《艺林》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大公报》的众多专刊很好地记录和呈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其中的女性副刊，更是对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解放有着深远的意义。

早在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就格外关注女性问题，提出反对女性缠足等旗帜鲜明的主张，创办天足社；大力主张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提倡兴办女学，鼓励女子就业使其经济独立。报人们曾经感慨“我们报馆，自从出版以来，因为劝诫妇女缠足这件事，不知费了多少笔墨”[1]。在英敛之的倡导和积极领导下，当时众多男性社会精英帮助吕碧城兴建了天津第一所公立女学堂。

进入民国后，新记《大公报》继续关注女性解放问题，专刊 《家庭与妇女》（自1927年6月11日起以至后来终刊一直沿用《妇女与家庭》）“引发社会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重新界定，在女性社会角色的重新构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2]

《家庭与妇女》创刊于1927年2月11日，创办初期的编辑由刚入报社的女记者蒋逸霄担任。后来由著名报人何心冷担任编辑，蒋逸霄负责专门采访女性问题的外出记者。起初创刊的目的是为了使女性清楚自身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应肩负的责任，但从第九期开始，该刊的立足点变为“女性”，刊名也随之变为《妇女与家庭》。上面刊载的文章主题也更多的变为有关女性解放、倡导男女平等的话题。

一、《妇女与家庭》与女性的全面解放

《妇女与家庭》刊载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于女性生活的塑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纵观《妇女与家庭》，编者们是从新女性的时尚思想、婚恋家庭观以及社会角色这三个角度向当时的女性倡导新生活理念。

（一）对女性生活方式的解构与重建。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妇女与家庭》向女性传递新式的生活理念，从衣着发饰的选择到娱乐休闲的形式等方面，试图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女性生活观念的改变。

1.反对缠足，提倡自然之美。

《妇女与家庭》将自然之美和修饰之美作为向女性传播的重要内容。“《妇女与家庭》认识到以‘三寸金莲’为美是男权社会下病态的审美观念”，[3]这一时期的《妇女与家庭》对女性缠足问题的关注有两个特点：其一，特别关注乡村女性的缠足问题，将舆论传播对象锁定于乡村女性，积极劝导其追求身体解放，认为“有时候劝导仍然不能移风易俗，必须在不得已之后加以强迫，这就归于行政者的责任，强迫手段应当适宜总可。”[4]；其二通过时尚审美的角度来说明反对缠足的重要性，宣传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观，告诉读者“小足之如何有碍工作，如何不能算是美观；天足如何好处，如何美丽”[5]，这种颠覆传统审美认知的宣传方式是 《妇女与家庭》反对女性缠足方面的独特见解。

2.倡导娱乐休闲的生活方式。

对于娱乐休闲的方式，《妇女与家庭》则认为，家庭生活要更具现代化气息，“娱乐可以使一家之人得闲暇时间最佳之利用，使群国共同之乐趣，养成审美之智识、劳务清洁之习惯”[6]，“人人能享受艺术味，使生活音乐化”[7]。“表面来看，这只是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新家庭生活方式，但事实上，器物和生活现象的现代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性别制度和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演进。”[8]在《妇女与家庭》看来，新的女性形象，应该是时尚的服饰妆容、高雅的艺术气质、健康的生活理念相互自然结合的，这样的完美结合也应该是城市现代化的成果。

3.普及女性的现代科学知识。

《妇女与家庭》还刊载过很多有关新型家用电器的文章和外国译文，无线电收听器、天线、电灯等等，文章多来自美国Popular Science月刊上的专栏A.B.C of Radio上的文章。文章大都“浅显明白切合实际，颇能引起一般读者之兴味”[9]，强调女性在处理家庭日常事务的时候，要勇于获得新的知识同时还要关注家庭的健康，使读者在家庭范围内实现生活的现代性。

（二）对传统两性关系的解构与重建。

《妇女与家庭》在这一时期，不但向女性传达对于外在美的 “摩登”观念，也倡导女性参与到精神层面的解放运动中来,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平等、教育和人格的平等以及社会革命的平等这些方面深化社会对女性解放问题的认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妇女与家庭》能够从传统的“两性对立”的狭隘立场中跳脱出来，而将其置身于大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和解决。

1.呼吁教育平等。

要想实现对女性真正的解放，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实现教育的平等。《妇女与家庭》提出，生在中国的女性“她们的聪明才能未必不如男子，无奈家庭中‘重男轻女’思想太深。只是才能既无机会使之中解放出来，但因知识浅薄能力缺乏的缘故，终究还是在男子保护之下寄生着。可见，‘男女平等’、‘女子解放’的实现，绝非空言所能达，最重要的当使女子的程度提高，欲使女子程度提高，当竭力提高女子教育”[10]。

2.呼吁政治平等。

要想实现对女性真正的解放，政治平等是重要保障。《妇女与家庭》认为“在国民政府颁布的一切自治法中，已撤销了男女的差别，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行使选举，罢免，复决，创造四种民权；可以获得被选取和任各项公职的机会”，“自民国政府提高女权后，服务于政府机关之女职员，日渐增加，但因事属初创，要打破几千年来的成例，普遍推行，究属不易。”[11]

3.呼吁经济平等。

《妇》刊指出，要想实现对女性真正的解放，经济独立是必然要求。几千年来女性在社会上完全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有女子能经济独立，想经济独立，只有把旧社会推翻建设新的社会，职业公开，无论任何职业，女子都有参加的权力，女子有了职业，经济当然独立”[12]，在这样的倡导下，女子经济平等的观念日渐流行。

（三）对女性婚恋家庭观的解构与重建。

除此之外，《妇女与家庭》还在节制生育、关注女性健康卫生、投身体育运动等方面向女性倡导健康的生活理念；从新的恋爱观、独身问题、新的婚姻家庭观、离婚问题、对教育和职业的拥有权、财产的继承权等方面向女性倡导自由的生活理念。

1.新女性的恋爱观。

在封建的包办婚姻中，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更不可能奢求恋爱自由了，即便男女双方交往恋爱后也会受到门第观念的限制。《妇女与家庭》认为“真正的恋爱，应该是挣脱一切锁链，就是说摆脱开一切旧的束缚，爱就爱，是人类的生活，又是人类的责任，在此以外不能再加上一点什么。适合着他的社会基础，向着更自由的更幸福的境界发展。”[13]呼吁社会能够重新正视恋爱问题，让女性能够不再只是听从命运的安排，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2.新女性的婚姻家庭观。

新式小家庭的思想从西方传入中国，《妇女与家庭》大力宣传这种生活方式，“社会运动的趋势，把社会的一切旧有组织都推动的起了自然改变，妇女运动亦应时而生，破坏了家族制度的一切。这种现象是现今社会的改进，生产上的需要，生活的需求，——所必然发生的极正当的进化程序。”[14]“未婚青年中主张婚后建立小家庭即另住者占了一半以上；多数人都极力主张婚姻自主。他们不仅要求自主婚姻，也希望婚后自己能够服务于社会，以经济的独立来确保个人独立，在小家庭中开始自己新的生活。”[15]

3.节制生育。

《妇》刊较早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人口过剩的问题，因而提出了节制生育的重要主张。当时的中国“大约有四万万的人口，人口过多影响到中国民众的富裕问题，为此必须节制生育，控制人口。”[16]节制生育不但关系到女性解放，还关系到儿女的教育与生存质量。“现在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妇人之不能节制生育。”[17]实行节制生育，“不但家庭经济免了破坏的危险，即子女的养育，也因之得到健全，不至长大作个苦力或危及社会的人”[18]。

二、《妇女与家庭》的历史局限性

《妇女与家庭》兴办于中国近代女性报刊萌发时期，只能一边总结经验一边突破创新，加之当时的中国社会，处在传统与新知的碰撞当中，对于社会文化和先进理念的接受程度还尚未成熟，种种历史局限性导致《妇女与家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也是中国近代女性报刊所共同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性”大于“启蒙性”。

《妇女与家庭》的“知识性”的特征较为突出，甚至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突出的年代里也没有及时地刊登一些有关时事政治的内容来组织女性进行讨论，而是仍然刊登一些如“烹饪常识”、“吃饭要规”、“如何教育子女”等有关女性生活和家庭的常识，使得这些副刊的立足点没有放到引导读者关心国家危亡、关心社会进步上来，对于当时的时局来说无疑是一大失误。

（二）多从男性角度谈论女性解放。

虽然当时《妇女与家庭》的作者大多是女性的署名，但大部分却都是男性作者取了女性化的笔名而发表的文章。这与当时女性解放的运动的现实状况相一致，以男性知识分子的角度谈论女性解放，其实质是按照男性知识分子的想象来塑造“新女性”：一方面鼓励女性走向社会，但又提醒女性在走向社会的同时还要记得肩负家庭的职责，这看似是对女性问题的关心，但其背后隐藏着当时男性的矛盾心理。《妇女与家庭》虽然以女性读者的诉求为办刊宗旨，实际上却与女性的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隔膜，内容上更多是男性知识分子通过女性报刊来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和生活。

（三）编者和作者对话语权掌控太多。

《妇女与家庭》的编者们在舆论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扮演策划者和引导者，他们决定着报纸刊登的内容并精心引导使其达到预期的舆论效果，而受众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其知识的缺乏和当时信息的匮乏，他们对报纸所报道的内容只是被动的接受。而编者、作者和读者间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主要还表现在很多文章中时常流露的带有训导色彩的语言，比如“我相信，我们这个报当然有许多女性读者，不过是不肯作文而已，所以我要求，请你们提出点切身的问题，讨论讨论，总可以给其余的一般女子一些很好的帮助。”[19]

三、《妇女与家庭》的停刊及历史意义

在1934年12月30日，《妇女与家庭》停刊。在5年多的时间里，编者们把《妇女与家庭》作为为女性解放执言呐喊的舆论阵地，不遗余力推动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仅靠一份专刊，女性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但是正如该刊所说：“我对于妇女的问题，没有专门的高深的研究，但是自己是妇女群中的一员，别的女同胞所身历的一切压迫、束缚、歧视，我自己都尝受过，而且对于解放的憧憬，正不亚于别位女同胞。所以我们总以为凡属描述妇女的生活及痛苦的呐喊，和要求解放的呼声，这一类文字应当尽量的登载。”[20]《妇女与家庭》在短短五年的时间中，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中国独立报纸对于女性解放事业的推动，它对于中国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和褒扬的。

注释：

[1]《大公报》1905年3月31日

[2]孟宪莹：《〈大公报·妇女与家庭〉的妇女解放观研究》黑龙江大学 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3]孟宪莹：《〈大公报·妇女与家庭〉的妇女解观研究》黑龙江大学 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4]樱辛：《乡间天足运动因如何做起》，《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8年2月16日

[5]关：《我也谈谈缠足》

[6]黄嘉慧：《家庭之娱乐问题》，《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7年6月26日

[7]竹君：《家庭音乐会的组织的价值》，《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9年5月16日

[8]侯杰：《报纸媒体与女性都市文化的呈现——对〈大公报〉副刊〈妇女与家庭〉的解读》，《南开学报》，2007年，第二期第43页

[9]金马：《家庭的设备》，《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8年7月19日

[10]沈家骥：《子女教育问题的响应》，《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7年3月26日

[11]犹豫：《妇女参政和教育妇女》，《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30年1月16日

[12]MY女士：《读崨君的〈重男轻女的习惯怎样革除〉后的我见》，《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7年9月8日

[13]晓莺女士：《怎样谈恋爱》，《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9年10月3日

[14]侬：《妇女解放与家族制度》，《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9年5月9日

[15]辛太甲，侯杰，习晓敏：《〈大公报〉与民国时期中国女性研究》南方论坛. 2008

[16]张谷城：《节制生育在中国之需要》，《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9年8月29日

[17]郭家瑞：《节制生育与妇人》，《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9年12月20日

[18]郭家瑞：《节制生育与妇人（续）》，《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9年12月29日

[19]心冷：《给不认识的女友》，《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27年8月11日

[20]《别了，读者！》，《大公报·妇女与家庭》，1934年12月 ，第70期

（冯帆：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姚欣然：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