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坚实 唐宏大 宋稳定

许倬云

辽国的政府结构是两元的：契丹人的贵族，和其他归附契丹的游牧族群，占有偏北的牧地;本来属于中国的偏南地区，汉人居住在都市和村落，以农业和商业谋生。因此，辽国的统治体制，分为南北两部：北院管理胡人，南院管理汉人。而且，有些汉人居住城镇，划为某些贵族的领地;例如皇后、皇子、皇亲，都可能得到一些采邑，供养他们的日常生活。国家是一个战斗体，胡人是服兵役的主体，汉人不过是附属的差役;军中胡、汉地位完全不同。如此安排的两级制，当然引起北方地区汉人极度的不安与不满。偏近南北边界的一些汉人，组织为地方性的武力，据地自保。他们有些是民间自卫组织的制度化，也有些是前朝边防部队的延续。这些地方武力，在金、元占领北方时，还有若干地方军阀，以“汉军元帅”的身份，保持半独立的地位。

西夏相比于辽国，国小人少，正因为如此，居于统治地位的胡人，和他们国内的汉人居民，其社会地位存在更大的差距;西夏内部族群的不平等，较之辽国情形，更为严重。如此族群分歧，终于孕育了北方汉人的族群意识。

韩愈重新确认华夷之辨

一方面，北方的汉人，发展了族群意识;宋人立国的尴尬地位，也使宋人重新思考胡、汉之间的差别。大唐开阔的胸襟，本来是远悦近徕，来者不拒。天可汗加大皇帝的格局，胡汉之间，并没有严重的阶级差别。唐代接纳各种外来的思想和信仰，如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国的原有道教、儒家并存。中国并不需要特别标榜本土的文化特色，也因此，这些外来的信仰和思想，在唐代可以相当自由地混合、重组，构成新的体系。佛教就是最好的例子，唐代佛教华化，东土佛教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印度的原始佛教，也不同于南传和中亚的佛教。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长期混乱，各种胡人以中原为战场，夺取中国的子女、金帛，丧乱屈辱之余，汉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价值。韩愈、李翱遂在中唐以后，提出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从唐初到盛唐，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广，并没有出现出色的成绩。韩愈提出的“原道”，乃是重新肯定本土的文化传承，将儒家的终极关怀之处，归结为一个“道”字，其内容则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站在儒家的立场，韩愈高举排除外来文化的旗帜，将佛教等外来宗教，当作夷狄的文化，主张重新确认华夷之辨、内外之分。

儒家思想的结晶化

唐代晚期，种下的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时终于开花结果，引发了对于儒家理论新的阐释。宋学一脉，代替了汉代以下的儒学传统。宋学的起始，在初期，也是从宇宙论和知识论下手，其中采用了不少道家的成分。但在北宋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却是逐渐走向“内圣”修己的方向，不太注意“外王”济世的部分，也不太注意宇宙论和知识论。北宋理学派别众多，互相批判，形同水火;他们之间，兼容、综合的工作，反而不多。经过靖康之变，国亡家破，只剩半壁江山。南宋学者，痛定思痛，开始注意到人间的秩序。朱子之学，特别注意人间的伦理，将一切人事都放在伦常的规范之内。朱子在世时，朱学并没有成为显学，可是随着时代的需要，朱学很快就成为儒家的正统。

两宋学者组织的儒学，可以说是汉代以来，规模宏大、海纳百川的文化传承在此时结晶成的一套严整的思想体系。结晶化，正如碳结晶为钻石，坚实无比，可是从此失去弹性。儒家经过两宋的锤炼，使中国文化思想成分，有一个明显而可以遵循的模式，可是，也从此拘束中国文化，失去了吸收外来成分的能力。儒家思想的宋学化，既有其时代的需要，也有其长久的影响，是功？是过？将是我们不断辩论的课题。

宋代家族的形成

与儒学发展相并行的，则是宋代儒生的社会地位。宋开国以来，压低过去武人的社会地位，重文轻武，将政府中的职位，全由文人担任。开国以后不久，这些文职人员，大多经由科举出身。唐代的科举，制度松懈，关说、援引，乃是常事，其实并不认真考核举子学问和能力。宋代的科举制度，则是非常严密的规划。不仅确定了如何考核举子对经典的理解，也有许多防止作弊的措施。在这种考试制度下，记诵而不是发挥，才容易取得高分。一代又一代，经过考试的磨炼，学生们往往失去了自动自发的学习精神。宋代科举出身的官员，在政府中有相当的保障，一登龙门，名利双收，对于儒生当然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方式，经过几代的发展，就会孕育一个读书人的社群，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既然考试的知识范围是根据当时官方认定的理论，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当然也就受这一套理论的熏染，难以有自己的意见。北宋王安石变法，对于儒家经学有一定的解释，只要“新政”存在，这一套官订的学问，就约束了一代的思想。王安石“新学”的权威，并没有维持很久。但是，儒学本身的权威，却是从此成为中国思想不可撼动的力量。汉代董仲舒以后，曾经想将儒学定于一尊。那一个愿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这一个结晶化造成的僵化，是灾害大于贡献的。

儒生社会地位的稳固、其齐家治国的理想，相当程度地促成了“家族”的形成。宋以后的家族，不同于汉代的豪族，也不同于唐代的大族，那些都是有一个核心家庭，领导很多附属的人口，构成社群共同体。宋代家族，基本上是血缘的组织，也许不过三五代直系亲属，数十口到将近一百人的亲缘族群，构成互助共存的生活共同体。宋代开始，亲缘团体拥有族产，具体的照顾亲人的福利，例如义学、养老等等。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又能以亲缘脉络，延续其地位，遂形成士据“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在每个县级地方上，儒生家族常常号称耕读传家，若干家族即可结合，成为地方上的主要稳定力量，他们也就是地方上最常见的利益集团。这种变化，确定了中古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以至于要到近代，才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中国史研究上，所谓唐宋转换，已如前述，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一重大的转变，是多方面各种条件的互动;经过五代以后，长期的演变，才完成了近代中国的格局。回顾过去，“汉人”的确定性，在天下国家体系内，并不显著。要在宋代，四周有同时存在的几个政权体制，虽然和典型的列国体制并不完全相同，终究还是有了尔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之内人口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谓“汉人”。“中国”也在列国之中界定为汉人儒家为主，配合佛、道，作为其本身文化的地区。若与东亚以外其他地区发展对比，欧洲的天主教会在这个时代凌驾于列国体制之上。伊斯兰文化地区，虽然有不同教派各自在其领域之内以教领政，却也是有一个普世性的政治系统。中国的发展与这两个地方的发展有其类似处，即儒家的普世价值性可以超越“中国”，可是“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相对而言，欧洲在近代，经过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普世教会从此解体，只剩下梵蒂冈教会的形式。伊斯兰世界，经过欧洲帝国主义的冲击，其各个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众，在实质上也失去了其普世特性。倒是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难以改变。这是中国历史的吊诡性：稳定，甚至超高度的稳定，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

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中国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有接纳与消化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