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评论：为何、如何与何为

进入21世纪，一些新的态势和宏大场面已经出现：一是面对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全人类都在政治上积极行动起来，寻找出路；二是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东亚，全球统治权正在变化当中；三是围绕网络、海洋、太空、极地四大“全球公地”，角逐新边疆主导权与规则制定权的斗争愈演愈烈。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种制度在相互碰撞，迟暮英雄对后起之秀充满好奇。但是，显示好奇并不一定是好意，把中国现实与全球图景进行对立报道，是意在塑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

面对此情此景，亟需增强我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树立和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这其中，作为内容建设重要层面的国际新闻评论，大有可为，也必有可为。

国际新闻评论，是针对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或有趣问题直接发表意见、阐述观点、表明态度，有鲜明针对性和解释性的一种新闻体裁或政论文体。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它是解读本国态度与对外政策的一把钥匙；对国内读者来说，它是了解国际风云变幻、把握世界发展动态的一个窗口；对于外交工作者来说，是可资参酌的一种重要的意见和信息来源的一个重要补充。①

如何定义、解读时代的重大新闻，对国际大势和世界潮流进行分析，成了中国媒体必须具备的能力。作为提供观点和信息的重要形式，国际新闻评论在媒体战略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是建立信息权、话语权和传播意识形态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媒与外交

外交政策是国际新闻评论必定要涉及的分析内容和判断底线，那么，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呢？就传播效果而言，媒体与外交的二重唱可以获得更多的道路认同、理念认同和情感认同，但两者的关系远较此复杂。

传统上，外交都是自上而下的封闭传导暗箱，错综如蛛网、保密如罐头，很多外交事件都不是孤立的，是精心策划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在进行国际新闻评论时，要注意理解中国外交的难处与微妙，不能像一般公众那样给外交部“寄钙片”。有时候，受到夹板气，却能强忍硬撑，定是另有大谋，尤其是在强调外交“有所作为”的新一届中央的领导下。为此，国际新闻评论在避免单纯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和传声筒的同时，也要注意凝聚社会的共识，强化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支持国家外交，起到观察者、参与者、催化剂和制造话题的作用，②强化影响政治议程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在特定的场合做到默契共舞、不踩对方的脚。

作为管理层，要敢于给敏感话题进行公开并脱敏，迎合公众对政务公开的期待，扩充公共平台的言说空间——很多事实证明：脱敏后，非但不会引起攻瑕索垢，反会广受赞誉，增加政府公信力的筹码。否则，若因问题敏感而不负责任地采取鸵鸟政策，就很难引领国际媒体，掌握话语主动权和议程设置权。

虽然信息透明可以约束权力的暗箱操作，但对于能够接近外交决策和执行层面的评论员，要注意保密。美国海军有条格言：说漏了嘴会弄沉几艘船。现在情报搜集的对象已经转向海量的开源（公开）情报和资料，通过识别、捕捉、分享和利用公开信息来轻松获得有效信息，判断政府的打算和行动。比如，国外可以从像“中国知网”这样的海量中国电子数据库中通过中国工程类杂志获得像远程核武器、反卫星武器和能量武器等高尖端项目的情报。③因此，评论员既不能止于对事件的简单描述、重复官方表态，也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定要在度上有所把握，避免被别人掌握家底。

媒体政策需要创新

面对复杂社会，要传播好中国的全球形象，媒体政策要不断创新。

目前，在涉及国际新闻评论问题上的缺陷在于：信息泛政治化，媒体的体制掣肘和自我束缚过甚。由此导致的口号相似、内容雷同、进行拉拉队式视听轰炸的报道套路，使得原创率、首发率和落地率都比较差。实际上，偶尔的出格与间或的抵牾，比起百花齐放的效果和观感，是小弊与大利的关系。

同时，要善待民间声音，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和麻烦制造者，避免舆论场上的国进民退，要用团结和宽容的态度用好、用活。真正的民间声音对外交是有利的，它可以迫使外交对象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因为他们明白，不这样的话中国人民不答应。

因此，在媒体营造国际话语权问题上，管理要有度量的创新。创新是把双刃剑，它不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既美好又能得到控制——审查规则在某些时候、特定场合中会扼杀创造力。风险与问题是创新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因此，要有足够的政治眼光和魅力，在全球学术对话和全球贸易体系长期扮演积极角色之后，在全球传媒互动领域也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在我国尚未建立与经济社会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现代传播体系的现实情况下，给媒体松绑，为媒体送料，营造一个足够宽容的发声空间，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这样既可以集中民智，也可以给国内压力与民怨一个安全阀式的出气口来疏解张力，这有百利而无一害。

本能的纠偏意愿和强大的纠偏能力要与灵活的机制相结合，相信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内生力和自我保护本能会超过西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渗透。

趋全球之利，营造大国气象

伴随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外交不再被动反应，对国际事件不再是简单的冲击—回应模式，而是主动对外亮剑，根据自己的方案、按照自己的节奏主动出击。这引发了两种媒体民族主义：传统媒体商业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诉求对于发展中国家稳定与发展是有益处的，但就传统媒体而言，若是为了吸引读者以进行“二次销售”来换取广告或因为害怕“见忌而惹荆棘，多作无责任之排外论，买一般人之欢心”，则呈迂腐趣味，甚为有害，绝不可取。另外，狂拍胸脯式的民族主义，执着于黑白的二分法也是有害的。我们的国际新闻评论应避免锋芒毕露，强硬而高调和缺乏弹性，否则极易塑造一个让不少外国人感到害怕的中国形象。由此，会使爱国主义演变成民粹主义，进而成为商业祭坛上的牺牲品。相反，应注意谋求国际规制与组织的共存，不充当挑战者，明白赢得声誉红利对于中国更为重要。因此，每个负责任的媒体在确定新闻评论方针时，要趋全球之利而避煽动之患，营造有大国气象的舆论氛围与国际形象。

网络民族主义就是网民通过网络舆论对国家外交政策表达的一种态度，国际新闻评论是这种态度的重要表达形式与组成部分。④在对网络民族主义可能导致的群体极化进行疏解的同时，也要给予必要的发展空间，毕竟，互联网上的民间声音非常有可能涉及国家系统和大众媒体不曾涉及的地域和不曾表达的新声音，对来自外部的风险起到预警的作用，甚至可以对抗隐秘传播于互联网角落里的敌对信源。中国网络舆论场是各方拉锯和角力的焦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为更好地出台网络爱国主义的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提供了可能。

全球化的张力，使国家的能量和地理的威力正在减弱，这种趋势不仅形塑了传媒业态，也影响着国际新闻评论的发展：全球化使得人们的视野和关注范围超越了生活经验，也使得新闻内容越来越多地非本土化。目前，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共同信息圈”，一些跨国境的全球性媒体的全球新闻报道，已经不再是从一国视角报道外国新闻，而是要为全球市场生产内容，比如，CNN会因使用类似“外国”这样美国中心主义倾向的词汇而对驻外记者进行罚款。可以认为，在这样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皆不足取，避免“大帝国、小心眼”，对昨天态度释然，对明天内心开放，才能诚实而积极地掌控今天。

注意在“一带一路”议题上针对第三世界发声

“一带一路”战略是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外交的重心。对此，国际上已经出现一些歪曲和猜疑的声音，称其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妄指中国“要把地球吃掉”。为了使该战略的正当性、合理性和正义性深入人心，必须构建有针对性的媒体传播战略、增强国际话语权，以使“民心相通”。其中，通过国际新闻评论对第三世界发声是重要的一环。

目前，美日等西方大国以竞争性姿态介入该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受美国政界与战略界猜疑态度影响的美国媒体，会以其言论和信息制造于我不利的国际舆论场，并把这种态度传染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和民众。如果不能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对西方传媒进行有效平衡，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和公众受西方媒体引导去寻找相关问题的答案，从而与现实产生差距和冲突。

更有甚者，该战略与沿线大国的国际战略存在张力和重合，这些国家的媒体话语和报道框架可能产生偏差。比如，一直以“有声有色大国”自许的印度，其“向东看”政策、“跨印度洋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计划、视南亚为“后院”的心态，使印度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一直有所保留。而因文化骄傲、历史遗产和国内政治等因素一直对华并不友好的印度精英媒体，也很可能从负面关注和解读“一带一路”战略，进而形成负面的沿线国舆论场。

因此，为了构建媒体“国际话语权”，尤其是精细塑造、培育和争取中国在“一带一路”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的国际新闻评论员应该注意在各种媒体上针对第三世界发声，诉诸理智与情感，首尾相顾、内外协调，关怀现实、大胆表达，对全球议题进行本土建构，抵得住诋毁、经得起赞美，从混乱中理出事实，在争论中确立真理，支持第三世界的利益，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展开塑造最佳的国际舆论场。

国际新闻评论员的写作建议

作为国际新闻评论员，要成为让人产生共鸣的优秀沟通者，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就价值追求而言，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应大于对信息的追求，注意增加一手信源或使信源多样化，进行材料的选择时，要注意历史的种种复杂性、多面性和情境性，多进行前瞻性思考，拿出具体实践方案，避免进行粗暴无理的道德判断。评论员应该是现实主义和价值中立的，应该不畏惧、不迎合、不偏私，直言不讳、拒绝奉承，不与社会精英合谋，不向权势妥协。在做出判断时，不应该有道德迁就行为。在话语的选择上，要注意“普遍价值”与“中国特色”对立的问题，避免意识形态的烙印过浓，进而遭到国际话语体系的误解、防范和拒绝。

就议题设置而言，要注意时效性、接近性和显著性，要大小并重，小中见大，能够“站在天安门前想问题、立在田间地头找问题”，避免大处空疏而小处却过于雕刻，落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窠臼。当然，另一方面，关注宏大叙事时，也要明察秋毫，注意给大战略算小账，毕竟，在每一个被忽视的角落，都可能隐藏着视线之外的风险，千里之堤往往毁于蚁穴。另外，在众声喧哗、信息无限增长的网络时代，在事实不清楚、过于碎片化与未能有效整合前，要注意承担社会责任，进行信息甄别、避免传谣。

就分析框架而言，注意国际新闻的国内视角：基于中国立场，关注国家利益。在报道国际新闻时，言说框架脱离不了国家安全、国内政治、本土文化、意识形态的语境。比如，在动摇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活动期间，一些发展中国家媒体避免像西方媒体那样用“民主”的字眼，而是强调伴随着威权政府倒台而来的混乱局面（事实证明这种报道框架更有预见性）。同时，对词汇的选择也是价值观的体现，并对公众情绪和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比如，针对巴以冲突，西方的报道往往是通过使用“报复”这个新闻用语来框架新闻。而“报复”一词意指：一方针对另一方早期挑衅性袭击而采取的行动。这其实是在暗示这种袭击的正义性。⑤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绝不是空中楼阁，如何平衡其与国家利益的边界，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就业务功底而言，要写就充分、专业、有完整事实依据的评论，看透事情的缘起和走向，就必须以重大国际新闻为逻辑起点，广泛涉猎各个时期重要国家和地区内外政策，透析重大国际国内政治事件的背景。在此基础上，通过文风格调、价值立场、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以及应该具备的知识、思辨等方面的历练，在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等方面达到一流的叙事能力，从而说出值得一听的话来。

（本文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2014年度学术理论重点研究项目“‘一带一路下新型媒体的国内舆论引导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4ZGLH024。）

「注释」

①赵瑞琦：《地方媒体国际新闻评论解析——基于全球本土化的视角》，《中国出版》2014年第9期。

②赵瑞琦：《比较视野中的国际时评与外交政策互动——以中美两国为例》，《贵族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③理查德·费希尔：《中国是间谍最难攻克的地方》，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2012年12月3日，转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07/c_124059721.htm。

④赵瑞琦：《网络爱国主义-源流、利弊与策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

⑤李希光：《谁在设置我们的国际冲突报道框架——一些媒体国际冲突报道议题设计与框架选择分析》，《中国记者》，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