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军：极品们的生趣与无聊

彭苏 郑廷鑫

艺术家王展仙长年失眠。由失眠又造成失婚。为治愈顽疾，他采纳厂医建议，喝酒催眠。不料他由一个失眠者，沦为一个酒精依赖者，喝完满世界惹祸。

“老庆哥哥”一生有两个梦想：一是老婆不再打他;二是到北京拜个名师学画。中年时来运转，博得一黑道老大青睐，助其上京。混迹这个艺术家扎堆、人浮于事的生态圈3年，他一年学会一字，连接起来即——“吹牛皮”。

这是高军讲述他生活中存在的、熟悉的一个个真实人物的故事。至于他的故事，有一部分浓缩在他于2011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世间的盐》的自序里。

“我是1968年生人，高中未毕业。高一的时候因为帮一个同学打架，被学校开除了。第一份工作蛮体面的，是银行出纳，但因为数不过来钱（先天不大识数）被领导婉劝换份工作，说不然你早晚会被关到白湖农场去。后改行做野外测量，一直做了5年。5年后辞职做小生意，卖过服装，开过饭店，干过装潢，摆过地摊，卖过盗版光盘，做过漆匠，摆过象棋残局，在江苏无锡、苏州一带卖过行画，杂七杂八有好几十种吧，都没有修成正果，其间没有间断画画、写字、读书。……我在豆瓣注册了一个账号叫‘风行水上，大约是名字起对了，就忽然写得勤快起来。这一两年来画画、写字之余就写一点。”

3年后，他把自嘲的“废话”编成第二本书《橄榄成渣》。

“风行水上”取自《易经》里的“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一天无风就无风，写不出来就不要写。我没有强烈写作目的，写作不是生活的惟一。”

他的南薰社画室的窗外，有几家洗脚屋，余教授过去就出入其间。

与“王展仙”、“老庆哥哥”相同，“余教授”也被他记录在豆瓣日志、摘入书里，是那些看似不可理解、实则孤独失意的生命体中的一员——这个“老贾宝玉”的老伴去世了，儿子又在国外，内心的寂寞如杂草疯长。结果，“他一个月花在附近的洗脚屋有万把块钱”，成日为那儿的女孩们作些“淫辞艳赋”，不在乎被人笑话“老不正经”。

“你可以称这些人‘极品。”

“大家问我是不是想写作谴责他们。我说，道德不是评判文学的惟一标准。”他并非专写“极品”，只想通过他们，寻找一种摆脱沉甸甸肉身的归属心灵的生趣。归根结底，都应了封面上那句宣传语——“我们活在世上，不过想生活得有趣些。”

信主

高军始终无法联系上“老周”，说他从不用现代通讯工具。“老周”是他在南薰社的画友，也是《橄榄成渣》主文中的男主角。

社里老成员透露，“老周”是陈丹青的朋友，多年前坐过牢，为人认真得近乎迂腐，永远对现实不满，却又没有行动实践自己的理想。

“他强调学画画要将自己放在祭台上，要为艺术献身。学生们见他说话不靠谱，来的也就越来越少。”高军跟我分析起“老周”，“艺术创作有很重要的一环——天赋。他眼光很高，可自己的天赋确实跟不上。于是，他天天用梵高等在社会上穷困潦倒的艺术家来激励自己。他像扎吗啡一样上瘾，然后每天依照这样过活。”

“老周的老婆在一个街道工厂当会计。……，她一边择菜一边说：他不管家。每天往那个画架子前一坐，跟个死人一样。油瓶倒了，都不带扶的。……我跟他说，实在想画，我们接个活，帮人家工地画围墙，又过了画瘾，又能挣几个钱。你不知道哦，我跟他一说，他气得要杀人，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让他掐死了。说着用手背抹起眼睛。老周跟他老婆的关系就像一个快散了架的支前独轮车，看着看着要倒了，但老是不倒，还是往前推着，碾过20世纪90年代……”

碾进21世纪，“老周”老婆的小厂倒闭了，戏剧性的一幕也拉开了，她居然也开始绘画。她画她家附近的菜场，画一地的菜皮，画捆着的鸡鸭，画龙虾摊上的醉鬼，画肉案上的猪肉，画傍晚在公园里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画买回来的胡萝卜、鸡蛋，还有包头菜、葡萄，都丑拙得可笑。可这样具象的画作极受市场欢迎，“而且价格比老周画的卖得高得多。”

妻子的无心插柳成荫，对“老周”是一种幻灭与颓丧。“想想一个人原来寄托一个虚幻的希望走下去，突然一个沉重的物件猛将窗帘哗地拉开，让他看见他毕生追求不过是白费力气。”高军写道，“这个事情让老周相当地欲哭无泪。有的时候没有画布了，他老婆会在他的画上覆盖一层颜料，然后就直接在老周的画上重新画一张画。反正堆着也是堆着，权当是废物利用。”结尾处，高军不动声色地表达“老周”夫妇各自饱尝生活艰辛，失望之后，不得不相互依存，与生活妥协，最终借助宗教的力量，寻求慰藉：

傍晚的时候，阳光从旧厂房的窗子里射进来，他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工作室。阳光在墙壁上切出一个一个方块，光影中有万千的尘螨在跳动。远处传来打桩机咣当、咣当的响声。老周的老婆把穿在身上的蓝布罩衫解下来，衣服上全是斑驳的颜色。她疲惫地把手摊在膝盖上，手心向上：“老周，我们唱支歌吧！”老周把手合好，放在胸前，以浑厚的男中音颤颤唱道：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出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哪哒成膏，你就不流芬芳——每一次打击都是真利益！

“阿门！”

“阿门！”

价值观之争

“他是一个怀疑论者。”高军的作家妻子说。高军同意。

“他回忆作为怀疑论者的源头：“领袖过世那天，我读小学二年级。全校广播哀乐，师生们一个个较劲比赛似的放声大哭。我看大家都哭我也哭。我趴在桌子上把头埋在胳膊肘弯里，但发现自己越想哭越哭不出来，只好抖动双肩装样子。放学后，我高兴地跑回家。我爸看见我，上来便把我打哭了。晚上他对我说，我不打哭你，搞不好我就得进去。”

他说，他还在长江边上做野外测量时，初夏的一天，江边忽然漂来一具浮尸。那是一个穿着黑色棉衣棉裤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落水，脸埋在水里，人被水浸得走了形。队长挥挥手说，抬到山上埋了。此前，他以为“死亡”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超乎他想象的是，人们处理它，就像对待一只死畜般平淡。老人被一张席子卷了埋了，人们象征性放了一挂小鞭。“这事触动到我的是，人活着是一件很荒诞的事。”

“人生有什么意义？我活到50岁，才知道人生有个狗屁意义。”南薰社几位成员聚会。“老龙”也驾着他那辆几千元改装的电动车“斯马特”，匆匆赶到。这位专业精通的裱画师是高军在书中多次提及的“极品”。去年8月的一篇日志里，高军记述了他与另一位老友“老常”在酒后围绕价值观展开的一场激烈辩论——

他俩一人喝到快二两的时候。老常说：“你那么好手艺为什么不多接点活赚钱？”老龙说：“我赚钱干什么呢？我幸福指数那么高。”老常听了差点被气乐了，他瞪大眼睛说：“就你？敢称幸福指数高。你看看你那个破房子，你这个破车。”老龙说：“我觉得我的房子很好。冬暖夏凉，我的车也很好。”

老常说：“晚上我看到你开来的小破车了。我觉得简直是笑话，为什么去照你的车呢？是觉得这小车可笑，像你人一样可笑。三辈子讲吃讲穿，我一般在深圳平常出去办事我都是开benz，BMW我都不开，嫌丢人。在国外一般公司白领暴发户才开BMW。香港过去半山上人家，哪怕是败落了出门也是要开benz和宾利的。”老龙大啐了一口：“呸！这叫驴倒架子不倒，活着多累啊！”老常说：“活着就是累呀！不然你投生成一个人干吗？”老龙说：“我又没说我想投生成人，这种事情由得着我吗？说得跟放屁似的。但我有权选择自己怎么活，也许你觉着你的生活方式好。幸福指数高，我也没质疑过。现在我一说我本人幸福指高，你就怀疑了。你觉得你有很多房子、有名车就公然装逼起来，觉得有资本能给我励励志了。那你还早得很呢！我现在的幸福感早就不建立在物质方面了，我为什么要赚钱？真是想不通，单位每个月发四五千块钱足够我吃用的。老常你天天东跑西颠的不也就为两个小钱吗？……”

“人不能强迫别人非要接受他的价值观！”那晚，高军却喝得极少，他含笑地打量周围，好像随时悄然地捕捉某一刻迸发的荒谬或趣意。

“年轻时，我不能与生活存在的荒谬性调和。现在慢慢改变。透过它看到生活的本来面目。人变得圆融，变得多角度看待事情。能知道生活中有些问题没有终极解决之道。”他说，“这个时代很无聊。有趣的事物太少。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在倡导同一价值观。大家都那么求上进，恰好有趣往往产生在不那么求上进的人身上。”

“有人说我对他们怀有悲悯，其实我在悲悯自己。自己也是‘极品当中的一个。”事后，他坦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