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级阶段综合教材中的文化因素编排研究
——以《攀登——中级汉语教程》和《汉语中级教程》为例

2015-06-01 02:48韩洁英
文教资料 2015年5期
关键词:汉语交际学习者

韩洁英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汉语中级阶段综合教材中的文化因素编排研究
——以《攀登——中级汉语教程》和《汉语中级教程》为例

韩洁英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本文对两套应用广泛的汉语中级阶段综合教材的特点和不足进行比较分析,结合文化语言学、跨文化交际、语言文化教育学及前人的资料进行研究,得出如何在对外汉语中级教材中编排文化因素,以期对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对外汉语教学及“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大纲”的建立有所裨益。

中级教材 文化因素 教材编写

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对外汉语教材作为文化教学的载体,但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及“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大纲”至今还未建立等原因,教材中的文化因素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目前学界对于文化教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探索阶段,其中对于对外汉语教材的文化因素的关注偏重于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的对外汉语综合教材中的文化因素的导入研究基本没有。汉语中级阶段综合教材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理应受到重视。其中的文化因素承载着文化教学的重任,教材中文化因素导入是否科学合理,影响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效果的优劣。

本文以《攀登——中级汉语教程》(第一册、第二册)和《汉语中级教程》(第一册、第二册)作为研究对象(以下简称《攀登》和《汉语》),对这两部中级汉语综合教材的文化内容安排及其编排导入方式进行对比分析并进行总结,以跨文化交际理论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为依据,讨论了这两种教材在文化内容导入方面的特点,并就汉语中级阶段教材的文化内容编排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一、两套教材编排文化因素的优势与不足

(一)练习中有文化知识的巩固过程

对外汉语教材如能提高文化因素的“复现率”就能使学习者学习对外汉语更为容易。两套教材不仅直接地介绍了文化项目,而且在练习中渗入了文化因素,两套教材在“文化因素”的巩固上做了努力。

《攀登》在文化因素的编排形式上以语音(朗读)、综合填空、快乐汉语三种练习形式分布文化因素为主。如第二课的《我等你》这篇课文内容是一个外国学生在登上飞机后,后悔没有向“梅香”求婚,半个月后,故事中的“梅香”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着“我等你”。这篇课文在篇幅上对于中级汉语阶段的学习者而言,显得过长,但透过整篇课文,联系课后的练习,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编著思路还是极为“微妙”的。课文中的感情学习者经过学习后已经能够体会。再导入另一个中国年轻人“老万”暗恋“马兰”,在喝醉后吐露心声的故事。通过两篇“爱”的故事让学习者很快能够了解“酒后吐真言”这个中国常用的谚语,并能够通过练习与课文对比,相互补充中展现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在文化因素的导入上不会显得过于生硬。

《汉语》中课文与练习的联系更紧密。在全书30课中,每篇课文都有相对应的课文。比如第一课,课文是《给朋友的一封信》,练习中就是《一封回信》,第二课《我登上了长城》,练习中就是“孟姜女的故事”……此类对应在教材中比比皆是。这些例子都体现编著者在编写时能够把文化因素的“复现率”落到实处。

(二)注重趣味性和“文化双重”的选择

教育学家乌申斯基说:“没有任何兴趣,而被迫进行的学习,会扼杀学生掌握知识的意愿。”进入中级学习阶段的汉语学习者,已具备相当的汉语水平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能力。此时,如能适当地进行引导,就能使其通过学习而强化“文化交际”能力。《攀登》中有“快乐汉语”的设置,短小精简的汉语短文能使学习者感受到汉语文字背后文化的博大精深。如第一课中的《谁是老外》,通过短文的语境设置,让学习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能明白在交际语境中“老外”一词的文化交际涵义。

在趣味性的选择上遵循了“文化双重”意识。两套教材中都明显注意到了不能用中国特有的话语体系单向传播中国文化。两套教材的内容呈现让我们感受到编者能够站在自我的立场上也能从他者的角度思考“文化因素”的编排。比如《汉语》中的第五课“筷子”这篇课文的选择就很好地展现了趣味性和文化的双重统一。通过“筷子”和“刀叉”二者的比较,也通过外国学生在生活中用“筷子”的体悟展现中国独特的饮食文化,想必能够使学习者在感同身受中领悟中国文化,并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学以致用。

(三)展现中国人的精神品质

毕万继认为:“正确了解现代中国人的交际行为准则、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就不仅有利于学习者正确了解中国,也有利于调动他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攀登》和《汉语》都偏重于中国独特的精神文化因素的编排,无论是成语故事、神话故事还是中国人民的优秀的精神品质。像《攀登》中就出现此类文化因素34次,其中精神品质类的有21次。《汉语》中此类文化因素有20次,其中精神品质类的有9次。

两套教材在文化因素的选择上侧重于中国人固有的价值观念、优秀的精神品质方面。但对于这种精神品质的形成没有过多注释。这样的价值观念的输入,会使学习者对学习失去兴趣。

(四)对学习者期望过高

两套教材的编著者在教材编写上尽管出发点是为了增强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但课文篇幅设置过长,像《攀登》一文,有1200字左右,这样长的篇幅设置,容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从而放弃学习。

在练习设置中,我们可以发现,《攀登》练习部分选取了大量中国诗歌,尤以中国古代诗歌为主,像 《如梦令》、《山行》、《观书有感》这些唐诗宋词对中级阶段的学生而言,可适当接触,但不必每篇课文后面都有此类诗歌设置。这样也加大了教学者教授对外汉语的难度。

在中国神话传说、成语故事等文化内容的选取上,两套教材与学习者交际能力的提高没有直接的效应,也不具有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而且由于学习者汉语水平、篇幅等因素的限制,这些文化知识的介绍不能使学习者对相应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理解,偏离中国文化的本质及功能较远。

两套教材可能由于时代年限所限,比较偏重于纯文字式导入。偏重纯文字导入也是其对学习者期望过高的表现,以为学习者已经能够领会文章中的“文化因素”。通过词汇及神话故事、成语故事体现文化因素。教材中文化内容导入具有隐蔽性,纯文字导入方式比例过大,而非文字导入方式略显不足,不利于更直观地向学习者展示文化内容。

二、对中级阶段汉语综合教材编写的建议

(一)编写时考虑学习者的需求

学习者虽然在教与学的主客二元体中处于接受信息的地位,其语言水平、学习目的反作用于主体,教材作为主体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必须考虑客体的现状。赵贤洲先生认为:“交际文化是主题,而不是体系型的,或单纯的文化知识课。如果把语言教学和交际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将会大大提高语言教学的质量。”这反映在对外汉语教材中,就是教材编写者在文化因素的编排上要考虑学习者的需求。

由于在中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过程中,学生已接触过汉语,对于中国文化抱有好奇心,但又想能够通过学习,立即在实际交际中实践。此阶段的学习者对于汉语学习而言,是最关键的。这一阶段学生在语言表述和思维习惯上还受到母语的影响,但已经能够运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汉语词汇进行交际。但在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时,接触最多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词汇。此时的教材在编排文化因素时应该从日常生活及人际交往的内容上设计,比如可以从住宾馆、买东西、吃饭、游览等基础内容出发,并将容易引起误解的交际文化词汇在课文中融入进去,进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我们建议在教材的编排上采用魏春木、卞觉非的观点:“实用性原则,可以用轻、重、缓、急四个字来概括:所谓轻,是指文化内容对学生的交际作用不大,如中国人的奔丧送葬等;所谓重,是指文化内容对学生的交际作用较大,如人际交往等;所谓缓,是指文化内容对学生的交际非眼前急需,如赡养父母等;所谓急,是指文化内容跟学生的交际活动直接相关,如约会邀请等。”这里所说的“实用性”原则即能考虑学习者的需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引入中国文化因素是必需的,但要符合学生的学习目的,即排除与中国人交际中的文化障碍,克服因文化背景、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差异造成的交际困难。像《攀登》、《汉语》编排了大量“成语故事”,虽能引起学习者的兴趣,但不易让学生直接在实践中得到演练。这些“成语故事”完全可以放在课后内容进行拓展。如《汉语》第1课,就是体现了实用性原则,通过写信方式进行文化导入,以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他眼中的中国文化编排,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编写者如果能够依据客体现状导入实用的文化词汇,则能使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习兴趣,将中国文化与汉语的语言教学完美结合。

(二)与时俱进

刘询认为:“我们已经走过了作为第一阶段的、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结构法时期,作为第二阶段的80年代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时期,现在正在跨入90年代至今的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材编写新时期。在新时期,教材中的文化因素导入应该越来越受到重视。”新时期,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文化因素就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所谓的传统文化中,这不是说传统文化不好,而是说不能为了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理,就把我们自己认为的传统文化一股脑儿编到教材中,而是要有所选择,根据时代性导入中国文化。我们要选择能够体现中国文化本质及功能的内容,把握教材的趣味性,避免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心理。比如中国人现在现实生活中也开始像西方一样,注重隐私,对于女性,问年龄也是不礼貌的。将这样的“文化因素”设置到教材中,能够让学习者找到文化认同感,而且有利于学习者“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在教材编写时可以借助录像、图片等多媒体手段,帮助学习者更直观地了解中国文化。图像的直观性能够让学习者更直接地感受到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力,尤其是对于知识储备还不是很充分的中级阶段的学习者而言,图像比文字更能够理解。比如《攀登》的第二十课“我家的对联”中就是图文并茂,既有文字的描述又有图像的展现,这样学习者在学习时才能够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奥妙。

(三)遵循“适度”和螺旋式的编写的原则

对外汉语教学并不是专门的文化教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即使是母语学习者也不能全盘掌握。对于中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要求不能过高,在教材的编排上一定要遵循“适度”原则。正如赵贤洲先生所认为的:“从整体上看,文化导入贯穿于语言教学的全过程,但严格来说,文化导入与语言教学一样,是有层次性的。语言教学的规律是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文化导入的规律也是如此。”对于对外汉语教材,文化的导入要“循序渐进”,不能够以母语者的思维,将大量文化因素编排到教材中。对于处于中级阶段的学习者而言,此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其在学习后,对语言交际有所帮助。

倘若不考虑学生实际情况,在教材中编排一些没有必要的文化内容,并不能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反而会成为学生的学习负担。譬如《攀登》这套教材中,在每一课的练习中编排了大量中国传统诗歌,像《如梦令》、《山行》、《观书有感》等唐诗宋词比比皆是。也许编者的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但对于中级汉语基础的学生而言,是否有必要在此阶段导入这些诗歌?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编排对于学习者学习汉语而言,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成为其学习汉语时的阻碍。因为当学习者处于中级阶段时,他们的知识储备并未达到汉语母语者的水平。因此,我们在编著对外汉语教材时,要注意适度和循序渐进,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加深学习者对“文化因素”的理解和体悟。

总之,在这两套对外汉语中级教材中,编著者能在综合教材中进行文化因素的编排,并在练习设置中有文化知识的巩固过程,有“双重文化”意识,注重趣味性的选择,能够选取展现中国人的精神品质的文化因素,这些都是值得以后的教材编写者借鉴的。由于没有明确的文化大纲,且中华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使文化因素的编排设置随意性较强,缺乏系统的规范,对学生的要求过高,纯文字导入过多等缺点。对此,本文提出中级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建议是针对中级阶段的对外汉语综合教材而言的,编写者在编写时要充分考虑学习者的需求,遵循“与时俱进”、“适度”和螺旋式编写原则。

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研究关系到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希冀研究者能够在研究教材的基础上多总结一些经验,并提出建议。当然由于时间和资料及自身知识所限,本文的一些观点可能有失偏颇。希望通过本文能够为编者对对外汉语教材的“文化因素”的编排提供一些有益思路。

[1]毕万继.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2]杜荣.汉语中级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杨寄洲.攀登——中级汉语教程[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4]李晓琪.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刘询.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7.

[6]赵贤州.建国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报告[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

本文获“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JLX_0007flie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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