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郭嵩焘的不同境遇

左宗棠与郭嵩焘都是出生于湖南湘阴的晚清名臣，但两人后来的境遇却大相径庭。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在福州黄华馆行辕钦差任上去世，朝廷接到丧折后立即诏谕天下，追赠太傅，谥号文襄，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于湖南及立功诸省。

六年后的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去世，李鸿章上奏朝廷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都遭拒绝。朝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左宗棠与郭嵩焘命运的反差其实就在于前者成就了赫赫事功，无可争议;而后者言论却“颇滋物议”，郭嵩焘的思想价值不是芸芸众生都能领悟的。

综观左宗棠与郭嵩焘的人生轨迹，左宗棠早岁蹉跎，四十岁才开始发迹，之后却飞黄腾达，封侯拜相，成就了非凡事功。而郭嵩焘尽管不到三十岁就已中进士，然而一生仕途坎坷，毁誉参半，到晚年还落得个“汉奸”的骂名。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说。伟大事功的成就需要把握时代賦予的机遇，左宗棠之成就正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正如郭嵩焘挽左宗棠的联语中所云：“世需才，才亦需世”，左宗棠无愧于那个时代。

“立言”，也即为那个时代提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更需要大智慧、大勇气。郭嵩焘既为洋务派，承认洋人有高明之处，诸多新政措施出自其倡议，顽固守旧之辈自然对其诽谤有加，处处作梗。同时郭嵩焘的洋务见识又远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之上，认为西洋技艺强盛之根本在政教、人心和风俗 ，出使之后甚至提出“君民兼主国政”的思想，实为维新派之先声，这些言论自然为洋务派中他人所不容。特别是郭嵩焘反对轻言战事的外交思想更为世人所非议，直到他去世近百年后，仍有人批之为投降派、“汉奸”。

“弱国无外交”，其实正是弱国才更需要外交，郭嵩焘认为国家落后才更需要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因此反对用战争来解决争端。正因为郭嵩焘的识见远高于流俗，所以才有多方的群起而攻之，正如严复在挽郭嵩焘的联语中所云：“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这是时代的悲哀，是“立言”的智者与勇者的悲哀。（王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