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行如春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的群众路线

文丨黄先荣

仁行如春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的群众路线

文丨黄先荣

回顾这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条“政党自信”：历尽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幼年期青少年期所以磨成了强健壮硕，依靠人民是她的营养剂。

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留下的东西许多，诸如遗址、遗迹、传承、故事，然而，在民间到处留下的却是爱民仁政的口碑，这或许正是红军在遵义取得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和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干人”与“乡绅”

陈云同志在他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到：

赤军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赤军在黔东之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黔省。因此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 队，悬旗欢迎赤军。

“悬旗欢迎赤军”者，不仅有穷人干人、青年学生，还有社会名流。比如当年城里的工商界、企业界、教育界和袍哥等社会组织的“大亨大腕”们。按一般常理，这些人属于执政的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上层的“肉食者”，他们不跟着国民党去打压红军已算可以了，却还要加入“悬旗”之列，真诚迎送红军，令人费解。这些名流之辈在丰乐桥头站立了一个上午（中央纵队入城是下午），还挂上彩幛，摆起香案，以十分庄重、古老、圣洁的仪式欢迎中央红军入城。

这样的稀罕事不仅在遵义城里，市域的不少场镇组织迎接红军的，除了干人，也还是社会名流。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位于乌江北岸的遵义县尚嵇镇街上，“仁”、“义”、“礼”3个堂口的“舵把子”（头头）召集一些把兄弟，在曾祥甫茶馆协商，组织了一个“维持会”，准备欢迎红军。参加维持会的有：钟光福、李明宣、杭青云、曾祥甫、梁益先、陈忠云、唐寿金、李仕华、唐海舟、雷方琴等人。

在习水土城，组织街道各色人等迎接红军、帮助红军的又是袍哥仁字堂总舵把子的范小南。

在湄潭，最早起来组织迎红军的是行医为生的李由之、刘万兴和做生意的郭雁卿、王树槐这些人。

在仁怀，组织工人、农民担着一坛茅台酒、三头大肥猪到红军总政治部劳军的，也是当地社会名流的商会会长曾荣章。

“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这些人决不能称为“绅粮”，他们只是乡绅。为何“红军到，乡绅也笑？”很值得探究。

1935年3月的《红星》报第二版载：“仁怀工农慰劳红军”：

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他们说：“红军在遵义、桐梓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红军是保护干人的军队，不拉夫，不派捐，不杀人放火，公买公卖，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干人的生活。不论王家烈、周浑元怎样欺骗，我们还是全城开市，并且希望红军留在仁怀，解放仁怀的工农干人。”

尚嵇镇“仁”“义”“礼”3个堂口的袍哥头儿召集迎接红军的人中，有钟光福、唐海舟等人，他们早在五年前做生意到过古州（今榕江），亲眼目睹了红军队伍，在军长张云逸率领下攻下古州城后，与劳苦群众一起庆祝“五一”的欢乐情景；他们还参加过红军召开的群众大会，听过红军讲的革命道理。红军纪律严明，和穷苦人民亲如一家的动人事迹，使他们深受感动。回到尚嵇后，他们曾把在古州看到红军的事，多次在“袍哥”中与自己相好的人摆谈。

眼见为实，耳听是虚，民间向来务实求真，听见了的也还得要眼观其行。中央红军的爱民行动，使其成为包括乡绅、贤士、名流在内的遵义人眼中的仁义之师。

“愚民”与“爱民”

按说，贵州信息闭塞，猿鸟难越，音讯不通，老百姓定然不知红军为何物，任凭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摇唇鼓舌，把“共产共妻”“红军要吃小孩子”等等危言耸听灌入耳膜，致使“红军到，百姓跑”。可是，遵义城的人没跑，湄潭、桐梓、仁怀、习水的人没跑。见了红军感同身受，不是国民党渲染的那一套，正能量抵销了负面影响，加上社会名流现身说法，便形成了那时对红军的“乡贤绅士，处处来欢迎”的罕见场景。

可见，误解不是无解，谣言和骗术最终绑架不了老百姓。还有“稀奇”的，不仅社会名流、乡中贤士“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国民党执政者的县、区、乡长们，也冒着风险救治红军，保护红军。遵义县平安乡乡长牟直卿，救护了遗落乡间的23位红军，治好后发钱归家。还有几个红军一直生活在他的羽翼下，直到解放。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刘纯武，以治安为由，布告辖区内严禁杀害红军，并派人寻找红军伤病员，接到家中治疗，这位区长一共救治了一百多人，治好伤后送银元回原藉的多达六七十人。更有“绝版”的是，刘纯武的“逆”行，又受到国民党赤水县县长陈廷刚的保护，当刘纯武请示可否由这些红军组成保商队、维持地方治安时，陈廷刚居然同意了，而且当众向红军伤病员宣布此令。由于有陈县长和刘区长的保护，1938年5月，保商队里的中共党员刘清华、赖普根、刘仁芳、杨秦山、宋加通5人组建了红军地下党支部，团结保商队里的红军，保存有生力量坚持到全国解放。

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共产党从上井冈山时起，就在实际斗争中紧紧依靠人民，与群众打成一片。“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三国志·吴书》）有人比喻说，30年代的中国，蒋介石只抓住了几座大城市，而毛泽东则依靠了广大农村农民。所以人民感恩共产党，“愚民”变成了“仁爱之民”。仁爱之民是源于仁义之师的，弱者的拥戴是基于强者的爱民实践，这个先后秩序不能颠倒。不能一方面站在台上大讲爱民如子，而走下台来则暴对乡民。

也不能说国民党才情不高，它也有不少饱学之士。蒋介石在追剿红军的1935年2月2日，也曾电令他的部下：

查朱毛徐等股匪，迭经我军痛剿，至为狼狈。我军除依照规定计划，迅速围剿外，尤须与匪争取民众，使民众不为匪用，则其势益孤，而歼灭亦易。故我军无论宿营行军，随时随地须严肃纪律，不拉夫，不派款，不强借民房，不强占民物，不征发粮秣，不强买强卖……

说得倒可好听。可惜，国民党“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既使在自己脸上涂上再多的金粉，也掩遮不了其本来面目。一个太能算计别人的人，一个只说不做的党，在严厉公正的“考官”——人民大众——面前，谁优谁劣，早有分晓。

中央红军的爱民行动，使其成为遵义人眼中的仁义之师。图为遵义市红军山的“红军菩萨”。（付树湘/摄）

“认可”与“恢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隆重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的时候，这个会议本身又怎样体现着党的群众路线？

不错，遵义会议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它的迫切在于“生死存亡”，非解决不可。然而，解决的方法其实只是对过去正确东西的认可和恢复。“认可”，即为毛泽东为代表的行之有效的军事路线；“恢复”，即为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遵义会议坚决克服“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其中包括不重视根据地建设，只叫红军打仗，不让红军做地方工作的错误倾向，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早在建军初期就提出的“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任务。”

有了这个“认可”，有了这个“恢复”，仁者无敌，仁义之师无敌，仅17个团3万人，战胜150个团40万人的国民党军。前者依靠群众形成了铜墙铁壁，后者脱离人民变成破铜烂铁，根子是两军不在同一个时空隧道里，于是人数之众者成了孤家寡人，兵败如山倒；人数甚寡者却如入无人之境，直至胜利。

韩愈《与凤翔刑尚书书》中说：“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施展权势者一如凋敝之秋，唯仁义之师才能春风和煦，暖入人心。回顾这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条“政党自信”：历尽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幼年期青少年期所以磨成了强健壮硕，依靠人民是她的营养剂。（作者系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