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擒贼记》与《小不点和安东》中的母亲形象分析

张斐

一、引言

作为与格林兄弟比肩的德国儿童文学家，埃里希·凯斯特纳被称为西德战后儿童文学之父，并于1960年获得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国际安徒生奖。从第一部儿童小说《埃米尔擒贼记》开始，凯斯特纳的作品每经出版，必然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热门。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仍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并被反复搬上银幕。一百年来，德国文学界对凯斯特纳及其作品的研究评论也从未停歇，它们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学教育分析、社会批判性分析、道德分析和精神分析等方面。在中国，凯斯特纳小说的翻译始于1934年林雪清的《埃米尔捕盗记》。2008年，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凯斯特纳小说集》收入了他的全部儿童小说。相比小说译作的反复再版，我国文学界关于凯斯特纳及其作品的研究非常少，除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外，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侯素琴在其博士论文中运用心理学的情结和原型理论对凯斯特纳少年小说中的成长主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大大充实了我国的德国儿童文学研究。

尽管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被视为新现实主义的典范，他本人及其作品获得无数赞誉，但因其小说的教育功能和道德主义思想，质疑和批判也从未停止。Susanne Haywood就曾评价凯斯特纳儿童小说“和这个时代本身一样只实现了局部的现代”。本文试图探讨凯斯特纳本人的生活经历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创作。借鉴Susane的如上评论，笔者认为，作者对母亲形象的描写是其世界观的写照，可以追溯到其社会处境和成长经历，故而凯斯特纳不是一个双重道德者，而是深受所处时代影响才成为一个社会批评家。

本文首先介绍凯斯特纳的家庭背景和成长时期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女性的社会角色的转变。凯斯特纳的成长经历正是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缩影。接下来将分析凯斯特纳最早的两部儿童小说《埃米尔擒贼记》与《小不点和安东》中的三个母亲形象，结合作者本人的母子关系，分析其母亲Ida K？stner所代表的母亲形象及其对作者创作的影响。

二、凯斯特纳成长的家庭背景与社会环境

（一）时代浪潮中的市民阶级家庭

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正经历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传统的小手工作坊受到致命的冲击，手工业者失去私有资产，社会地位下降。凯斯特纳的父亲埃米尔·凯斯特纳原本是一个皮革匠人，母亲伊达则制作手工用品。这个典型的小市民阶级家庭同样无法逃脱时代的洪流。1895年，埃米尔·凯斯特纳被迫关闭自己的店铺，和无数原本的手工业者一样进入工厂做工。收入的降低迫使妇女们开始从事低收入的家庭手工劳动，并缩减居住空间，靠转租房间补贴家用。伊达·凯斯特纳也不例外，她开始做理发师，并腾出一间房出租。1899年2月23日，这个德累斯顿的普通人家迎来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埃里希·凯斯特纳。

魏玛共和国时期，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矛盾激化。面对时代的巨大变化，作为父亲的埃米尔·凯斯特纳像当时的许多父亲一样无所适从。他们或因投身一战的战场而脱离了家庭，在回归之后却无法再次担当父亲的家庭角色，或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莫测而迷茫，除了埋头苦干支撑家庭的物质需求，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原有地位和对孩子的影响力。父亲影响力和家庭地位的下降伴随了母亲角色的地位上升。不满与生存状况、一心为儿子的成长开拓道路的伊达·凯斯特纳与儿子形成了亲密的“母子共生体”，逐步将父亲排挤在了家庭生活的边缘。

父亲影响力的缺失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凯斯特纳转而从家中两位做教师的房客身上继承了职业梦想。公立学校毕业后，凯斯特纳参加了教师培训。一战以后，凯斯特纳改变职业方向，进入文理中学，后就读莱比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与历史，并逐步走上了文学道路。

（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新女性形象

战后初生的魏玛共和国，在政治动荡的同时，文学和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社会思潮涌动，性别角色也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一直以来，传统社会结构和家长制的钳制，使得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为家庭献身、具有母性、照顾家人是对女性的首要要求，她们的一生只能扮演主妇、妻子和母亲。一战期间，女性角色发生最初的改变。由于大量男性脱离家庭，奔赴战场，为了支撑家庭的支出，女性开始参与社会工作。随着自信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职业的改变引发外貌和观念的转变，女性的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改变，这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诱因。从时尚的短发到开放的家庭观和婚姻观，女性的显著变化引发了全社会关于“女性的真正角色”的辩论：媒体不断展现新女性的独立和自信，国家则高度赞扬无私奉献的母亲形象。

在凯斯特纳及其作品中也不难发现这种争议的踪迹：尽管他努力适应时代的发展，“拒绝传统的市民阶级思想，但却认可了忠于家庭、埋首家务、充满母性的母亲形象”。本文所探讨的两部小说《埃米尔擒贼记》与《小不点和安东》虽然是针对儿童读者的创作，成人角色皆为配角，但其中的母亲形象却因鲜明的性格和典型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凯斯特纳或根据自己的母亲，或根据自己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了母亲的角色，比如埃米尔的母亲蒂施拜太太、安东的母亲伽斯太太，也有作为反面教材的小不点的母亲朴格太太。尽管两部作品从主题到故事背景都极力融合现代元素，故事中的正面母亲形象却完全是按照传统道德标准塑造的，反面的母亲形象则处处有违传统道德对母亲的要求。

三、《埃米尔擒贼记》与《小不点和安东》中的母亲形象

（一）“完美母亲”蒂施拜太太

《埃米尔擒贼记》讲述小城男孩埃米尔受母亲嘱咐，独自上路，为住在柏林的外婆送钱，不幸被盗后结识了一群柏林少年，并在其帮助下一路追踪，最终抓住小偷，拿回钱款的冒险故事。小主人公埃米尔的母亲蒂施拜太太，代表了魏玛共和国时期保守市民阶层中典型的妇女形象。丈夫去世以后，蒂施拜太太独自养育儿子，为了儿子“拥有其他中学生所拥有的一切”，她作为理发师辛勤地工作而从无怨言，因为她的“模范儿子”也从未令她失望：他也深爱着母亲，且永远会做好母亲交代的每一件事而不敢有一丝懒惰。

凯斯特纳笔下的蒂施拜太太虽然从事理发师工作，但工作的动机却完全不同于当时的新女性。后者是出于自我原因，为摆脱妻子、母亲和主妇的传统束缚而走向工作岗位，前者则完全是迫于家庭的重压去工作。小说中，埃米尔出发去柏林时，蒂施拜太太的送别场景颇具意味：

“母亲久久地挥动着手帕，而后慢慢转身，往家走去。反正手帕都握在手里了，她索性哭了起来。但她没哭多久，因为奥古斯丁夫人已经等在店里，想要好好洗个头。”

在这个场景中，凯斯特纳将所有理想母亲的特点汇于蒂施拜太太：她对儿子怀有深厚的感情，离别给她带来沉重的伤感。另一方面，这个勤劳的理发师很快意识到自己还要工作，她理智地收起眼泪，投入工作，表现得堪称完美。

联系凯斯特纳和自己母亲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他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伊达·凯斯特纳想成为儿子的完美母亲……她将自己的整个存在，如同一个狂热的赌徒，投注到手里唯一的牌——我的身上……所以我绝不能令她失望……我必须成为完美的儿子。”

正如以上凯斯特纳对自己与母亲间紧密关系的描述，对凯斯特纳太太来说，儿子始终是她生活的中心，尽管这个家庭中还有一位凯斯特纳先生，但这位父亲却埋首工作，游离在家庭生活的边缘，不曾受到妻子的关注，也未对儿子施以父亲的影响力。而少年凯斯特纳虽然意识到母亲对自己的投入近乎疯狂，仍不遗余力地扮演着迷恋妈妈的好儿子。Luiselotte Enderle在其著作《你，我亲爱的好妈妈！》里公开了凯斯特纳给母亲的信，他在求学期间与母亲进行的大量的频繁的信件往来中，事无巨细地汇报着自己的生活。

由此，蒂施拜太太是完全按照凯斯特纳及其母亲观念中的完美母亲形象塑造出来的，她全心爱着儿子，并按儿子的愿望行事。同样，埃米尔也爱母亲胜于一切，成了母亲心中的“模范儿子”，尽管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妈妈能高兴”。

为了儿子拼命工作、因丈夫死去而独自生活的蒂施拜太太是作者心目中勇敢、充满奉献精神的伟大母亲，她不但不是小说中具有社会批判性的一部分，反而是一个容易引发读者同情的角色。她身上具备的传统道德，如勤劳、富有责任感、忠于家庭，与小说创作时期，即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崇尚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新女性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二）不再“完美”的伽斯太太与作为反面教材的朴格太太

紧随《埃米尔擒贼记》获得的巨大成功，《小不点和安东》在隔年出版并被搬上银幕。故事的主角是明朗纯真的富家女孩小不点和正直善良、尽心照顾母亲的贫苦少年安东。安东与小不点偶然结识，帮助小不点的家庭平息了一场盗窃风波。故事的最后，安东的母亲去小不点家做保姆，两家人生活在了一起。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小说中的社会批判意味也更加强烈。

与蒂施拜太太一样，安东的母亲伽斯太太也是独自抚养儿子，并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但比起前者，伽斯太太的角色不再是完美的榜样。她卧病在床，年幼的儿子“白天黑夜地在干活”。她对儿子的亲密情感也更加极端，带有了捆绑的色彩，这一点在儿子安东忘了她的生日的一段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母亲像个陌生人似的站在窗前，眼睛望着窗外……好像透过玻璃审视自己不幸的一生……她没有幸福，有的只是痛苦、疾病和忧虑……他会像其他所有的一切一样，慢慢离她而去。”

伽斯太太在安东“惭愧地坐回到椅子上，闭上眼睛，希望地上有个洞，可以立即钻进去”的时候，仍然沉浸在失望和悲伤之中，待小安东愧疚地逃出家门，才慢慢想起孩子为她做出的一切牺牲和努力，原谅了儿子，而后出现了母子相拥的场景。

在小说非常有限的关于伽斯太太的篇幅中，作者用以上段落巧妙地刻画出这对母子之间的情感关系。母亲将全部的情感和对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这份感情除了母爱，更有依赖。而儿子也完全被绑缚在这种情感之中，被母亲的情绪完全控制。

小不点的母亲伯格太太则彻底地作为反面教材而出现在小说中。伯格太太光鲜亮丽，忙于社会活动，却不愿为孩子付出时间——当小不点向父母道晚安时，“父亲坐到了床边，可母亲却催促他说：‘走吧，总领事喜欢准时的”。她并不关心孩子的需要——看到保姆给小不点讲故事，“母亲摇着头说：‘这么大的孩子还要让人念故事。”。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靠前——发现女儿被保姆扮成乞丐沿街乞讨，她惊呼着拥抱女儿后，便“不断地擦着她那昂贵的真丝裙”。她在小说的结尾终于有所反省——面对丈夫的责备，含泪道：“你对我的生气是我自找的”。

以上几乎就是凯斯特纳在伯格太太身上的全部笔墨。尽管伽斯太太已不再是蒂施拜太太那样“完美”的母亲，但作者并未对她表达明确的批判。而对于伯格太太，除了小说正文中的描写，作者在每章后的思考题中直言对其“无法忍受”，“她首先是小不点的妈妈……如果她忘了这点，那就不对了”。这既可视为作者对其观念中的不合格父母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作者内心对当时新女性形象所代表的摆脱家庭责任、崇尚个人价值等观念的抵触。受其母亲的深刻影响和自身生长经历的局限，凯斯特纳认为女性的第一要务是承担家庭责任，而非追求自我价值，是否履行家庭责任是对女性的首要评判标准。

凯斯特纳本人的家庭关系也投射到了伯格太太对丈夫的态度上。小说中，伯格先生收入丰厚，但伯格太太却认为“他工作虽然很忙，但挣的钱太少”，他并未因保障了家庭的物质基础而赢得妻子的重视和关心。正如凯斯特纳的父亲，虽然是家庭收入的支柱，但从未进入其母亲关注的范围。后者将全部注意力汇聚在小凯斯特纳身上，与儿子建立起紧密的情感关系，而将丈夫排挤在外。

凯斯特纳没有在小说中制造出完美的家庭：蒂施拜太太与伽斯太太的母子共生家庭承受着过多的困扰和艰辛，而朴格太太那物质条件优渥，夫妻关系“稳固”的家庭，因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漠不关心，自然也称不上完美。对于理想家庭的范本，作者心中是否有答案，也许可以从他本人虽有过两段长期的恋情，还和其中一位生育了孩子，却终生未婚的经历看出端倪。

结语

尽管凯斯特纳在其小说中努力引入所处时代的现代因素，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事实上仍无法摆脱自身价值观和自身经历的制约。现代的故事背景和题材为其小说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作者心中难以撼动的理想形象和其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却将他塑造的母亲形象牢牢束缚在传统道德标准之中。

（责任编辑：李明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