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与发展：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比较*

王桂新

迁移与发展：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比较*

王桂新

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人口迁移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多个维度，考察和探讨了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人口迁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特征和规律，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对中国推进人口迁移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人口迁移 城市化 城市群 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

序 言

人口迁移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因为，移民是促进发展的动力(奥坎波，2006)。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人口迁移，就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是人口迁移的历史(王桂新，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更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即主要表现为人口迁移的城市化，对中国甚至对全世界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凸现出来。数以亿计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不仅满足了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也解决了城市低端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不足的矛盾，为城市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浦东新区和深圳市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两者所在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①，不仅是全国省际人口入迁的两大主要集中地，而且也是全国居前的两大经济高速增长地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迁移与发展，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并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如王桂新、刘建波(2007)利用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考察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际人口迁移的基本状况，发现珠三角省际迁入人口几乎完全受经济吸引力的作用，而长三角对省际人口迁入的社会吸引力相对较强。劳昕等(2013)利用经济普查数据，分析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就业人口的就业密度分布及其经济效应，探明长三角地区主要表现为单中心就业空间结构，扩散效应强于集聚效应，而珠三角地区则表现为多中心就业空间结构，集聚效应相对更显著。苏良军、王芸(2007)从空间视角出发，探讨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内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的大小，发现珠三角区内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略大于长三角地区。黄赜琳、傅冬绵(2009)多角度地考察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差异，发现两地区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对外贸易、人口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等最新资料，进一步考察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区人口迁移、城市化的发展差异，探讨两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

中国人口迁移大潮中的长三角与珠三角

自1978年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及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人口迁移日趋活跃，迁移规模日益扩大，迁移强度持续增强，形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人口迁移大潮。如图1所示，作为中国人口迁移大潮中的省际人口迁移，其发展大致已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1982-199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开始启动，但规模较小，发展较缓，年迁移规模从95万人增长到265万人，增长了近1.80倍；省际人口迁移率则从0.1%左右提高到0.24%。进入90年代(1991-2000年)，省际人口迁移发生前半期较缓、后半期显著增强的大转折，经历这一转折年迁移规模从275万人增长到跨越千万大关，达到1088万人，增长了2.96倍；省际人口迁移率相应呈明显增强态势，从0.24%提高到0.87%。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前10年(2001-2010年)，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省际迁移人口也同样呈迅速增强态势，年迁移规模从期初的1千万人左右迅速增长到4千万人以上，增长了1.90；省际人口迁移率也相应从1%左右迅速提高到超过3%。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这一省际人口迁移规模及强度将可能是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史上的顶峰，不仅空前，也将绝后(王桂新，2014)。

图1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增强趋势(1982-2010)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口迁移大潮中，区域人口的迁移主要表现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迁移，特别是主要向东部地区的京津冀②、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地区集中，而且向该三大城市群地区迁移规模的增长(图2)几乎与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的增强趋势相同。

图2 中国三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规模增长比较(1982-2010)

注：长三角与京津冀两大城市群均不包括各自内部省际之间的迁移人数。

资料来源：同图1。

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发育的相对成熟，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经济增长也比较快，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迁移人口更是主要选择集中向这两大城市群地区迁移。如根据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在1985-1990年期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为1106.54万人，选择迁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为342.06万人，约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30.91%，其中迁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为198.29万人，约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17.92%，占迁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移人口的57.97%。到2005-2010年期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为5499.39万人，选择迁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为3828.41万人，几乎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70%(69.62%)，其中迁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达到3203.51万人，约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58.25%，占迁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移人口的83.68%③。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1990-2010年20年间，中国5年计省际人口迁移规模增长了不到4倍(3.97倍)，而选择迁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移人口则增长了15倍以上(15.07倍)，特别是迁入到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更是增长了26倍以上(26.73倍)；迁入到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占全国及迁入三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移人口的比重，分别由17.92%和58.25%提高到57.97%和83.68%，显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人口迁移，选择向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迁移的集中趋势日渐显著，集中程度愈益增强，也说明了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大潮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人口迁移：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比较

如上所述，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是全国省际人口入迁的两大主要集中地，在中国人口迁移大潮中作用显著，地位重要。而这两大城市群地区的人口迁移又有什么不同呢？本章将主要择其以下几点考察和回答这一问题。

(一)省际迁入人口规模的增长

根据图2和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规模的增长，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表1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规模、比重变化比较

注：长三角地区的省际迁入人口不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之间迁移人口的迁移人口。

资料来源：同图1。

第一，省际迁入人口规模增长都很快，但近30年间珠三角地区的增长显著超过长三角。以5年间的省际迁入人口规模计算，长三角地区从1982-1987年间的73.10万人增长到2005-2010年间的1657.39万人，约增长了22倍，而在同一时期珠三角则从29.72万人增长到1387.44万人，约增长了46倍，增长速度达到长三角的2倍多。

第二，近30年间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规模的增长各个时期增速不同，互有强弱。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浦东新区率先改革开放，带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加速，使选择入迁长三角地区的省际迁入人口较多。但随着改革开放重心的南移，珠三角地区迅速崛起，吸引省际迁入人口规模迅速增长，使从1990年代开始到跨入新世纪的前5年，省际迁入人口规模都明显超过长三角，特别在1990年代后期几乎是长三角的2倍。到2005-2010年，市场化的逐步深化及浙江民营企业的崛起，长三角吸引省际迁入人口规模又超越珠三角，重新成为吸引省际迁入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群。在该期间，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分别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30.14%和25.23%。这说明，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规模的增长，与两地区改革开放推进的先后力度及经济增长态势密切相关。

(二)省际迁入人口的来源地

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来源地，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来源地都相对比较集中。如图3所示，分别给出了在2005-2010年间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规模在600万人以上、占迁入人口比重4.5%以上的最多前7位来源地，长三角地区来自前7位来源地的迁入人口约占全部省际迁入人口的75.45%，珠三角地区来自前7位来源地的迁入人口约占全部省际迁入人口的65.30%。相对来说，长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来源地比珠三角地区更集中一些。

第二，主要来源地都是相邻或距离较近、又欠发达的中西部人口大省。长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前7位来源地有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其中相邻的安徽省为第一来源地，其迁入人口达432万人，约占长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26.05%；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前7位来源地有湖南、湖北、广西、江西、河南、四川、贵州，其中相邻的湖南省为第一来源地，其迁入人口达293万人，约占长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21.12%。来自第一来源地的迁入人口比重也说明长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来源地更集中一些。省际迁移人口来源地的这些分布特征，说明省际人口迁移不仅受迁出入地收入差距的影响，而且也受空间距离、交通成本、信息交流、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第三，湖北、湖南、江西、四川、河南、贵州6省为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前7来源地中的共同来源地。也就是说，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入人口，甚至全国的省际迁移人口，主要来自上述这些共同省区。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以及全国省际迁移人口来源地的集中性特征。

图3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2005-2010)

(三)省际迁入人口基本特征

这里所说的省际迁入人口基本特征，主要是指省际迁入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等属性特征。省际迁入人口的这些基本特征，对迁入地及迁出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以下表2和表3可以看出：

第一，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基本相似，珠三角省际迁入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稍高一些。从性别结构看，都是以男性稍多，男女比例基本上都是55∶45。从年龄结构看，90%以上都是劳动年龄人口，而且几乎无性别差异，男女入迁人口基本都是如此(表2)。尤其在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劳动年龄人口中，20-49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分别占劳动年龄人口的85.36%和87.77%。这说明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入人口基本上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珠三角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比长三角大致高3个百分点，显示其省际入迁人口更是以劳动力人口为主。

表2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资料来源：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第二，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均以初等教育为主，受教育水平总体低于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平均水平。如表3所示，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基本上都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受教育水平不高，90%左右都只是接受了初等教育，尤以具有初中教育水平的迁入者最多(占52%以上)。如两地区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下的省际迁入人口分别占91.65%和92.9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8.42%)。相对来说，长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中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比重略高于珠三角，分别占8.35%和7.03%，但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58%)。进一步考察长三角内部三省市省际迁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发现，只有上海相对比较高，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约占14%，而入迁人口最多的浙江省则只占4%。这说明，中国整个省际迁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很低，而迁入人口越多的地区低教育水平的迁入者比重越高；即使这些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较多的适合于低层次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表3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受教育水平(%)

资料来源：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四)省际迁入人口的迁入原因

王桂新(2004)曾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原因，发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口迁移流动原因逐步由以社会原因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原因为主。表4显示，在2005-2010年期间，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迁移原因仍然表现为以工作就业等经济原因为主，其“务工经商”、“工作调动”等经济原因所占比重分别为75.57%和80.07%，特别是“务工经商”原因的比重高达74.83%和78.43%，分别比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同一比重高8.85和12.45个百分点。“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婚姻嫁娶”等家庭原因也占有较高的比重，两地区分别占12.55%和9.52%。这说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入人口几乎都是以就业谋生为首要原因，而且以市场化就业谋生迁移占主导地位，但也已相对出现一定的家庭化迁移趋势。就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区而言，珠三角以就业为目的的省际迁入人口比重超过长三角，而且市场化程度也更高，但长三角省际迁入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则比珠三角更明显一些。

表4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迁移原因(%)

资料来源：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比较

发展包括多层含义，如可指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城市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实现了城市化往往就意味着获得了发展或成功。所以本章拟从一个维度，考察和比较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发展差异。

(一)省际迁入人口的城乡转移

区域人口迁移通常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由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过程。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省际迁入人口当然也不例外。如表5所示，从迁出地类型看，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都有87%左右来自农村，比全国省际迁出人口的同一比重高约6个百分点，而来自城镇地区的只占13%左右。在这一点上两大城市群地区几乎没有差异。若包括省内迁移人口即总迁移人口，则来自农村地区的比重都有所降低，特别是长三角地区来自农村的比重已下降得比珠三角低近4个百分点。但即使如此，两者都已与全国迁移人口的同一比重分别拉开高近9个和13个百分点的更大差距。

从迁入地类型看，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来自省内外的农村人口对迁入地类型的选择差异不大，都是绝大部分选择向城镇地区迁移，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迁入的农村人口，竟有91%左右选择迁向城镇地区，而长三角地区省际迁入的农村人口，则只有76%左右选择迁向城镇地区，与珠三角几乎相差近15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省内农村人口选择迁向城镇地区的比重达到84.28%，比珠三角同一比重低7个百分点以上。

表5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迁出、迁入地类型(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很明显，经历上述迁移选择，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迁入人口通过迁移实现了自己城市化的转变。如从总迁移人口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区来自城镇与农村的迁入人口分别占28.73%、71.27%和24.88%、75.12%；而在迁移以后，迁居到城镇和农村的移民比重分别改变为82.99%、17.01%和92.37%、7.63%；迁移使城镇人口分别增加了2664.06万人和2444.35万人，其所占比重也相应分别提高了54个和67个以上百分点。所以，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息息相关，人口迁移可以明显促进城市化的发展。根据各省市1991-2013年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计算，可得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珠三角)外来人口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3、0.974、0.972、0.900，且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同样说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密切关系。而且上述也说明，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对吸收农村转移人口、推动全国城市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

以上考察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人口迁移与移民城市化的关系，本节将主要考察两大城市群地区内部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及其差异。图4-a和图4-b分别给出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常住人口、外来人口与城市化率3个指标，其中2条柱为城市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规模，平面图表示城市化率。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两大城市群地区内部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发展均存在明显差异。如长三角地区由上海市和江苏、浙江两省组成，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当然十分发达，而江苏省大致随离开上海距离的增大城市化水平由高趋低，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城市城市化率在70%-80%之间，一过长江各城市城市化率都下降到60%以下。浙江则以杭州、宁波、温州三大发达城市鼎立，城市化水平都在70%以上，周边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浙西南地区城市化率都在50%以下。珠三角地区则以沿海岸线中部的深圳、广州、中山、东莞、佛山等5城市城市化水平较高，都在70%以上，由此向外各城市城市化水平由高趋低，位处西南、邻近广西的湛江、茂名、云浮三市城市化率都在40%以下。

图4-a 长三角地区地级以上各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人口规模

第二，人口净迁出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口净迁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而且迁入人口规模越大、比重越高城市化水平一般也越高。如长三角地区江苏省的长江以北各城市，都是低城市化地区和人口净迁出地区，长江以南邻近上海的各大城市城市化水平高，人口净迁入规模大。浙西南的丽水、衢州两市城市化水平低，人口亦呈净迁出。珠三角地区的这一特征也十分明显，上述处沿海岸线中部的深圳、广州、中山、东莞、佛山等5城市城市化水平高，人口净迁入规模大，人口净迁入规模越大、比重越高的城市城市化水平也越高。而其他地区的城市则都表现为人口净迁出、城市化水平低。

图4-b 珠三角地区地级以上各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人口规模

第三，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的构成城市并非都是发达地区，其内部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上述人口净迁入规模大、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基本都是发达地区，而人口净迁出、城市化水平低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相对欠发达地区。如果按地级以上行政区划单位数计算，在长三角城市群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杭州、宁波、温州9城市为人口净迁入规模较大、城市化水平在60%以上的发达地区，发达城市数还占不到整个城市群的3成；在珠三角城市群2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惠州7城市为人口净迁入规模较大、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地区，发达城市数也只占整个城市群的3成。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被称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发达的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并非包括其全部城市，实际上只是这仅占3成的城市地区。正是这仅占3成的城市地区，成就了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发达地区，但没有其他7成相对欠发达城市的伴生作用甚至全国各地的支持(如向这些城市提供大量劳动力)，这3成发达起来的城市恐怕也难以如此发达起来。

人口迁移与发展：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比较

人口迁移影响复杂性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不仅影响迁出地，而且对迁入地也有重要影响。本章仅简单考察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人口迁入对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差异。

(一)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内涵丰富，表现多维。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职业转变及社会地位的升迁，都从一个方面体现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丰富的内涵，不仅可从宏观考察，亦可据微观剖析。限于数据，本节仅通过考察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省际迁入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从一个侧面揭示两地区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的作用关系。

前面第4.1节已指出，区域人口迁移通常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由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农村人口在迁移前，一般多从事农业生产，迁移到城市以后则主要是从事非农产业劳动。所以，农村人口在通过迁移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地域转移的同时，也实现了从农村人口向城市常住人口的“身份”转变和从农民向非农产业从事者的职业转变。而从农村人口向城市常住人口的“身份”转变和从农民向非农产业从事者的职业转变，都是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

表6给出了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区省际迁入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由此可以看出，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区省际迁入就业人口都是绝大部分从事以第二产业职种为主的劳务职，所占比重为62.33%和64.32%，分别比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同一就业比重高近7个和9个百分点。其次是从事以低端第三产业职种为主的服务职，二者比重分别为24.75%和20.52%，均明显低于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同一就业比重(27.64%)。显然这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产业发展需求及省际迁入人口主体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低素质劳动力构成是相吻合的。值得指出的是，两地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省际迁入人口比重都在8%以下，而其从事“白领”事务职④职种的比重分别达到10.89%和13.67%，说明就此而言两大城市群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即使其要求相对较高的事务职职种的招聘大门对未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低层次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敞开的。其中，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重低于长三角，受初、高中教育水平的比重几乎比长三角地区高11个百分点，但其被录用从事“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白领职种的比重几乎是长三角的2倍，说明在此意义上，珠三角地区市场化程度及社会发育程度高于长三角，其“白领”事务职职种的录用甚至职业上升通道相对更畅通一些。

表6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二)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

第一，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前面第4.2节已经说明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区内，人口净迁入规模大、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基本都是发达地区，而人口净迁出、城市化水平低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相对欠发达地区。特别像珠三角地区的深圳、东莞两市，外来人口都已是户籍人口的3倍多，没有外来劳动力的参与和支撑，这些城市根本不可能如此繁荣和发展。表7也进一步说明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人口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如两者常住人口、从业人员、城市化率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基本都在0.9以上。特别是迁入劳动力规模及比重较大的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从业人员规模与GDP及人均GDP之间显示了更密切的正向关系。

表7 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区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的相关性(1990-2012)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5%。

资料来源：各省市1991-2013年统计年鉴。

第二，人口迁移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的投入。虽然技术进步正对经济持续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技术进步也来自于劳动力的创造和贡献，劳动力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考察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现假设常住人口均为同质劳动力，不考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构造如下C-D生产函数：

Y=f(L，K)

(1)

其中，Y表示地区生产总值，L表示劳动力，K表示资本，本文拟以常住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代之。

基于异方差性以及研究的方便，先对式(1)中的各变量取自然对数，由此可得模型(2)：

lnY=β0+β1lnL+β2lnK+μ

(2)

在上式中，β0、β1、β2分别为参数，μ为随机项。

将相关数据代入模型(2)，根据回归分析方法可得表8所示结果。可以看出，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区以模型(2)计算的回归方程，说明系数都达到0.99，回归方程中的系数都以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说明表8所示的回归模型拟合度高，能很好地说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区常住人口(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资本)与经济产出(GDP)的关系：其一，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区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常住人口系数都大致2倍于生产要素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显示两地区生产要素常住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及其贡献都2倍于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要素”在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其二，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的系数又明显大于珠三角，说明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及其贡献相对更大于珠三角；其三，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区常住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两大生产要素的系数之和分别为2.561和2.399，都是1的2倍以上，说明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大城市群具有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⑤，而且规模最大的长三角城市群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又大于珠三角；其四，长三角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也大于珠三角，说明在常住人口(劳动力)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作用下，其资本要素即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效应(或效率)也高于珠三角地区。

表8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990-2010)

注：(1)***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2)由于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口径变更，故本文只考察1990-2010年间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各省市1991-2011年统计年鉴。

结论与讨论

以上从多个维度考察和比较了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人口迁移以及人口迁移与发展的关系，主要可得以下结论及思考。

(一)主要结论

首先，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及其人口迁移与发展，具有一些重要相似之处：其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发育相对最成熟且明显领先的两大城市群。从人口迁移特别是省际人口迁移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全国吸引作用最强、人口迁入最多的两大人口迁入地。如在2005-2010年间，两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几乎接近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60%(58.25%)，通常与该两大城市群并称的京津冀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也只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10%多一点。近年有研究评价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城市群在中国众多城市群中居第一、二位也说明了这一点(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2014)。

其二，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并非都是发达地区，其内部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其地级以上城市中，都仅有三成左右的城市为人口净迁入规模大、城市化水平高的发达地区，另七成左右都是人口净迁出、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城市。说明即使是中国发育相对最成熟且明显领先的两大城市群，也并非都是发达地区；在一定意义上，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发达水平，主要体现的是其仅占三成左右的一部分主要城市的水平。

其三，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省际迁入人口都是以男性为主，受教育水平偏低，劳动年龄人口约占九成以上；经济迁移为主要原因，约75%以上因“务工经商”迁入。说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作为全国发育相对最成熟且明显领先的两大城市群，其迁入人口基本上都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力人口，影响迁入的因素主要是务工经商等经济原因。

其四，在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常住人口系数都大致2倍于生产要素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显示该期间两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方式，“劳动力要素”在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仍是第一位的，这也说明了两大城市群为什么能吸引和容纳那么多劳动力人口，以及这些劳动力为什么能对其经济增长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

其次，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地区的人口迁移与发展，也表现出以下比较明显的差异：

其一，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区位不同，使其对省际迁入人口的主要吸引地区范围不同。由于两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都是其相邻或距离较近、又欠发达的中西部人口大省，这就决定了二者对省际迁入人口的主要吸引地区范围不同。长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以安徽省为第一来源地，珠三角地区则以湖南省为第一来源地，即使两地区共同的省际迁入人口来源地，其吸引的迁入规模也互不相同。

其二，从微观角度的考察来看，珠三角地区省际迁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长三角，特别是受初、高中教育水平的比重几乎比长三角地区高11个百分点，但其迁入劳动力被录用从事“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白领职种的比重几乎是长三角的2倍，显示珠三角地区市场化程度及社会发育程度高于长三角，其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迁入劳动力从事“白领”事务职职种甚至其职业上升的通道相对长三角地区更畅通一些。

其三，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宏观角度的考察显示，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特别是劳动力要素投入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较珠三角地区更加突出，“劳动力要素”在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其资本要素即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效应(或效率)同样高于珠三角地区。两者的综合作用，使长三角城市群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明显大于珠三角地区。

(二)几点思考

基于以上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人口迁移与发展比较研究的几点结论，不难促使和引发我们对以下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口选择迁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因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两大城市群；而越来越多的迁入人口推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更加发达起来。这就是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人口迁移与发展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人口迁移与发展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必须重视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二，如上所述，即使作为全国最发达的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其经济增长仍然主要表现为要素投入特别是劳动力要素投入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劳动力要素”在其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第一位的作用。但近年来，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已与全国一样面临由要素投入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型的重大转型。创新需要知识，需要人才。然目前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人口特别是迁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还比较低，难以适应创新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两大城市群如何推进科技创新，实现发展转型？

第三，尽管目前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表现为要素投入特别是劳动力要素投入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而且由要素投入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型的转型还远未完成。但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一些主要城市特别是其中的特大城市，都已开始严格控制外来人口入迁，甚至还开始驱赶已迁居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公平公正、违宪违法，仅就这种尚未转型就采取违背人口迁移与发展相互作用规律的做法，岂不要影响甚至断送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四，一般认为，城市群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相互联系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但目前中国的城市群则还基本上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尚未发育成真正的比较成熟的城市群。2006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就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目前仍仅有三成城市发达、七成城市还欠发达，意味着二者虽然是全国最发达的两大城市群，但都还尚未真正发育成熟。近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一些主要城市特别是其中的特大城市已开始严格控制外来人口入迁，肯定不利于二者的发育和成熟。这样，是否也将影响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市化呢？！

①本文所说的长三角(长江三角洲)都市群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珠三角(珠江三角洲)都市群地区仅指广东省一省。文中有时亦简称二者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②京津冀都市群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两市一省。

③本小节计算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群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及所占比重，均包括三大都市群内部的省际迁移人口。

④事务职包括表6中的①、②、③，服务职包括④，劳务职包括⑥。

⑤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规模、主要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都大于珠三角地区，所以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大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系数既远大于1，又大于同样大于1的珠三角，也说明了这一点。

1.奥坎波：《移民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转引自中国科闻网：《联合国会议讨论国际迁徙和发展》，2006年4月6日。

2.王桂新：《21世纪人口迁移将推动中国现代化加速发展》，《人口学刊》2001年第5期。

3.王桂新、刘建波：《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省际人口迁移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

4.劳昕、沈体雁、温锋华：《长三角与珠三角就业密度分布比较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2期。

5.苏良军、王芸：《中国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研究——基于“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实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

6.黄赜琳、傅冬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方式的差异分析——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7.王桂新：《人口迁移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研究报告)》，国家发改委“十三五”规划前期重要人口问题研究课题，2014年。

8.王桂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人口与经济》2004年第4期。

9.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2014》，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

〔责任编辑：毕素华〕

*本文系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子课题“流动人口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评估及决策支持集成平台示范应用”(项目号：2012BAI32B07-03)资助研究成果，曾在华东理工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区域、制度与移民：长三角与珠三角比较研究”(2014年11月)学术会议上宣读，特此致谢！

王桂新，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