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族独立的重要阶段

章百家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是中国走向独立最重要的阶段。但是，这场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代价很大。究其原因：第一，敌强我弱。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社会的组织状况、工业基础、军事力量要比日本相差很多。第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得到的外援很少。马歇尔曾说，中国处于我们所有运输线中最细长的一支的末端，中国战场用极其稀少的资源去对抗强大的敌人，这是任何其他战场所没有的情况。第三，中国尚未实现统一，内部的情况复杂，无法真正做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对于前两点无须多说，对于第三点的确有个怎样看待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一方面形成了空前的全民族抗战，另一方面中国内部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斗争。在开展对外斗争时，一个处于内部整合过程中的国家与一个统一国家是很不一样的，斗争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但历史给中国提供的条件就是如此。

空前的危机使得国共两党都不得不把民族的救亡图存置于首位。这是双方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为此，两党的政策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中共放弃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努力，不再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国民党也停止“剿共”，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不过，中国内部存在的一系列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双方都没有放弃自己基本的政治主张和目标，这又使得国共斗争不可能完全停止，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然而，不管怎样说，国家统一问题虽然没有最终解决，但在此期间达成的统一远远高于此前，毕竟有了一个民族统一战线，至少在表面上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史学界有不少争论。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修改过程中，胡绳从反面设问，巧妙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抗战都是你领导？那么蒋介石也归你领导？他的错你也要负责？是不是叫‘合作领导？抗战也有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他也想领导，我也要领导。最后他的领导作用给我们限制住了。总的说抗战不是按照他的方针进行下去，而是共产党的一套政策才坚持到底，也限制了投降、倒退和分裂。我们影响了各派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关于抗战一章，没有直接回答领导权问题，而是在标题上使用“中流砥柱”一词来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在行文中指出共产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后来，刘大年提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这个观点是客观公允的。

中国抗战事实上是在国共两党各自领导下进行的，中国抗战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既互相联系，又互相竞争。客观地看，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为国共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关键看谁把握得更好，谁的策略运用得更为得当，谁的主张更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哪个党能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哪个党领导的力量就能发展壮大。

首先是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综观抗战的全过程，“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应先安内”;卢沟桥事变至淞沪抗战，其政策转变为“以战求和”，期等英、美、苏等国干涉;南京、武汉失守后，其基本方针是“苦撑待变”;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认为战争的主要责任已由美英负担。这种消极抗战的政策引起英美不满，但对国民党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军心涣散和内部的腐败。而中共自始至终主张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进行抗战。

其次是制订正确战略方针的能力。国共两党在军事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内战中，国民党军队从来是面对弱势对手;而中共军队从来面对的是强势对手。当对日战争到来之际，这导致了双方制订战略方针的能力上的差距。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有200万之众，中共军队3万左右。但国民党在战略上是笨拙的，基本是拼消耗。应该承认，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抵抗是很英勇的，但损失极大，这对后来历史的发展影响不小。反观毛泽东制订的游击战战略方针，既符合中共的实力，也符合中国的国情，使持久战从一种观念变成了现实。中共如采取国民党那样的打法，一仗就会把老本拼光。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抗战过程中，中国社会组织和动员的程度大大提高了。特别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基层百姓在共产党的引导下进入现代政治生活，成为中共力量的来源。相比之下，国民党掌握的资源和手段要多得多，但在这方面却无所作为。许多外国观察者都认为，中共是主张抗战的、民主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政治路线、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更胜一筹。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走向民族独立的重要阶段，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自己的民族牺牲换来了国际地位的提升，但这一过程并没有至此完结。从结果看，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至少在名义上如此;不平等条约体系也废除了;大战后期成立联合国时，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变化。

但此时中国事实上仍是一个弱国。弱国何以获得这样的地位？这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美英苏三大国也有各自的考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即获得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感到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太少，不是不愿意提供，而是受制于“先欧后亚”的战略和运输的极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认为最能鼓舞中国人士气的办法就是给中国一个大国地位。太平洋战争期间，美、英等国同中国签订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为了鼓励中国继续作战，那时以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由于日本的侵略其实已经失效。联合国成立时，中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具有长远影响。当时，美国的基本考虑是，不要使联合国看起来完全由欧美控制、在亚洲需要拉住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主要伙伴。罗斯福以此说服了丘吉尔。而在斯大林看来，多一个中国总比苏联单独面对美英法三国为好。二战后，中国虽获得了大国的地位，但并没有能力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那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军事斗争，解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抗战胜利时，毛泽东曾认为，中国民族独立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战后国民党解决不了的是民生问题。然而，战后国民党出于反共需要，为换取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在与这两国签订的条约中给予它们许多权益。美国学者费正清曾评论说，国民党在战后给予美国的特权甚至超过了以往的不平等条约。结果，中国的民族独立并未彻底实现。此后，由于内战的爆发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中国的民族独立最终是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方式实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的结果，从中国自身来看，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人民的觉悟空前高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看，战前基本是朝着民族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战争结束时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成功，中国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