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思维下的国企企业家精神

文＝邵洪波 孙朋军

在脑力和心力为主导的知识时代，其本质是全身心付出产生的超常价值。这种超常付出，只能是来源于对事业无限的热爱，是对企业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企业家的核心工作，就是激发和引导价值观一致的人，共同创造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两个词，可以认为是一个意思。我们提企业家精神，通常都是指民企的企业家精神，国企是否有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则莫衷一是。

张维迎先生30多年前的书《企业家》的观点“国家所有制下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言之凿凿，迄今未变；学者型央企负责人林左鸣先生的新书《用企业家精神点亮时代引擎》中“士大夫操守，企业家精神”，其所体现的思想，亦言之成理，铿锵有力。

其实，所谓学术之争，90%都是概念之争。国企到底有没有企业家，有没有企业家精神？我们从经济学、管理学两个角度进行了梳理，明确国企领导者作为企业领导，应当具有企业家精神。同时结合“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思维背景下，对新时代的国企企业家精神作了解读。

经济学角度下的企业家精神

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生产四要素是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上升到精神层面，再加上企业家各种素质、人格，就是企业家精神。

在经济史上，主导经济体的权力最初属于土地所有者，逐步过渡到属于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再过渡到属于经理人或曰企业家。这种权力的转移，主要视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而定。土地、劳动力、资本是初级要素，企业家对上述要素进行有效组织，经理人和企业家是高级要素，其重要性高于初级要素。而在现代市场经济里，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和企业家能力已然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企业权力转移到企业家手中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企业家主权”时代应运而至。

如今，时代缺乏的不是资本家，缺乏的是企业家，或者是以精神为统领的智力资本家。我们看到当前满大街创投、风投、天使投资寻找项目，就会理解这种变化。这似乎可以解释刘强东的京东吸引了200多亿资本烧钱，虽然企业不赚钱，依然有人投资。资本被更强的智力资本绑架了。

“资本家”是财力资本的载体，“经理人”和“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群人，是精神载体，也是智力载体，可以把“经理人”和“企业家”合并同类项，都可以认为是“企业家”，形成更宽泛的企业家概念。进而可以把“企业家”分成“创业型”企业家和“经理人”企业家。柳传志先生不同意张维迎先生提出的关于“企业家”只能是企业的创办人的定义，认为这样分类，连GE的杰克·韦尔奇、沃尔森也都只能是经理人了，也是对这种分类的呼应。

由“企业家”概念，可以衍生出企业家精神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组织（能力）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进而推导出企业成长的逻辑结构。如下图所示。

企业家精神资本是企业家精神的资本化，是企业家个人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和意志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控制力和奉献力。需要体现为创新性、冒险性和进取性。

企业家能力资本，是企业家能力的资本化，是企业家个人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经验，主要体现为战略力和管理力。

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企业家人脉网络和社会关系的资本化，是企业家个人通过社会网络所获取的稀缺资源，如信任、信息、便利等，主要体现为政府关系、社会关系等。

企业家人力资本既是企业家身上的智力、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因素，也是企业家能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统一体。

企业的本质是财力资本、精神资本、智力资本的组合。企业发展的本质，是企业精神资本及其具体化形成的企业家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精神资本为驱动、企业家人力资本为基础、企业家能力资本为支持、企业家社会资本为促进）的积累和扩张，是企业动态能力确立、适应和创新的过程。

据统计，1970年至今，标准普尔500公司市值账面值比显示，市场价值约为账面价值的2倍乃至最高到5倍。针对许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差异，似乎不能用传统会计中的无形资产来解释；许多学者指出，差异应该是企业拥有的精神资本及其具体化的智力资本的价值。

资本不仅包括物化的有形资本，如货币、不动产、设备等，更重要的，是非物化的企业家精神资本，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能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

企业家是企业价值增长的原动力。企业家将资本投资于企业，表面上看是进行企业运营和物质资本积累，其实质是在进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扩张，而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正是企业家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投资于企业得到的回报。实际上，除了财务绩效以外，企业还有运作绩效和人员效能方面的产出,而这些精神资本及其具体化的智力资本的产出，没有反映在财务账面上。实际上，虽然智力资本会计是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但智力资本总体上说，主要还是在企业管理领域发挥作用。

人类社会正在向知识社会过渡，知识对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而以知识为核心的智力资本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要。精神资本、智力资本有巨大价值，而它的价值，因为精神资本、智力资本的无形性，在很多情况下，被忽略掉了。我们这样通过对智力资本的转移与增值过程的描述，是想唤醒中国企业对信仰、情感、知识和技能为核心的精神资本、智力资本的充分重视。

我们接下来从管理学角度，对中西方企业家精神和智力资本做分析。

管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

管理本质是一种文化现象。一切管理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管理，来源于文化管理，也最终朝着文化管理的方向发展。而人类文化管理最终体现为精神治理，或者说是心灵治理。

人类的管理精神是统一的，即理性精神、仁爱精神与信仰三大元精神的统一。之所以现在世界出现以西方管理思想为主的现象，是因为企业管理科学的历史很短。管理科学诞生的标志——泰罗制管理科学的历史也就100年。

从心理学角度看，东西方人的思维没有本质区别，但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强调逻辑、实证的科学主义思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逻辑和实证思维，即理性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维，则情性与灵性思维占主导地位。这种思维上的差别，影响了东西方的哲学体系，也对管理学及管理实践都产生了影响。

中国先秦时期，形成以儒、道两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哲学格局。道家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儒家讲“仁者爱人，以人为本”，这两家的哲学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管理实践，因此以灵性和情性思维为指导的管理一直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而自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念的提出，使儒家以“仁爱”思想为基础，进而推演至国家，形成国家以“礼教”为核心的官方政治管理思想。再加之中国几千年以来，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达到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程度，因此，在中国没有诞生科学管理，体现管理特点的主导管理模式是儒家为主的情性思维模式主导的伦理管理或者说是文化管理模式，其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

西方管理思想初期，以新教伦理所包含的对教徒的要求的信仰精神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来源，后理性思想转化为科学和法制思想。自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管理进一步受到科学主义思维的影响，强调逻辑和实证，背后的精神即理性精神，加上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管理实践进一步催生了西方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经济的大规模、复杂化生产需要科学的制度、程序和标准，由此百年前西方诞生了科学管理。后来，由于社会关系理论、行为学说的出现，产生出对人的重视，但其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

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攻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加上“五四”运动引入“赛先生”，中西管理思想交流日益频繁。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一体化、多极化的趋势加强，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加速发展自己的工业经济。

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我国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也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管理。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之初，科学管理对中国企业，以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正如对西方发达的经济和物质生活崇拜一样，我们对西方的科学管理也产生了崇拜。

然而，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带来大量的弊端。科学管理下，显现出的制度对人性的控制、约束与压抑；企业跨国经营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让人们进而思考西方管理在中国的本土化、跨文化管理问题；工业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环境和伦理关系的破坏，也正在困扰着国人，并在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管理虽然强调的是程序、标准和制度的科学管理，但并不能否认西方管理中存在情性思维和价值判断，或者说是文化管理的内容。无论是从泰勒的精神革命思想、朗特里等人的管理哲学思想，还是企业文化领域的沙因等的企业文化理论中，总体上看，西方管理中存在大量的关于人、道德和责任、信仰等文化因素。

西方思维方式上的理性思维突出，其传统的管理是物本管理（知识管理），在价值取向上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财务。西方管理已经由物本管理（知识管理）向人本管理转变，开始重视和强调人在管理中的作用。而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是价值观、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由于中西方关注的要点不同，西方仍缺乏系统的“关注人”、“关心人”、“以人为本”的管理学专著。如今，中国式管理登上历史舞台，正是对这种不足的补充。

在完成了对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演变历程所做的回顾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包括西方、东方的每种理论和实践都有所不同，但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环境得出的结论。长期以来，管理学家们一直困惑于对众多学派和潮流的评价，对这方面的研究多数停留于表面，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分析，归根到底，是缺乏对管理是追求效率这一本质的认识，没有能够在分析中得出关于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整个管理界仍然处在管理丛里摸索。

管理理论不是凝固的、僵死的，在新的条件下，管理理论仍需不断发展、不断进步。随着时代的和社会的进步，旧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实践必然衰退和失效；而适应新时代、新文明的新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实践，必然涌现和兴起。管理上这种新陈代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管理理论的进步，将促进管理实践和社会的发展；而管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又推动管理理论、方法的不断发展、更新。

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说，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是能够把握人类历史上的三种元精神，即理性、仁爱、信仰精神的领导者，以自身饱满的精神状态，去提升组织中人的精神状态的人。从信仰精神的角度，韦伯立足于宗教社会学，从宗教的视角，提出宗教信仰精神产生了理性精神，形成了资本主义勃然而兴的发展状态。而传统中国人的信仰，按照德国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中梳理的系统，是偏重于大同社会信仰。本质上，此岸的信仰和彼岸的信仰，都是人类心灵深处对最美好事物的追求，可以认为这两种信仰系统是相通的。而中国式管理中的偏重于仁爱精神的追求，恰好是西方管理所欠缺的。因此，真正的优秀企业家，是能够对管理学脉络，既能从学理上分辨明晰，又能融会贯通，并能够超越创新、能在实际中应用的人。

“君子之于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之后再逐步拓展，行之于家、行之于企，行之于天下。随着世界逐步进入信息社会，进而，按照人类发展的规律，最终人类将回归大同社会，进入到大道管理的时代。这时，就更需要企业家深度学习各种理论整合的管理思想，来指导未来的管理实践。而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我们不能说国企没有企业家，或者说国企没有企业家精神。我们可能缺乏的是形成更多国企企业家的制度。

国企的企业家精神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企，只是国企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存在差异，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国企占比相对较小，一般在10%以内，而中国比例较大。

中国与其他国家国企占比差异的由来，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不能完全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国企和民企都不能偏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

从现实来看，中国国企企业家的个人发挥受到更多约束和限制，很难像民企那样释放出个人光彩。同时，国企企业家的认知度也受到行业制约，集中于制造、资源、能源等传统产业，主要体现为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大多是工业品和品牌，而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产品和品牌。

从深化国企改革的角度，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将有机会产生更多的企业家。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制度，也能促进国企企业家阶层的产生。熊彼特认为：经理不能都有资格称为企业家，只有当他对经济环境做出创造或创新的反应，从而推动生产的增长时，才能被称为企业家。因此，国企企业家成功的关键是能否进行创造或创新。

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说，中国企业家的仁爱精神源于儒家思想，但这种爱是有差等性的。曾经的“手心手背”说法，就是这种差等性的体现。发展的关键，是突破这种有差等性的、低层面的仁爱精神，形成更高层面的无差等的仁爱精神乃至大爱精神。这意味着从政府管理层面，要在思维观念上发生巨大的变革，对许多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估。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目前更多的，是要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如何有效落地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

目前一些新理论，尚未在国企中引起广泛共鸣，如在企业的经营结果足以保障股东获得满意收益的状态下，企业经营者就能实际上获得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所有权。实际上，可以从资本方选择最佳的经营者，转变为经营者怎样选择资本。可以从如何使代理成本最小，转变为如何使资本方提供满意回报。可以从如何尽力使经营者或代理人努力工作，转变为经营者辞退不良股东。企业家可以以自己的精神资本乃至智力资本折股成经理期权和利润分享制度等。

国企变革的本质在于制度变革。而经济制度分为两类，一类叫作“攫取型”，让少数人攫取了多数人创造的财富；一类叫作“包容型”，让更多的人参与并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让我们想起开发“褚橙”的褚时健，在国企经营中变成罪犯，出狱后成为受尊重的企业家，实际上是制度建设跟进不足所致。

2.1 生物多样性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定义，自然保护区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由此可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的今天，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不能说国企没有企业家，或者说国企没有企业家精神。我们可能缺乏的是形成更多国企企业家的制度。分类改革之后，切断国企领导从政之路及行政级别，使之走向市场，使他们成为纯粹的企业家，是制度建设的起点。

回顾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历程，确实深深地体会到，推动经济的发展需要“企业家精神”。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缺乏“企业家精神”，因为那时候的企业并不独立自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的自主性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特别是创业型企业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又重新得以焕发，这也是我国“企业家精神”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

从中国企业改革的角度来说，改革是个自下而上的试验、总结、推广的能动过程，“底层探索”和“非整体规划”是中国企业改革的两个标志性特征。在这个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年代，或许，我们更多的应寄托于实践的发展。而这种实践的发展，更多的要体现为有时代精神的企业家，对传统的理念和做法进行哥白尼式的颠覆。

互联网思维下的国企企业家精神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活力而言，没有比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和企业家精神的张扬更重要的了，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张扬，应该遍布于国企与民企。而对于这个阶层的兴起，最有力量的影响，莫过于互联网精神和互联网思维。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资本乃至智力资本的提升，面临着网络化时代新的环境变化。

从企业创造价值的角度说，会形成价值观与价值创造的统一，有点类似于“知行合一”。在脑力和心力为主导的知识时代，团队创造的价值更高，其本质是全身心付出产生的超常价值。这种超常付出，只能是来源于对事业无限的热爱，是对企业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企业家的核心工作，就是激发和引导价值观一致的人，共同创造价值。生命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种“浪费”。只有“浪费”在热爱的事业上，才不是浪费，因为观念里已经将“浪费”内化成一种价值，此时价值观与价值创造高度吻合。

互联网思维到底是什么呢？大家比较认同的解释是对市场、对用户、对产品、对企业价值链乃至价值网络的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马云提到：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综合以上认识，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哲学论，是对整个商业世界的看法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互联网改变的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必然要求一场革命性的运营变革。集合用互联网思维重构企业的运营模式，在国企应用总结如下。

1.网络化生态。就是对所有企业进行重构，把市场中的契约关系引入企业内的产权关系，使产权关系和企业关系融为一体，以此打造价值网络体系，明确各个企业在价值网络中的定位，据此确定企业发展模式。众筹模式就是这种网络化生态模式的代表。目前大多国企，还处在价值链的观念中不能自拔，需要在理念和行动上，都有所动作。

2.全球化整合。未来，企业经营采用开放式思维，跳出企业做企业，中心在外部。在操作上，要求企业运用创新精神整合全球范围内的思想资源、资金资源和业务资源，实行全球众智，资金全球众筹，业务全球众包。随着“一带一路”的展开，这种思维模式和运营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3.平台化运作。平台是快速配置资源的机构。例如，海尔每个员工都在创业，这好像是一棵树，很多树组成了森林，森林里面的树木有今天生的明天死的，但这个森林是生生不息的。可以把企业打造成一个由更多合作伙伴自由创业，提供更多用户自由分享的开放平台，此时，企业实现了由单生命体到多生命体的转型。

4.员工化用户。是指将把客户变成公司的准员工，他们不是公司的在册员工，而是在线员工，属于为企业服务的社会资源。但为所用，不为所有，是一种整合社会资本的模式和能力。

5.自组织管理。企业将越来越向“去中心化”管理方向发展。大量问题在中层乃至基层就解决掉了，高层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价值网络体系就是自组织经营体，成员之间，基于模块化运行的架构，既高度分工又高度合作，即自转又他转。

6.无边界发展。企业无边界发展，是指企业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利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从破界、跨界到无边界的突破，一般体现在经营管理和操作三个层面。

互联网思维不是技术思维，不是营销思维，也不是电商思维，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商业思维；而且不只适用于互联网企业，而是适用于所有企业，不光是民企和外企，也包括国企。从产品到体验，从客户到用户，从营销到传播，从管理到协同，以及大量免费业务的出现，商业世界的逻辑因互联网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消费者的变化，用户成为商业世界的中心。从以生产者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其实是一场回归，回到以人为本的商业本质。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深刻的转型，新一轮的科技变革与产业创新正在孕育，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具有广泛影响意义的技术进步，颠覆了很多传统行业的格局，如3D打印技术、互联网技术等，而部分基础产业技术进步则给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复苏，推动结构调整，引导科技变革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只有那些能够勇于接受挑战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获得互联网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才能成为胜利者。

国企的企业家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