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中国评奖乱象

2015-07-29 05:06胡龙霞
粤海风 2015年3期
关键词:评奖活动

胡龙霞

评奖,一种对于人类天资、智慧、才能、劳动及其成就的赞扬活动,人类社会一进入文明时代就已经出现,它是对个人或个人代表的群体为人类社会所作出的表率和贡献进行的评选奖励,是一个社会对相应的行为取向与价值取向的宣示,具体来说,就是评选本领域、本范围中最好的、最为优秀的人物及其行为或成果,给以奖励,以此公开展示最佳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趋向。这一活动,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个人都纷纷举办,虽然评奖的奖项在世界范围内不一定具有最高水准,但评奖的频率次数、规模在世界范围则无可匹敌,与此同时,造假骗奖、假奖敛财、合伙分奖、花钱买奖、靠权拿奖、凭关系跑奖、内定给奖等等评奖丑闻和黑幕不绝于耳,使得中国评奖成为一种乱象,极其严重地扰乱了人们对社会文化、社会智慧、社会道德、社会价值标准的基本认识,使得人们难以辨明是非、区分美丑、理解善恶,因此,说中国评奖乱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大隐形毒瘤也许并不为过。

一、评奖泛滥已成灾

写下文章标题的同时,我的手机接收到一条信息:尊敬的手机用户,您的号码已经被央视抽中二等奖,奖金总额12500元,请登录央视网站CCTV(后面还有一长串小写字母)领取。这种拿评奖当幌子的诈骗信息,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多的每天都可以收到,少的一周也能够收到几条。由此可以看出,评奖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被用成一种最为普遍的诈骗手段。

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市场商品等几乎所有事物都已经成为评奖的对象,大街小巷、报刊网络随时可见各式各样的评奖消息,党政机构、社会团体、工商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地组织五花八门的评奖活动,同时,只要是规模稍大、影响面稍广的评奖活动,也就几乎同时有评奖黑幕、评奖丑闻出现,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当前中国评奖已经泛滥成灾。

2004年,湖南卫视播出了一台超级女声节目,它是一项大众歌手选秀比赛活动,面向全国范围,这个节目得到了极大的成功,稍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开播星光大道,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于是,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地方电视台,几十家单位几十个名目的唱歌比赛蜂拥而上,特别是湖南台和中央台,都分别使用不同名目,举办同样的唱歌比赛,湖南台就先后有超级女声、快乐女声、我是歌手,中央台更多,有星光大道、中国好歌曲、梦想盛典、梦想星搭档、中国青年歌手大赛、中国民歌大赛等等等等,同样的奖项,同样的评奖范围,不同的名目。

这种电视唱歌比赛的泛滥,由于是娱乐节目,即使搞得灰头土脸,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相对比较有限,不像另一些领域里的评奖泛滥。这里说的另一些领域,主要就是各级政府主持下的评奖活动,其泛滥程度已经到了让正直的人们难以接受的程度。

当下,中国各级政府名下都举行着我们难以统计出数量的评奖项目,科技进步奖、质量奖、环保奖、创新奖、招商引资奖、调研奖、友谊奖、见义勇为奖、创卫奖、安全奖、信息公开奖、旅游宣传奖、政务网站领先奖、市政工程奖、市政建设设计奖、住房奖等等等等,如果给中国各级政府设立的奖项进行汇总,每家都是成百上千项。这是中国评奖活动中最普遍、最大规模的泛滥乱象。

这种泛滥具体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一门出多奖,一是一奖出多门。

一门出多奖。以电影为例,一个中国电影家协会,三个电影最高奖项,百花奖(主办)、金鸡奖(主办)、华表奖(非主办),三个奖项每次评选出来的奖励对象都不一致,每个奖项设立的奖励项目基本相同,同样是最佳演员、导演之类。一个建筑行业,鲁班奖之外,还有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梁思成建筑奖、绿色建筑创新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国家级别的就至少有这五个。至于各级党政部门,每个单位具体有多少项评奖,估计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用个位数是难以统计的,必须用十位百位或者千位万位才行。

一奖出多门。文学一个奖,我们仅凭自己的记忆就可以随口说出一大串名目,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冰心文学奖、萧红文学奖、华语文学奖、艾青诗歌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曹禺戏剧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等,有关资料显示,面向全国范围的文学奖项有约50个,面向本省、本县市范围的文学奖项难以统计,这些不同名目的奖项,即使是在同一级别,国家或者省份、县市,都分别出自不同的部门,或文联、或作协、或政府文化管理机构、或党的宣传机构、或新闻媒体、或图书报刊单位、或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每年究竟有多少个奖,谁也统计不出来。

评奖泛滥的表现有很多种形式,大体都属于这样两类,有人用“中国人人在评奖,中国人人在得奖”来描述当前中国的评奖乱象也许为过,却也道出了当前中国评奖泛滥的实情。至少,除非你没有进幼儿园和学校,你或多或少都曾得到过几项奖励。

也就是说,这种泛滥的评奖已经超出了评奖的基本功能,它们已经不是作为对于人及其行为、成就的表彰,而是对于人的一种基本评判,以及,一种用意在于评奖之外的社会陋习。

二、等级评奖  罪孽深重

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事物能够通过计量来区分大小多少,这种区分非常精细准确,可以将事物划分得非常清楚,但我们应当明白,这只是人们用来认识事物的一种计量技巧,这种技巧,为人们将事物划分等级提供了方便和可能,但请注意,是人们将事物划分等级,而不是事物自身存在等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各有特色,但没有任何事物之间存在等级的差别,小蚂蚁与人,高山与野草,高低的等级划分是人类使用的评判方式,并非真实的客观存在,真实的客观存在是万物共存、万物平等。

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少数保持等级评奖的国家之一,在几乎所有评奖活动中,中国社会都误以为这种等级评奖非常自然,必不可少。例如,国家级别的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奖,2014年的就设特等奖一个,一等奖14个,二等奖136个,中间还夹杂3个创新团队奖,一个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三个或四个等级。同样是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以前评选出来的成员按月享受1000元,此后两年一评,评选出来的则一次性享受2万元。于是,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奖励原本未设定等级,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客观出现了两个等级,一个等级是终身享受,而且每两年多享受4000元,一个等级是两年有效享受一次,下次是否享受另当别论。这种事先设定等级或者事先不设定等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划分等级的评奖,用不着罗列实例,是中国评奖活动中的普遍现象。

另一种隐形等级评奖普遍存在于学校,这种等级评奖从幼儿园就开始,是每个中国孩子都必须经历、接受的一种社会规范。它让每个中国孩子都明白,自己在幼儿园、在学校、在班级、在其他群体中处于什么样的等级,是第一名还是第30名还是最后几名,而且非常细腻,这门功课第几名,那门第几名,等等等等。

此外,中国的媒体、社会管理部门也有意无意地使用各种途径,简直要将每个中国人都排到相应的等级位置,如经常出现的所谓财富排行榜、平均收入榜之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这种假排名、假统计却能够在中国社会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使得每个中国人都担心自己处于一个比较难堪的等级名次,只好假装不在乎,不敢去仔细查阅。

众所周知,所有的科学技术成果、学术成果、文化艺术成果都属于人类创造发明那一类,客观上都不存在高低等级的划分。作为人类智慧和劳动的成果,它们中也许存在这样那样的区别,但这种区别是属于它们的作用范围和功能表现的不同,而不是它们存在高低等级的不同。计算机对于人类的作用足够巨大,罗汉松盆栽技术相比确实没那么大用场,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计算机的发明比罗汉松盆栽技术的发现等级高,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只在于作用范围和功能表现,没有任何等级可比。只有一种情况例外,找一帮人投票,硬给它们划分不同的等级。

等级评奖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人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邪恶、无聊的行为。

奥运会颁奖台上,成绩最好的前三名被分别授予金、银、铜三个等级的奖牌,就体育比赛成绩来说,前三名确实存在客观的具体的差别,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无视这种差别。但在存在差别的奖牌之外,三束鲜花是不分等级的,此外,没有任何等级的实物奖励,应该说,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等级评奖的范围,查奥运会有关资料,从头到尾,奥运会都强调的是公正、平等、参与,而并不强调胜负,特别忌讳等级评奖。

这种等级评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后果?

等级评奖在评奖的同时,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引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攀比,客观上激发着人的嗜杀野性,特别是当这种等级评奖并不公平、真实的时候,得到高等级的人也许觉得高人一等而得意,得到低等级或者得不到等级的人就必然有被侮辱的感觉,既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也就存在不同的行为意图,一旦表现为行为,那就是相互残杀的野蛮重演。即便等级评奖客观上不可能一下子将人类社会拉回野蛮时代,通过评奖将人区分为不同等级,得到不同的社会份额,也会导致一个社会失去稳定、和平的氛围。

三、评奖背后的长官意志

评奖活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开始进行的一种活动,早已经形成相应的规则和惯例,其中,每一项评奖活动都相对独立就是一种常规,举例来说,一个足球运动员、足球裁判就比较合适参加足球比赛活动,让一个从来没接触过足球的歌唱家或者政治家去当职业足球正式比赛场上的裁判,或者上场参加足球比赛,即便只是组织比赛,都不是足球比赛活动的常规,如果不是出于娱乐好玩,那就是一种胡作非为,结果就是将比赛搅合成一场滑稽戏。

在2013年的金钟奖比赛中,成方圆在台上并未宣布第一轮淘汰名单,而是将淘汰名单信封交给两位参赛主教练,后来有人披露,当华谊联队主教练黄韵玲正准备打开信封时,有人叫“先不要打开,我们领导让稍等”,将信封拿走。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工作人员请两大联队负责人进入一间休息室协商,然后才各自宣布了淘汰的6人名单。这个“领导让稍等”的细节,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实情,但能够肯定的是,领导们对比赛结果出现了意见,领导们有了明确指示。无论当时的比赛结果是否由领导决定,领导们尽管不是负责打分的评委,却对评选结果提出了要求。

实际上,当前中国的每一项评奖活动,表面上看都是相应独立的,自有的评奖内容,独立的场所、时间、参赛选手、裁判和组织队伍,而在背后,这个评奖活动都受到一种有形无形的力量控制,所有的评奖活动都是这样,这种控制力量,有的来自特定的“领导”,有的来自评奖活动所关联的相应党政部门。

网上公开的说法,中国的大多数评奖,因为涉及到人员聘用、晋升、资金分配,最终都必须由并非该领域内专家的官员决定。

2009年,中国电影行业的媒体记者自创了一个电影奖项,叫“铁象奖”,评选办法是由全国各地的电影记者投票,得票多者得奖,首届颁奖典礼在当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其间举行。这次评奖活动与中国历来的电影评奖不同,一反少数电影权威评选的方式,改为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电影记者投票的方式,相比较起来,更加公开透明,也同时照顾到了电影的艺术专业性与电影的市场性。然而,这个奖仅仅举办了这一次,再无下文,原因不是别的,是接到上面通知,这种评奖活动不能举办。这个“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形无形的控制力量。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当年8月11日揭晓,8月14日,一篇《关于鲁奖落马的告白》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作家梁衡证实为自己所写,文中称,“是书中的一篇文章《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惹的祸……我必须公开对那四位在(被)打招呼后,仍然勇敢地坚持投我一票的评委表达我的尊敬和感谢。”这个感谢,就是公开告诉人们,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评奖结果有控制这次评奖的力量发生着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并非在于直接针对评奖内容,而是评奖内容之外的东西,简言之,这个作品有人不满意,不希望作品或作家获奖,于是,作品就没有获奖。相应的,另一个作品另一个作家,有人很喜欢,希望获奖,于是,尽管62个评委中据说只有12人翻过作品,另50人几乎都不知该作品为何物,却有58个评委将票投给了这个作品,各种缘由就在于控制评奖的力量发生了作用。

既然举办评奖必须批准,而且必须服从批准机构的领导、管理和指挥,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评奖活动,表面上是评奖单位在举办,实际上则是批准单位在决定,大小事情,一切的一切都由批准单位在背后牵制,就像中国传统的木偶游戏,举办评奖的单位是木偶,手怎么动头怎么摇,是负责批准的单位在暗地里操作机关,机关在批准单位的手里,批准单位怎样动木偶才可能怎样动。

事实就是这样,国家级别的评奖活动或者只有不多的几个批准单位,或者只有一个批准单位。各地的评奖活动也是,要么一个批准单位,要么分别属于不同的批准单位。而无论是一个还是多个批准单位,虽然单位名称不同,但都属于党的机构或者政府部门,都是统一的行为标准,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批准单位都奉行着同样的准则,那么,无论什么样的评奖活动,就都是同一个评选标准,艺术也好、学术也罢、科学技术也行、民间活动也可,都只能是同一样的评选标准。

也就是说,这种由背后的一根暗线牵扯着的中国评奖活动,得出来的评奖结果,即使侥幸实至名归,也难以保证不是内定的机会。而评奖必须靠内定,这种奖,不评也罢。

想象一下,如果奥运会组委会将每个项目的比赛选手、比赛成绩都控制在自己手上,想让谁上就让谁上,想给谁冠军就给谁冠军,让各个专业委员会、所有裁判都听命于自己的瞎指挥和胡乱安排,那么,它能够举办百年却越办越火?越办越让全世界使出吃奶的力气去争得举办一场奥运会?反观中国各类评奖,评几次就灰头土脸,越办越没有底气,为什么?都是背后那根线牵着。

四、评奖且以身份论

身份在中国评奖活动中是一个先决条件,无论是组织者、评委、参评人还是获奖人首先必须具备相应的身份,身份不相称,一切不算数。

这个身份因具体的评奖项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至于具体的含义内容,谁控制评奖谁掌握,还可以随口变换,外界难以知晓。比如,国家级别的评奖需要国家级别的相应身份,一个平民百姓,无论你在评奖项目上做出了多么突出的成就,不具备国家评奖级别的相应身份,你就没资格进入评奖程序,即使侥幸参加,你也不大可能得到相应的奖项。

不评本事评身份,在中国评奖活动中已经成为一种众所周知的惯性,曾经有人对电影金鸡百花奖评委提出质疑:一个连续六届充当评委的人不是电影艺术家,而是电影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副会长,非专业人士充当专业评委,只能是一种身份使然。比如,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才有资格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可是,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活动中,曾经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非本事条件,诸如“要注意地区平衡,行业平衡”,“部长按年龄排序,先让老的上。”其实,院士章程的规定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院士的增选: (一)院士直接推荐候选人;(二)国内各有关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中国科协所属一级学会,按组织系统推荐候选人。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首先并非科学技术成就而是身份的认定,要有人或者组织推荐。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在中国,所有的评奖活动都宣称公平公正评选奖项所对应的成就、表现,但所有的评奖活动都事先设定这样那样的身份界限,即使对参评选手不设身份界限,也必然对评奖的评委设定身份界限,因此,评奖结果就必然首先取决于身份,评奖内容即便不退居在身份之后,也最多只能与身份相提并论。所以,大家经常在电视选秀节目上看到的,参赛选手在表现自己的才艺的同时,一个个都挖空心思讲述自己的背景故事,把评委和观众感动得泪如泉涌,谁让人感动得眼泪鼻涕多,谁就往往得到更多的选票,其参评的内容是否符合评选标准则被大家抛到了脑后。

第12届全国美术展,首先是各省份举行美术作品评奖,不同省份得到不同数量的参展作品由各省份评奖出来,按说,参赛作品、评奖裁判都应当出自美术专业人士,但是,有省份1300件作品参评,评选出126件参赛作品,126件作品基本出于4个单位或者与之关联的作者,并且,评委也恰好来自这四个单位及其主管单位,有好事者将评委、作者、获奖作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归纳,结果发现,金奖10银奖20, 30件作品的作者如数与评委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或者就是自己,或者师生关系、血缘关系、上下级关系、亲属关系,无一例外。

2012年12月1日,《大河报》头版报道了河南首届杜甫文学奖颁奖仪式,20部作品获奖,有人很快发现, 20名获奖作者中, 16人是省文联和省作协的副主席、秘书长、主任、理事以及市级作协主席、副主席。客观地说,文联作协领导人同样有资格获奖,但是,当文联作协领导人已经是评委的时候,按照惯例,就不再具备评奖资格了,自己给自己当评委,说不过去。

中国确实是一个礼仪社会、人情社会,在评奖活动中也是一样,规则往往让位于人情,甚至将人情因素制定在规则范围内,像院士选拔规则一样。这样的评选标准,从标准方面已经将人情放在第一位,在具体评选过程中,人的身份就比人的表现更加重要。

评奖活动中的身份是一个预先设定的得奖人范围,当得奖对于个人来说并不足以决定一个人的人生的时候,这种预先设定就多少顾忌一点脸面,将评奖内容也纳入评奖范围,而一旦得奖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样式,那就彻底将评选的内容抛弃到一边,最多只作为一个向公众交代的材料。例如,总共才评选六届的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就有四名评委获奖,四名评委虽然都是文学人士,自己评自己得奖显然是已经不顾忌脸面了;第五届则有纪委书记获奖,算不上文学人士,仅善写打油诗,或者叫顺口溜,而且完全够不上一绝,属于大街小巷闲散人等都会的勾当,另一个评论奖得主,得奖文章严重抄袭达到70%,这种文学伎俩是人就能够做得到。显然,一个文学奖,决定了他们今后的人生,至少可以在中国文学界或者文化部门得到优厚的待遇。

于是,特别是对于把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事业当成人生的毕生追求和乐趣的人来说,中国评奖中的身份论无疑是给他们的智慧和努力当头泼下了不是一瓢而是一河冷水,除非他们放弃追求,他们一生努力的成果很难得到承认。那么,中国的学术、科技、艺术,也就难以真正出现突破性的成就,要知道,身份常常与智慧、与勤劳无缘,相反,身份更多地是愚蠢、懒惰的温床。

五、评奖与金钱

古代奥运会除了给优胜者戴上橄榄枝编制的花冠外,还曾经奖励过一只山羊,也奖励过一个水壶,现代奥运会没有了山羊或水壶,把戴在头上的花冠换成了抱在怀里的一束鲜花,用一块奖牌就打发了。不过,评奖不给钱财,并没有让奥运会掉价,相反,连山羊或水壶也不奖励的奥运会更加讨人喜欢。社会文明进步就这么实在。

中国恰好反其道而行之,1984年,国家奖励奥运冠军6000元,2000年15万元,2008年35万元,2012年50万元。奖金越来越多,固然与国家经济状态有关,或许也说明,中国评奖越来越在乎金钱。

随手就可以罗列出一大串评奖其实是便于敛财的例子:曾经有号称世界品牌实验室评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最低收费69800元;评选“共和国脊梁”,每位参评者交纳9800元;楼盘评选所谓“联合国人居奖”,交纳36万元。

另外一些评奖也许不是为了敛财,而是,谁出的钱多谁评得奖项。如中国绿化基金会举办过一个评奖,中国烟草总公司获得了“2011生态中国贡献奖”,主办方坦诚把评奖实情告白天下:中国烟草总公司自2010年起,每年捐资500万元,共捐了1亿元用于促进绿化,评奖主要以捐款金额作为主要参考标准。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首季比赛结束,台湾选手张玉霞、卓义峰接连落败出局,回台湾就叫屈,并非歌艺输人,而是浙江卫视要求签下不平等合约,除了8年长约外,酬劳以2:8分帐!2013年9月10日,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在北京市二中院法庭上供述,他将受贿的2300万巨款用于参评院士。2008年11月8日,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湖北襄樊市举行,颁奖典礼获得了当地一个酒厂的赞助,于是,与这个酒厂有关的一名当地报告文学作家就得了奖。

还有更离谱的,直接兜售奖项。2011年,在全国中学生生物奥赛前,有人跑到奥赛学生家长面前推销40万元一套的奥赛试题。

当前中国社会浩如烟海的评奖活动大致可分为这样两大类,一类我们暂称商业评奖,另一类则称专业评奖。商业评奖,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最具价值品牌”“联合国人居奖”等例子,它们评奖的目的就是实现评选内容的商业化,金钱最大化,所以,它们围绕金钱做文章,其实并不为过,只是,它们常常使用一些非常专业、远离金钱的名目,这就有诈骗的嫌疑。专业评奖,比如科学技术奖、文化艺术奖、体育奖等等,无论是中国传统还是全世界的惯例,用诺贝尔奖的说法,颁发奖金主要是为了方便得奖者继续专业方面的工作不受财政因素的干扰,按照奥运会的作法,那就是一只羊或一个水壶也不发,只发一个奖牌,也就是说,专业方面的评奖不应该是关于金钱的奖励。但事实不是这样,当前的中国社会上的所有专业评奖,也同样明目张胆地围绕金钱进行,前文所列事例里比比皆是,我们就不再举例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评奖不给钱,没钱怎么干?

尽管诺贝尔奖、奥林匹克奖已经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作一些分析。

在中国,无论是作家、画家、科学家、电影艺术家、建筑设计家等等等等所有的专业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即使是凭专业技术自谋生路的人,也多少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工作获得报酬,何况,大家还都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成果获得额外的报酬,只要是真实有效的专业成果,特别是能够转化为商品市场的时候,报酬更加可观。也就是说,不举办评奖活动,这些专业人士同样进行着自己的专业工作,并不是需要得到评奖的奖励之后才能工作,那些靠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的专业人士更为明显,他们中许多人一辈子在专业方面毫无建树,却从来不愁生计,而且,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方面的实验室、研究设施等等的投资都有政府负责,因此,中国的专业评奖其实在世界上最不需要金钱奖励。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最不需要金钱奖励的中国却把专业评奖搞得最为讲究金钱?

回答很简单,和商业评奖一样,中国的专业评奖的目的并非在于专业,它们也和商业评奖一样,实际上就是为了金钱而举行的。

也许,我们拿不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当前中国评奖如数成为围绕金钱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同时,也很难找出一次评奖项目不是围绕金钱而举办的实例。

六、评奖不透明  如数见光死

无论哪个范畴的评奖,公开透明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评奖涉及到的是公众,一个个人拿出自己也许耗费了一生心血才做出来的作品、产品,与其他成千上万的素不相识的人所做的同样的成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喜欢这样的评奖活动在暗中进行,除非他并不热衷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并不喜爱自己的成果,更或者,原本就是滥竽充数。

尽管我们都被告知,每一次评奖活动都一定做到公开、透明,而查遍中国所有有关评奖的办法、公告、报道,却没有一项评奖能够做到评选办法公开的同时,也做到评选过程公开,并将评选结果公布于众,任凭公众调查和询问,相反,任何一样评奖,都要么事先就设定这样那样的保密条款,要么进行暗箱评选,而最常见的是,评选结果一旦公布,外界除了接受结果以外,没机会进行任何调查,结果就是结果,无论与奖项多么不配,就那样了。总之,中国的评奖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确保不能透明,这样也就确保了评奖过程和结果能够藏污纳垢,不被清理。

当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突然爆出不设编剧奖的时候,面对记者们的提问,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李国民用了一个“四不原则”作为回答:本届电影节不存在黑箱操作;票房将一如继往地不纳入评奖考量;不对外公布明星们的出场费;不为外国影人修改评选标准。这是一个最为明显的评奖不透明案例,首先,设什么奖项,大众事先并不知情,评奖标准也未公开,至少是未事先公开。

也许,正是这种惯于不透明操作的评奖,使得中国评奖活动难以服众,如中央电视台主办的体坛风云人物评选,即使增设了推选委员会的25人推举候选人、350人的初评评委、150人的总评评委现场投票,高达500多人的评奖队伍,评选出来的结果却依旧难以得到许多人的认可,为什么呢?体坛的人物表现非常直观,谁谁在奥运会上得了冠军,谁谁在亚运会、全运会得到冠军,每个人都清楚,可以说用不着投票就可以将这些人罗列出来,但主办方却不这样直接做,一定要组织一个庞大的评委会,由他们投票,至于他们按照什么标准投票,他们为什么有资格投票,那就属于不透明范围,所以,无论他们投票出怎样的结果,公众并不买账。

中国的评奖活动非常多,我们实在找不出有那一次评奖活动得到过全社会的一致认可,当然,我们也找不出来那一次评奖活动不公正、不真实的证据,因为所有的评奖活动都不透明,特别是,任何一项评奖都不可能让公众进行具体调查,具体了解。那么,从理论上讲,既然你不敢把事实公之于众,只能证明事实有见不得人之处。

2010年,常熟市人民政府设立了一个“言子文学奖”,通过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诗刊》社,以“能不忆江南”为范畴,向全国征稿。然后,由中国散文学会组织一帮评委进行评选,结果出来,一等奖如数为评委们获得,闹得网络上骂声一片。

评奖其实并非什么神秘的事情,只要将评奖范围、评奖标准、评选过程等有关资料如数公开,任由公众查证,做到这一点,评奖就很难不被公众接受了。

由于中国的评奖不透明,不接受查证,理论上已经决定了评奖结果并不真实,实际上也是,绝大多数评奖得出的结果,一旦由公众查证,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1990年获鲁班奖特别奖的中国体育博物馆,使用仅15年就成了危房,造价1.4亿元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学楼刚刚摘取“鲁班奖”桂冠,就出现了墙面开裂及大面积渗水现象。

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2009年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有一个获奖项目,编号J-213-2-03,名称可降解生物基高吸水性树脂生产技术开发及推广应用,网络上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将项目的编造黑幕描述得一清二楚,连如何造假造怎样的假都交代得非常明白,与获奖名单上的单位名称、项目名称、人员名称基本一致,可是,网络上除了几篇举报长文,再也查阅不到相关处理信息。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当评奖不透明,不就评奖的办法、程序、内容公之于众,不接受公众调查监督,评奖就很难说评选出名副其实的奖项,所有不透明的评奖,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般都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疑点重重。

个中缘由,因为只是为了金钱,因为背后有长官意志、因为得奖者的身份更加重要,不说也罢。

盛名之奖  其实难付

评奖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方式,它最为突出的特点就在名誉,因此,评奖最讲究简洁明了、准确响亮的荣誉称号。

中国传统的名誉、荣誉长期受帝王们的掌控,帝王们的奴才为了取悦帝王,把帝王们的称号编造得足够繁琐,往往东扯西拉冠上几十上百字的名称,这个习惯被中国社会一直延续了下来,好在,评奖很少把帝王当评选对象,名称就用不着那么长,只要足够响亮就可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媒体在唱歌、演电影的评奖活动中,开始将获奖的男选手称作帝王,影帝、天王,女选手则称作影后、歌后,按照汉语的传统意思,帝、后,王、后,是对于帝王及其妻子的称呼,只不过帝王的妻子很多很多,而且分等级,最高等级的妻子才称后,不知道唱歌、演戏的评奖中评选出来的帝、王与后的关系是不是夫妻,如若事先已经是夫妻,夫妻双双评上奖,也算一段佳话,如果事先不是夫妻,评得了奖就自然成了夫妻关系,这种奖也确实值得一评,好歹无意中促成一段姻缘,不过,事实可不是这样,很少有男女夫妻同一次被评上歌王歌后,那么,这种乱点鸳鸯谱的“盛名”就显得太不尊重。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许多评奖活动都开始把名称编排得一个比一个高,什么国家级4A5A旅游景点,5星6星7星级宾馆酒店,世界最什么什么,国际什么什么,一些原本真实的专业评奖也不甘落后,纷纷增加进去一个大字,叫什么什么大奖,除了奖金可能多几个,评奖的内容则没见有超出多少水平,大多数则正好相反,名称更吓人了,奖金也多了,评选出来的奖项的真实成就则反而有所不如。

有名无实,名不副实,当前中国评奖活动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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