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与改革

刘胜军

近期，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

十八大以来，反腐成为新一届领导人“新政”的最大亮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展现反腐的强大意志，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高压，官场一片风声鹤唳。随着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一大批高层官员落马，中央成功宣誓了“反腐无禁区”的决心和意志，产生了强大威慑力，提高了中央权威。

应化解反腐带来的官场不作为

由于官员本就不愿推动“自我革命”式的改革，反腐风暴更令官场人人自危，“不作为”似乎成为官场新常态。

最初，中央对部分官员“不作为”比较宽容。但随着时间推移，“不作为”的危害开始凸显。其一，官员消极抵抗，导致改革进展迟缓。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2015年4月，有关部门汇报时说，一些好政策没落地是因为一直等“会签”。李克强总理严斥，“国务院常务会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耽误时间吗？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其二，官员不仅对改革“不作为”，现在甚至对“花钱”也没心情了。4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对统筹使用沉淀的存量财政资金建立任务清单和时间表，对工作不力的严肃追责”。李克强总理去年曾对东北某个民生项目“盖133个公章仍未完成审批”的问题作出批示。今年4月10日他在东北座谈会上提起此事，仍然是痛心疾首：“去年批给的土地，70%仍然处于闲置状态！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可见官场不作为风气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有人用这样的段子来形容现在的局面：大领导踩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

在官员“集体不作为”的影响下，一方面经济加速下滑，另一方面改革迟迟难以取得突破。由于中央设定了在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能否扭转官员不作为成为严峻的挑战，这关系到经济风险，更关系到改革大业。

反腐是服务于改革大局的

其实，改革就是反腐的治本之策。“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简政放权才能根治腐败。所以，只要三中、四中全会改革执行到位了，腐败的制度空间就会得到极大压缩。改革的目标就是象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而实现制度反腐。从这种意义上讲，改革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简单的肃贪本身，反腐应为改革大局服务。

问题是，当前的改革离不开官僚体系的配合。如果官员作为一个整体，继续采取不作为的态度，改革将不可避免陷入僵局。从中国历史上看，官员以集体不作为来对抗改革，是历来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由此，对反腐策略需要进行优化。譬如，是否可以稳定团结大多数官员，将反腐聚焦于少数“罪不可赦”的官员？

当然，与香港1977年的特赦相比，目前中国的特赦还未成为一种正式的反腐策略，下一步是否会走向显性化、正式化，尚待观察。据香港《文汇报》披露，2015年4月，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在一次演讲中披露，对近期是否有可能特赦腐败官员的提问，高层领导表态称“还不到时候”。任何特赦都是有条件的，中国当前的特赦亦不例外。笔者认为，以下几类情况被赦免的可能性最大：十八大之前的腐败；情节较轻的腐败（群众反映不强烈的）；岗位不重要的官员。

从中纪委2015年以来的通报中刻意强调“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手”的信号来看，高层的意味颇值体悟。

反腐步入治本的新阶段

自2015年春节前夕“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首现中央纪委的通报用语至今，77天时间里中央纪委通报处理的11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中，“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占比过半数，共6人。

笔者认为，这意味着官方发出了反腐从风暴式的“震慑反腐阶段”走向“有条件特赦”的“制度反腐阶段”的信号。在第一阶段，风暴式的反腐，旨在产生威慑效果，让官员“不敢腐”，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在第二阶段，反腐旨在推动改革，进而实现反腐从治标向治本的迈进。

“不作为”成为改革的羁绊，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2015年5月5日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明确提出，“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这释放出要改变官场不作为的强烈信号。而优化反腐策略，进行有条件的特赦，则是改变官场不作为的关键所在。

有人或指：特赦不公平。笔者也同意，特赦当然不公平，但不失为特定情况下的权宜之计。香港廉政公署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史美伦说，“内地反贪腐可借鉴香港模式，打几只‘大老虎，同时也要考虑某种程度的特赦。特赦可减少反腐阻力。特赦并非对所有贪腐赦免。特赦可能不公平，但这是反贪不可回避的代价。”

其实，“不特赦”亦不公平。当前大量官员的腐败是在前些年政府权力过大、权力缺乏监督、官员薪酬过低、官场生态恶化“劣币驱逐良币”之下的“被动腐败”，大量案例确属身不由己、情有可原。更加重要的是，不特赦，改革没戏，最终整个社会都是输家；相反，通过有条件的特赦，给大多数官员改革自新的机会，换来的是改革的推进，全社会都会受益于改革红利。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表明：特赦并不意味着反腐失败，而是从理想走向理性，从官僚集团与公众两败俱伤的零和博弈走向皆大欢喜的“帕雷托改进”。因此，我们要妥善处理反腐与改革的关系。endprint